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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21世纪,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在中国

更新时间:2020-12-12 10:30:02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日前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年会期间举办了“2020年当代经济学奖”颁奖盛典,林毅夫、魏尚进、熊伟、王江等4位经济学家因其对理论创新、学科繁荣做出的杰出贡献获颁殊荣。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主题作演讲,他指出,21世纪,中国会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是引领思潮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对于怎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才能有理论创新贡献,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南方+根据其现场演讲录音,整理出以下内容,分享给读者

  

  

   夏斌先生、各位学界的朋友,我首先要感谢当代经济学奖,把2019年的奖项授给我和魏尚进,我也要恭喜2018年的获奖者王江教授和熊伟教授。

   来领奖之前,夏斌先生就说你在这个会上想讲讲什么呢,后来我想我发表的文章大部分人都看过了,所以我就说我谈谈中国经济发展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当我想谈这个题目时,我就想到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邀请我写的一篇祝贺文章,标题是《本土化 、规范化 、国际化》,标题的含义是说如果我们用规范的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就是国际性的贡献。

   这次把我在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农村改革的文章,作为获奖的理由,那篇文章就是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在这次获奖上面得到肯定。在国际上,也算是被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

   在那篇文章当中,我还做了两个预测,我预测21世纪,中国会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引领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1995年大家想想看,那时候,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我想算来算去不会超过5个人,而从国内来看的话,95年在国内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到底有几个人?海闻跟我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我们只有6个人,全中国加起来不会超过10个人。那时我们是大量的在学习西方经济学。

   我在那篇文章当中,预测了21世纪中国会是世界经济学的一个中心、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那时候我想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异想天开。但是这个异想天开不是胡猜乱想,我是根据经济学的发展史,跟经济理论的本质来做的论断。

   我想在座的都是读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才从哲学当中独立出来,分成一个社会学科。那么从177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百七八十年的时间,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在英国,引领世界经济思潮的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不是没有,但数量少的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是在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不能说没有,但是跟美国比起来,要少得多。

   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产生的中心,会有这么一个时空的相对集中性呢?我想这是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理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包括你用很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是在写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这个逻辑应该是越简单越好,而不是越复杂越好。

   那既然逻辑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说那个经济学家提出的逻辑就重要,所以他就是大师,另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逻辑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他就是一般经济学家。怎么来决定这些逻辑的重要性?其实不决定于逻辑本身,决定于它所解释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包括过去经验的总结或是当前问题的意识或解决。但什么叫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时候,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又是工业革命刚开始。那么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我们所读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其实都是研究英国的现象,因为英国重要,它的现象重要,解释那些现象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

   我们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那当然发生在美国的现象的重要性,就比在英国的重要性提高了。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往美国移,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都转移到美国。

   1995年中国还那么穷,引进西方经济学才刚刚开始,我怎么有那个底气预测21世纪中国会是世界经济学的一个中心、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1994年,北大一方面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跟海闻等几位教授推广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另外还出了一本叫《中国的奇迹》的书。在这本书里,我们提出的一个判断说,中国当时是很穷,但是只要沿着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的改革方式,一方面维持经济稳定,二是在市场这一轨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那中国应该可以取得稳定跟快速发展。

   1995年中国很穷,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重很低,当时不到5%,但在那本书中,我们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规律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即使我们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我们人均GDP不过占它20%、30% ,我们还有后发优势,我们经济还可以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的更快,所以世界经济中心往中国转移,是不可阻挡。

   如果我相信自己写的那本书《中国的奇迹》里的判断,如果我相信我对经济学的本质的分析是正确的,那我当然会预测,21世纪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当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不是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就像从亚当斯密以后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一样,或者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一样。

   我很高兴《中国的奇迹》那本书的论断。在1995年大家都认为林毅夫太乐观了,但实际上2014年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超过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上的共识了。

   所以我很高兴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如果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第二个判断,世界经济学中心在中国,如何帮他变成实现呢?要让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中国来,让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如果让这个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但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怎么来研究才能真正有理论创新的贡献?

   在这里我提两点,第一要了解中国跟发达国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从产业机构开始到金融结构、法律结构都有差异性,而这个差异性是内生的。第二,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都有代价,而且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

   我可以简单讲两个例子,我们的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但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跟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读现代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或者文献。公司理财是金融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另外一个是资产定价,公司理财会讲股票市场、风险资本、银行等等, 这对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的产业是非常合适的。技术创新必须自己发明,这是非常合适的。可是在中国50%的税收来自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70%的GDP来自农户加上微型、小型、中型企业,80%以上的就业来自于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现在读的公司金融理论,怎么解决这么样的一个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我们都知道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结构差异性,你研究可以在顶刊上发表,但能否解决在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实体金融的需求。

   我再讲另外一个结构的扭曲性是内生的,最印象深刻的是1988年,中国第一次发生18.5%的通货膨胀。我想大家都认为那既然通货膨胀,那就提高民用利率,增加投资成本,减少消费的意愿。总投资一除下来,那通货膨胀不就解决了吗。

   而且理论上讲的非常清楚,这还是好办法,只有好的投资项目会被保留下来,坏的投资项目会获取高的利息,那就被淘汰掉了。消费一样,只有重大消费被保留。这些资源配置多好,但中国当时民用利率不动,用的是所谓的治理整顿,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一定乱点鸳鸯谱,很多好项目会被砍掉。

   我自己也看到好的项目被砍掉,当时北京新二环内的新大都饭店,盖一个新楼18层,到13层就被砍掉,变成烂尾。88年北京的饭店非常少,那么好的楼变成烂尾楼,不是乱点鸳鸯谱嘛,当时我有很大的冲动,写一个公开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不懂宏观治理。那如果不写公开的文章,我可以上个条子,说就是提高民用利率就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从1978年到1987年,维持9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一年9%的增长很难,那我们取得9年的稳定和高速增长,又是转型中国家,其他转型中国家一转型经济就崩溃了,中国是稳定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绝对不是不理性。如果中国政府是理性,它的决策选择,跟我读的理论模型里面政府是理性,那么它的选择不一样,那谁错了?理论的假设条件不一样嘛,因为国外的理论没有像当时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规模很大,资本很密集,又有比较优势,如果没有一个廉价的资金,这些企业都活不了,用今天的话就都是僵尸企业。

   对这样的企业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利率提高后,让它亏损倒闭,但倒闭后失业怎么办,国防安全怎么办,里面还有当时的电力、电信,如果让它倒闭,经济怎么运行。所以你就发现,你提高利率后,它亏损增加,财政补贴就增加,财政赤字就增加,财政赤字一增加,那就货币化,通货膨胀就来了。

   所以如果你了解中国有很多扭曲式内生性,那么很多标准的理论,在这么个发展中国家就不适用,可是我们现在读的主流经济学里面,当然中国的问题它大概都有讨论,好像也都能解释。但是我们知道,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是单部门模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即使是多部门模型,它也是把发达国家结构作为唯一的理想的结构。只要你跟它的结构不一样,那就是扭曲,那就是必须根据它的结构去靠,可是我们发展中国,发展的条件不一样,顶部条件不一样,比较优势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原创贡献,一方面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了解结构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内生的。要了解我们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

   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做研究。那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理论创新的机会,而且这种理论创新,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出的扩大、在世界的影响扩大,我相信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大,我相信随着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那么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不管是在座的各位,还是国外的老师们,会从中国这些现象当中作出原创性贡献,那么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就会从做这些有原创性的理论模型当中的来产生。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时代,而且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组织的中国经济学年会这么一个平台来交流我们的研究成果,用当代经济学奖来鼓励我们做原创的研究,让我们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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