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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战争与和平:从《春秋》经传看儒家的正义

更新时间:2020-12-16 08:35:36
作者: 向世陵  

   作者简介:向世陵,男,1955年生,四川仁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孔子研究》第20196期

   内容提要:和平与战争相对而言,儒家向来肯定正义的战争,谴责通过战争去图谋私利、抢夺地盘。“春秋无义战”但又有“彼善于此”。和平的到来,需要仁德和国家实力的综合作用。“春秋之道”有常有变,判定战争与和平是否正义,有维护君臣大义、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等多个标准。理学家强调动机而贬斥苟且换来的和平,讲和会盟不能是屈辱投降,主张通过正义战争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稳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热爱和平并不意味就否定战争,正义的原则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

   关键词:和平/战争/春秋/正义

   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对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终抱有真诚的期待。但是,和平如何到来,它以什么为前提和条件,却也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传说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尧舜时代,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后,和平的得来却是要靠革命即战争的手段去实现的。从《周易》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肯定和赞扬看,商周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和平是与正义的价值判断密切关联的。

   孟子称颂汤武的正义战争,肯定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渲染其情形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正义战争解决了社会不公,将民众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借用《尚书·武成》的说法,周武王伐纣克商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最后则是“垂拱而天下治”,和平社会因之到来。

   孟子赞颂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这与他描绘王道政治,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是相呼应的。因此,他坚决反对不义而争利的战争,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留在孟子脑海中的,正是离他不太远的春秋诸侯争霸,在那里随处可见争地以战、争城以战,所以孟子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声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正义性,只是在不同战争相比较时,其中一些战争比另一些战争好一些(接近正义)罢了。孟子如此判断的理由,是战争行为的发生,应为天子讨伐和矫正诸侯的罪过,即所谓“上伐下”,而不是列国之间的互相侵夺,但后者却正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特色,所以说“春秋无义战”。

   不过,“春秋”之事是记载在《春秋》经文之中的。《春秋纬》载有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曾专门引证和阐发,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之言,意味一般地褒贬是非,还不如将其放到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迹之中,针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评判,以扬善惩恶,使后来者能以此为戒①。那么,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对春秋时期的和平——止战结盟行为,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列国之间的讲和,在孔子及后来儒者的眼中,本身就成为一个“事件”,其重点也就不在和平本身,而在和平如何到来,后者直接决定了对此和平的是非认定。

   一、“召陵之师”的“彼善于此”

   孟子讲“春秋无义战”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后来朱熹解释是“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②。所谓“召陵之师”,《春秋·僖公四年》经文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句,这是承前齐桓公率诸侯军队侵蔡伐楚而来。《左传·僖公四年》谓:

   (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攻打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去交涉,诸侯军队于是暂驻召陵。由于齐桓公愿意和好的善意和屈完的游说,齐桓公放弃了进攻,最后屈完代表楚王与各诸侯订立了停战的盟约,带来了和平。可能正因为如此,孟子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的业绩相提并论,即它们都是指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理想社会的。

   孔孟之后,儒家学者对召陵之盟通常持肯定的态度。的确,它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双方的协商实现了和平,故属于“彼善于此”的相对正义的举动。具体来看,齐及中原诸侯能实现与楚国的和平,原因包括多个方面:首先,齐国作为中原霸主自身的国力及其对中原诸侯的号召力,是楚国愿意与之会盟结交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楚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和有利防守的地理条件,则是齐桓公不敢贸然进攻的现实考量;第三,屈完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但又以齐桓公须以仁德安抚诸侯(也包括楚)为前提。

   这些原因,一方面,说明仁德在当时诸侯和大夫的心中,仍然具有制约不义行为的道德力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各自对战争结果的合理预期。齐国及中原军队并不具有战胜楚国的绝对实力,所以在以“德”还是以“力”服人的权衡中,桓公最终选择了以德服人,从而导致了和平。那么,和平的到来,是仁德和国家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正义便体现在这种承认各方权益的和平结盟之中。

   由于《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的亲手撰修,其中的每个字都被认为有“大义”。如此的“笔法”,在宋元以后成为科举考试必读教本的胡安国《春秋传》中,有专门的阐释: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不称使,权在完也。“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九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而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召陵是也。”④

