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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楚 倪峰:结构性权力的回撤—特朗郭楚 倪峰:结构性权力的回撤—特朗普的权力观及其影响普的权力观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0-12-14 21:22:56
作者: 郭楚   倪峰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外交奉行单边主义、物质主义和孤立主义,这种风格转向可以用权力这一概念予以解释。特朗普的权力观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特征,他认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美国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不重视所谓"软实力"和其他观念的影响力。从权力的生效机制角度来看,特朗普重视武力的威慑效用但谨慎使用武力;特别强调双边、即时对等的利益交换机制;基本上放弃通过投入物质资源对他者进行改造。这种权力战略的正面影响是美国通过战略收缩能较快地促使其个体物质利益回归;负面影响则是美国由于过于自利而导致其结构性权力遭到显著削弱。如何平衡个体主义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建设是美国战略家的当务之急。中国应当警惕美国将其提升了的个体实力转化为结构性权力的动向,并找到破解应对之道。

   关键词∶ 个体主义权力 结构性权力 特朗普 权力观

  

   2017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下简称"特朗普")上台后签署第一份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后美国做出了一系列"退群"和"废约"行为。2018年5月,美国与韩国的新版《美韩自贸协定》生效。为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多次以"随时退出WTO"的姿态进行威胁。特朗普政府在两年内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取而代之的《美国一墨西哥一加拿大协定》于2020年7月1日生效。2018年5月,美国不顾盟友反对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并单边恢复对伊朗的制裁。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在处理同盟体系事务时,特朗普政府最大限度地将维护同盟体系成本推给盟国,例如,多次要求韩国负担全部的美韩军演费用,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也很浓厚。2019年11月,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10月,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0年5 月,在国际社会艰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却公然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为何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本文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外交风格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以他为首的美国核心决策层的权力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力的源泉是什么,即决策者将什么视作权力;二是权力的生效机制是什么,即如何运用权力从而使得权力客体呷服从。本文首先提出问题,再回顾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概念,接着论述美国权力的源泉和生效手段,然后分析特朗普的权力观及其影响,最后是文章小结。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 源泉和生效机制

   (一)国家将什么视为权力

   权力的首要基础是物质要素,脱离了物质基础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权力资源主要包括地理和人口、自然资源禀赋和工业化程度、军事力量、国民性格和士气、内政外交能力等。而物质因素是权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甲对国家而言,巩固和扩张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需要占有和使用物质资源,进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内容。权力也包括观念要素,没有观念支撑的权力就没有意义和方向。摩根索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观念权力的存在和重要性,他指出∶"但凡能建立起人控制人的关系网,无论是有形的、可观察的暴力组织,还是无形的、难以察觉的心理控制机制,这些都属于权力范畴。""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这是一种以观念为基础的力量,通过对他者进行吸引和感召,从而塑造他者的观念和偏好,最终促使他者主动按照权力拥有者的意志行事。叫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也认为,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信仰或者观念。

   建构主义者认为观念建构身份,进而决定利益认定和行为偏好。"具体到观念的推广普及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向国家灌输了某些原则和信念。6 另一些学者认为某些跨国共同体通过向国家决策者传播"有用的知识"来影响决策。同诚然,观念的作用在某些情景下是巨大的,但观念始终无法发挥独立的决定性作用。观念的产生和传播需要物质承载。"人的思想观念受所处客观环境的约束,社会建构现象受到物质世界的框定。因此,权力的最重要维度仍是物质主义范式。

   关于权力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权力的拥有者是个体还是集体。在国内事务领域,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个体才是最重要的权力拥有者和使用者。8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组织和机制(regime)也是权力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且这种权力更加深刻而广泛,所以更加重要。例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际制度的机制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一些学者之间的分歧仅在于国际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和行使权力。

   持有"国家是国际事务主要行为体"观念的学者天然地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权力拥有者和使用者,这一思想的重要代表有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他们强调国家是国际机制背后的"首要行为者"和最终驱动力。冷战后国际实践出现了新变化,强调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权力效用的理论得到发展。"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D.Keohane)认为,国家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凹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银行、宗教领袖等都已成为重要的跨国关系参与者。通过区别"联系性权力"P,斯特兰奇明确提出了"结构性权力"概念,即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它来源于对安全、生产、信贷,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这种结构性权力渗透在具体的思想、制度和组织中。

