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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反思、退省和再启蒙——王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

更新时间:2020-12-12 09:57:19
作者: 李天纲  

  

   摘要: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采用黑格尔哲学式的理念,对他的早年思想和学术做了进一步的继承和扬弃。他的思想方法是从德国哲学汲取的"反思"(Reflection),他的精神资源来自家族信仰中的"退省"(Retreat),而根本的思想特征仍然是早年萌发的"启蒙",是经过"第三次反思"之后的"再启蒙"(Re-enlightenment)。王元化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他是一位对于旧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展开批判,对新世纪人类未定蓝图有着关怀和憧憬的思想家,他在最后二十年中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晚年之学"。

  

反思(Reflection)

   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每天都沉浸在思考当中, 只争朝夕地工作。他撰写长文, 接受访谈, 整理旧作, 出版众多作品, 精彩纷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作品的气质, 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反思", 这也是元化先生自己的意思。元化先生把2000年编订的文集名为《九十年代反思录》, 用了他给冯其庸先生的题辞手迹"精思所积, 荒径为开"作扉页, 就含着这个意思。元化先生精研黑格尔哲学, 他在严格意义使用"反思"概念, 是哲学家的标准。"反思"一词, 在黑格尔《逻辑学》那里是"思想回到了思想本身", 即思想者对原有的思想做返回自身的思考, 是理性精神在第三阶段的再一次提升。翻开元化先生的《读黑格尔》, 开宗明义第一句话, 讨论的就是"反思"。"反思(Nachdenken, 后思), '反思一思想本身为内容, 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在宗教、法律和道德……这些领域里思想化身为情绪、信仰或观点, 亦未尝不在那里活动。思想的活动, 思想成果, 可以说都表现在里面, 都包含在里面。"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小逻辑》, 摘录了第51页的内容, 是1956年11月写的, 是当年的笔迹影印。这段话, 正可以拿来作为元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反思"精神的写照。退下来以后, 元化先生对以前在"宗教、法律和道德"领域内的"情绪、信仰和观点"做了全面的反省, 经过黑格尔式"精神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达成了他的"晚年之学"。

   元化先生自述平生有三次大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是1940年与妻兄满涛争论的结果, 他们从苏联文艺理论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思想; 第二次反思是1956年受"批判胡风分子"的牵连, 在"隔离审查"期间攻读哲学, 通过对黑格尔《小逻辑》、马克思《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研习, 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 第三次反思发生在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 元化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元化先生的思想家气质, 注定他在社会变动的关键时期都会以深刻的方式作出敏锐的反应。"幡然悔悟"是不够的, 他追求的是带着反思的大彻大悟。1986年秋冬之际, 元化先生住在金山宾馆接待马悦然先生, 朱维铮先生带我, 还有庞朴、纪树立、黄万盛等一起驱车前往, 去商讨《中国文化史丛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部分的编辑工作。那次, 元化先生差不多是用誓词般的口气告诉大家, 他退下来以后将一心做研究, 做一个老知识分子, 而不是"老干部"。此后, 他拒绝了两三个出任这联那联主席的提议, 绝不愿卷在文学、艺术、社科界的各种关系中, 不带权势, 只身一人, 回到知识圈, 只与学术界不多的朋友交往。我认为, 像《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带着"思"字的书名和文章, 最能反映他的晚年夙愿。20世纪80年代以后, 元化先生的"反思"迥出俦列。贴着时政的思考, 都是在"思想和学术"的层面, 做的是"反思"(Reflection)工作。

   元化先生在二十多年里以敏锐的触角, 探讨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 思考强度非常大。加上他治学跨了文学、哲学和历史领域, 构成了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他不停顿地思考, 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启蒙",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反思"以后, 急切地关心国内外重要思潮。从《清园近作集》中的文章和访谈可以看到, 在2000年前后的"人文精神"vs"消费主义"、"保守主义"vs"激进主义"、"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等重大议题上, 元化先生都砥柱中流般地提出了鲜明主张。元化先生对外界"南王北李"、"南王北钱"等传称并不认可, 但他团结了上海、港台和海外的一批学者力图超越政治和时事, 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 则是事实。

   在《学术集林》的筹办、编辑过程中, 朱维铮先生赞同元化先生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当海内外有议论说这是"学术出台, 思想淡化", 他在对傅杰的访谈中说:"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 会被救亡所压倒, 被学术所冲淡。"朱老师鼎力支持元化先生的主张, 在和我们的聊天中说:元化先生是"思想中人", 也是"学术中人"。他在黑格尔哲学与文学批评有建树, 还有过去在党内生活中形成的敏锐判断, 这样既能驾驭文、史、哲多学科, 又了解社会现实的学者, 现在国内就没有几位了。朱老师还说:元化先生年龄上是兄长, 思想上却应该是我的师长。王元化先生2008年去世, 朱老师2012年去世, 两先生在晚年成为莫逆, 二三十年中越来越密切地交往, 传为佳话。朱老师尊元化先生为当代"思想中人"有学问者, 元化先生也一直说:你们的朱老师有学问也有思想, 是我在上海最谈得来的人。我本人是在1986年经过朱老师的引荐, 向元化先生面呈了关于《万国公报》的硕士论文, 得到了专门的指教。1998年, 元化先生更是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主持了我的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博士论文。二十多年里, 因为很多问题去向元化先生请教, 每次谈话过后, 哪怕很短的时间, 都会受到他的精神感召。据我所知, 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退省(Retreat)