   楚本为蛮夷,后受周封为子爵又僭称王,故在此之前,《春秋》并未称楚大夫名氏。此时却直接称名“屈完”,说明孔子肯定其休兵止战的言行。按胡安国的解释,孔子讲“来盟于师”,是嘉奖屈完和楚人主动结盟的和解愿望;而“盟于召陵”则是称颂齐桓公不以兵强、而以仁德收服楚人的业绩。故进一步发挥说,齐楚能和解,既有屈完在维护楚国利益的基础上,愿意讲和与善于言辞的缘故,更离不开桓公的仁义之举,甚至以为这差不多就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了,感叹它达到了春秋诸侯会盟的最高境界。他并引扬雄之言说明,齐桓公所在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及后儒特别赞美召陵结盟的正义之举及其带来的和平。

   二、“常变”之议与“平者在下”

   召陵之盟的和平值得赞扬,根本点在齐桓公的以德服人。但在同时,儒者评价春秋战争与和平事件是否属于正义之举,贯穿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维护君臣大义。国与国之间缔结和平休战的盟约,必须是国君本人到场或由被授权的大夫代表。在宋楚结盟中,一方是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另一方虽是大夫,但却有楚国国君授权,屈完是代表楚成王与各国诸侯缔结盟约的,国君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尤为值得珍重。

   然而,召陵之盟带来了和平,但和平盟约的缔结却有不同的情况。对于有违“天尊地卑”的君臣大义原则,却又促成了和平的事件,《春秋》及传注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的呢?这里以僖公四年宋国与楚国的讲和为例来分析。

   《春秋》经文: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传》曰: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无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在此次宋楚结盟前,楚军围宋达九月之久,双方都已到了极其疲乏难以为继的状态,尤其是被围的宋国,已经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骇人惨景。两国大夫私下会面,华元表述了宋国即便拼到最后一息,也不会接受当年楚国胁迫绞国签订“城下之盟”那样屈辱投降的盟约;但若楚国愿意主动退兵,礼遇宋国,则宋国愿意听从楚国的号令。子反害怕最后拼到鱼死网破的前景,故与华元订立了盟约,然后才报告楚王。结果,楚国守约退兵三十里,两国休兵止战,两大夫坦诚相待而实现了和平。那么,对此几乎耗尽了人力物力的宋楚两国讲和止战,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但在汉以后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⑤。

   其时责难宋楚讲和的儒者,其基本观点,一是司马子反作为楚国的使者,却同情宋国人的苦难,私自与宋讲和,这是“内专政而外擅名”,如果这样的“轻君”“不臣”都不谴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二是“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⑥。作为汉儒《春秋》学代表的董仲舒,则是从他的“仁义法”出发看待和评价这一事件的。董仲舒以为,立足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子反的立场因此具有正当性,并扩展了孟子“推恩”的仁德,强调“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⑦。儒家仁爱的推行是出于自然的情感,应当跨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普遍的人道关爱即“远”为治理天下的优先选项。因此,对于儒家的君臣大义,就应当站在常变、经权互动的立场上,以仁德为内核去适时地协调仁与礼的冲突。他称: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⑧

在董仲舒这里,“春秋之道”固然要坚守,但君臣大义的“道”本来有常有变,子反之事不当从常,而应当从变去看,这个“变”就在于当时宋国人相食的惨象已违背了根本的人道;与此同时,在仁德与礼制之间,仁是内核,是质;礼是文饰,是文。在“大失其仁”的情形下,“救其质”已成为最为紧迫的选项,顾不上“文”也就无可厚非。孔子讲的“当仁不让”原本不是指如此的情形,但用在这里却十分恰当,因为它体现了根本的人间正义。所以,讲说《春秋》,不能死搬“平定之常义”,而必须根据如此之大的变故做出调整,把握儒家的权变原则。正义必须是善的,或曰美德的位阶高于礼法,这应当是董仲舒做出如此判断坚守的底线。那么,宋楚之间的和平尽管有“轻君”“不臣”和“政在大夫”之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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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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