   不同学者所处的不同时代塑造了他们的不同观点。早期的学者所处的时代全球化程度低,国际机制尚不稳固,很多领域都不存在国际规则。"因此,联系性权力是主要的权力,单次博弈是主要的互动方式。只有联系性权力强大的国家才能打造结构性权力,若结构性权力"失效",联系性权力(军事实力和强制力量)是"最后一招"。"结构性权力本质上只是表现形式和生效机制发生了改变的联系性权力。但联系性权力并非最紧迫,即它并非一直都会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无战争时代"m,这一时代的特征是相对更加规则化和更加和平8。在这种国际政治时代下,结构性权力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此时结构性权力才是最紧迫的,在更多的时间、更广泛的国际议程中发挥作用。

   (二)国家如何获得权力——权力的生效机制

   第一,武力的使用。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使权力客体按照权力行使者的意志行事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最原始的权力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武力经常被使用,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和局部冲突多不胜数。"整个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大约14500次武装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大约35亿人死亡。在当代(1816年以来),根据对战争的不同界定,已经出现了224次到559次国际、国内和殖民主义战争。""通过炫耀武力也可以使权力客体意识到反抗没有意义,故按照拥有武力的强者的意志行事。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权力的要素和运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P随着武力的使用场景越来越少,其他的权力机制则变得更为重要。

   第二,不对称相互依赖下的利益交换。相互依赖意味着双方都要付出成本来换取各自的利益,其本质就是利益交换,而利益交换之所以能够发挥权力的效用就在于这种依赖存在不对称性。奈和基欧汉明确提出"不对称相互依赖"就是国际政治新时代中较多场景下的权力来源。戴维·鲍德温认为,所有的交换关系都能以传统的权力概念予以阐述和解释,反之亦然。"研究国家间交换行为的最重要视角就是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范式,即交换的目的就是权力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重因素决定了武力胁迫的路径难以走通,大国主要是通过利益交换获取权力。

   大国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利益交换行为获取权力,也可通过架构和参与国际机制等多边主义方式来获取权力。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常见的利益交换行为,援助国向受援国提供物质援助从而获得后者的支持和追随。"通过架构和参与国际机制来说最重要途径。一般来讲,机制在初始阶段离不开强制力的使用。而且,机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交换的结果",即成员参与某个机制是因为有利可图和追求合作共赢的效果。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稳定、繁荣和开放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一个霸主,强国通过维护世界自由经济体系来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同时照顾全世界利益。P吉尔平指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PI创建国际机制并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转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回报则是稳定的国际秩序和从自由经济体系中获得的高额经济利益。

   第三,观念渗透与建构,即建构权力客体的身份和观念,进而塑造其利益和行为偏好。观念建构区别于其他权力生效机制的特征是时间性,即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建构某种观念和身份。例如,在原始社会,权力通过使用暴力予以体现,经过较长时间后权力的表现形式演化为各种规范和观念,其内嵌于文明、宗教和习俗之中,深刻地建构了人们的思想和身份。因为无法察觉到这些规范的控制力量,所以也就没有对权力的反抗。但是一旦我们发现了它的本质,那么就会在语言里、在知识里和在日常生活的习俗中发现这些权力。"

   武力胁迫、利益交换和观念建构这三种权力机制具有本体论上的不同优先性9。利益交换受武力胁迫的影响和控制。武力胁迫战略内嵌于利益交换战略之中。同一旦国际秩序陷入动荡状态,国际规则的作用将显著减弱,此时武力将重新成为国家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而观念建构也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拥有强大物质实力的主体才能塑造和传播观念。一些看似很自然的日常准则,其最初的推广和"内化"也是通过暴力强加的。因此,相较于另两种权力机制而言,武力胁迫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而利益交换比观念建构更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利益交换行为,而观念的传播和内化并非经常出现。二是大多数的利益交换是即时生效,而观念建构一般都耗时较长。三是利益交换行为经常能够导致权力客体观念和身份的变化。因此,就本体论的优先性而言,武力使用强于利益交换,利益交换则强于观念建构。大国在执行一项战略的过程中应按照不同权力机制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顺序行事。首先要自强自立,通过"内部制衡"发展出强大的综合国力。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利益交换获取权力。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和通过国际机制推进本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上,传播和推广本国价值观,对他者进行观念渗透和建构。

本体论的优先性只意味着时间的先后性和条件的基础性,并不意味必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在国际秩序形成的初始阶段,只有物质实力强大的国家才拥有宣传和推广自身观念的物质资源,所以强大的物质实力是观念建构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权力时时刻刻都持有最大影响力,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它的力量可能更加强大。因此,何种权力机制更有效,要视具体场景和议题而定。从国际斗争的角度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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