   有一阵子, 元化先生在合适的谈话场合, 会提到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和早年脱离家族的信仰传统, 晚年仍然是一位无神论者的实际情况相对照, 他对基督宗教, 尤其是对于在华基督宗教影响的评价, 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一时期, 他对宗教和信仰表示了好感, 但也并不是简单的坏了又好了的那种。我认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也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内容之一。"回到思想本身", 元化先生全面思考了他与家庭、家族、社会和人类在终极存在上的精神关系。他在第一、二次反思中, 已经摆脱了第三国际意识形态关于宗教信仰、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的观念。第三次反思中, 元化先生并没有回到逝去的家族信仰传统, 仍然是一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但是, 元化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却明白地说:"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 我小时候也受过洗。"成为共产党员以后, "自然不再信教了, 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

   元化先生怀疑, 在他一生的思想中"可能"存在基督教的"潜在的影响"。试探着解释这个"潜在的影响", 是我们理解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一个关键。

   1986年在金山宾馆, 元化先生说要重视对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出版的研究, 随后就告诉大家说他曾经是基督徒。在场的人似乎都是第一次听说, 颇有些意外, 那时候对此话题仍然是有点禁忌的。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 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 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 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 我参加了救亡运动, 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 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后来还知道, 元化先生的婚礼是基督教式的; 1986年和2006年, 是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他母亲桂月华和妻子张可做的追思。因为我一直在做在华基督教、天主教的研究, 元化先生和我谈这个话题比较多。初次交谈时, 他就说应该去找陈泽民院长、郑建业主教, 把他们请出来做基督教研究。元化先生曾邀请他们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宗教"部分。后来, 他还提起了武昌教会的韦卓民先生, 是他钦佩和交往的神学家。有一次他留意着告诉我, 武汉大学哲学系做基督教研究的车桂教授是他的亲戚, 要我们多联系。元化先生对中国基督教会及其信仰本质都非常熟悉。我曾经和朱维铮老师说, 元化先生对于宗教研究很有见解。当初如果是元化先生布置上海的宗教学、宗教学会, 则会更加重视理论和历史, 并"反思"到中国宗教的根本问题。

   人们就此揣测, 以为元化先生不懈的"反思"精神与家族信仰有关, 是托尔斯泰、十二月党人的"忏悔"意识。这当然比较符合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想象, 但并不是元化先生的自我认识。忏悔(Confes- sion)是基督宗教的"七项圣礼"之一, 天主教的翻译是"告解"。中国教会至今的理解, 忏悔是一种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完全否定自我的行为。基督徒做忏悔, 有神学指导, 它要求全面反省信徒与上帝的关系。"忏悔"和哲学家讲的"反省", 在历史上有一些联系, 但不是一回事。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哲学, 有完整的近代理性主义精神, 他的第三次反思并不是向某种本体的"忏悔", 而必出于自己的思考。1999年, 当李辉在访谈中问:"您的反思与宗教的忏悔。反省有无关系?"元化先生回答说:"没有你说的什么宗教的忏悔心情。一个人反思自己的思想, 有错误加以纠正, 就像走路跌倒爬起来再想想怎么走一样……和宗教的忏悔有什么关系呢?"

   基督宗教的"Confession"翻译为"忏悔"、"告解", 元化先生晚年反思(Reflection)状态中并无这个因素。我的理解是, 元化先生当然没有回到基督徒的上帝观(信仰本体), 更没有重拾基督教的祷告和忏悔(礼仪实践), 他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么, 他感受到的"基督教精神的潜在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元化先生自己也感觉信仰精神的回归, 这又如何解释?元化先生和"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做出严肃思考的人们, 心理上都有着痛苦的经验需要超拔。如果说这种心理经历与某种信仰有关的话, 那不是忏悔, 而是一种Retreat, 或者就可以译成"退省"。Retreat, 除了撤退的意思外, 还指教徒从世俗生活中退下来, 以安静和独处的方式, 闭门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称之为"避静"。我常常觉得, 离开吴兴大楼, 常年在衡山宾馆和庆余别墅标准间生活的元化先生, 生活简单, 精神丰富, 过的就像是一种"避静"生活。教会有这样的习惯, 对现实失望的时候, 它建议你退一步, 在一个超越的思想空间里展开批判, 获取灵感。元化先生晚年退出了世俗生活, 展开反思和批判, 很像是一场退省。每次去拜访元化先生, 都会想起马相伯在洋务变法活动失败后息影土山湾, 却在吁喊"还我河山"的样子。

"退省", 退而省思, 留出物理空间, 保持精神距离, 对先前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和信仰作一深思, 庶几就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了。元化先生"谈反思", 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反思所称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 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 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 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今天读这些熟悉的文字, 仍然感到一种冲击力, 有着震撼。这种"退省"后的"反思"和儒家奉行的"达则兼济, 穷则独善"也完全是两码事。退省(Retreat)并不是"穷则独善"之消极、怯懦, 而是具有理性力量的反思, 承担责任, 开展启蒙。我们感受的震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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