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国强: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更新时间:2020-12-12 09:53:46
作者: 杨国强  
同属乱世的五代十国是一个文化残破的时代,因此显得更暗淡。

   一个接着一个的职业军人变为帝王,凭借的不是功业,而是武力。于是,武力便成了一种能够制造君权的东西。而能够制造君权的东西,一定也能够制约君权。宋人叶适说:“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以抗上命,喜怒叛服,在于晷刻。故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论。然国擅于将,尚可言也,未几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其是听,遂以劫胁朝廷。”而“自五代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固皆士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校论。” [13] 在一个武力制造君权和制约君权的社会里,武力所归的地方便是天下之威权所归的地方。当日的将帅因没有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而不受纲纪的束缚,但当这些抗上的将帅转过身来面对成群鼓噪的士卒时,他们又因没有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找不到可以用来束缚士卒的东西。于是,由“国擅于将”而变成“将擅于兵”,五代的骄兵悍将以武力作准则,造出了一个历时五十年之久的无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地方可以讲善恶、讲是非、讲人伦、讲规矩。

   由于没有地方可以讲善恶、讲是非、讲人伦、讲规矩,儒学的种种道理便在精神上与那个时候的士人离得越来越远。南北朝的世族是群体,他们凭藉先人留下的历史厚积而能岸然自立。五代的士人则是个体,面对满地兵气,最易消磨志节。因此,他们出仕便是依附,大半没有养其廉耻之心的自觉自律。其间有一个叫做冯道的人身历唐、晋、辽、汉、周八姓十一君,常在公辅之位,晚年自号长乐老,著书历述累朝阶勋官位以为荣,而同时士人往往羡叹之。这种自荣与羡叹,非常明白地写照了一世士风的普遍无耻。从孔夫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崇尚社会责任感,但在一个士风普遍无耻的时代里,无耻所扑灭的正是社会责任感。因此,后代士人论五季,于此尤觉痛切。司马光说:“(冯)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道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而“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在这个过程里,个人的道德低落显然已经演化为政治上的溃决与不宁。所以《资治通鉴》叙五代史既毕,特为夹入一段议论,期期以为一个时代不能没有道德标准 [14] 。在五代十国之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赵宋王朝也是在“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中产生的,其开国的皇帝仍然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在君权社会里,武力支配政治终究是一种异态。它因“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走到末路,在时移势易之后,宋代便成为着力压抑武人的一个朝代。而五十年道德低落成为一种反衬和反照,又促成后起的知识分子纷纷以砥砺德性作成了另一代士风。

   北宋继五代而起,最忌惮的是骄兵悍将和内轻外重。骄兵悍将指的是武力支配政治,内轻外重指的是地方颉颃朝廷。对于宋太祖和宋太宗那一辈人来说,这是一种由亲身经历而获得的经验,其深切可以刻骨铭心。因此,从宋初开始,防弊便成为朝政中的要目,国家政治中的许多方面遂因此牵动而大变。宋人论宋,已常常反思其间的得失:“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县遂日就困弱。”于是“天下承命而服”。然而一旦祸发,则地方莫不溃散:“自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多以虚声胁降,有如探囊得之。” [15] 政治重经验,尤重于自己切近的经验。是以赵宋承接五代,则不能不变。但每一种经验其实都是有限的,并因之而总是片面的。它们以成败利钝昭示因果,因果同时便是警戒。然而它们在昭示一种因果的时候又常常淹没了其他因果。因此,一身全为经验所牵,防弊的过程便非常容易由一种因果引出另一种因果,不知不觉中演变为造弊的过程。用来除旧弊的东西越过了度,便成了催生新弊的东西。宋代的悲哀正在这里,而后人读史应当沉思的地方也在这里。

   赵宋一代始终与边患相伴,在弱势中由北而南,最后在元人的铁蹄下成了被夷灭者。此后八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元代。

   元代以蒙古人为帝王,功业重在外征。其版图地兼欧亚,幅员之广,为古今所未有。与前代之疆界阻格相比,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可以交通的辽阔空间。于是,随着军队和商队西去,中国人累积的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地流向了欧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指南针、火药、雕版印刷术、纸币、算盘、瓷器。同一个过程里,西方的商人、教士、工匠、艺人则纷纷东来,他们带来了出自欧西文明的宗教、数学、美术、历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且以色目人的资格在中国做了二十多年官,他写的《游记》后来流布欧洲,直接引发了彼邦人士因向慕东方而寻找新航路,因寻找新航路而发现新大陆,这些都在创造历史。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席卷而过,用的全是暴力,而这个为暴力所开创的时代,却以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而异常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历史。

   但以外征为功业而造出了辽阔疆域的蒙古帝王并不谙熟于政治。在他们统治中国的八十九年里,着力营造的都是人间的不平等。“元朝天下,其长官惟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几,自更不得与闻。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别。” [16] 他们不肯认同汉人与南人,因此,面对着汉人与南人的社会,他们始终是一群不能融合的外来者:“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这些人天天在统治汉人,却大半“素不识汉人文书,未知其义” [17] 。与之相为映衬的是:“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18] 其排斥儒学知识分子的意识是非常明白的。由此作成的社会结构,不能不使元代的庙堂成为一个文化稀薄的地方。而众多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知识分子,则一定会日积月累地深化自己对于这个政权的疏离感和异己感。显然,用法度筑成的藩篱来隔离多数、隔离文化,换来的只能是政府和社会脱成两截。

   当蒙古以外征为功业之日,其本色在剽悍。而一旦入承平,则岁月容易消磨剽悍,而武功则不能化为文治。“蒙古色目之为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向人讨钱,各有各目,始参曰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曰生钱,管事而索曰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官美曰好地分,补得近职曰好好窠窟。全不知忠君爱国为何物也。” [19] 这些文字写照了普遍的由贪而腐,在其背面则是普遍的由贪而暴。由贪而腐是自身的弱化,由贪而暴是民愤的强化。这是一种常见于历史过程之中的矛盾。然而因为元代排斥儒学知识分子,这种矛盾便得不到来自清议的制束和调节,而长在日趋日激之中。又因为元代太过强烈的种族意识,“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20] 。南方社会经济因之而节节破败。两者交叠,使得备受重压的南方成为种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最先激化的地方。于是,在元末的中国,南方便成为最先造反的地方。当初从北而来的蒙古贵族在兵锋的逼迫下又向北仓皇退去,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遂在很短的时间里崩塌了。

  

   明代的君权是在河溃鱼烂中倒塌的。仁、宣之后,帝王的弛怠,权臣的恣睢,宦官的肆张,士大夫的是非之争和意气之争都曾招来过政治危机。然而最终把王朝推到末路的则是重赋逼出来的民变和造反。从万历到崇祯,由辽饷而剿饷,由剿饷而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余万,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 [21] 。由民而“盗”,是一种扑不灭的烈火。而后,在民变和造反汇成的乱世混沌里,从边地进入关内的满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清代的开国君主身历明清嬗蜕之际的连年战乱,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顺治元年的上谕说:“前明厉政,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其后又加剿饷,又为各边抽练,而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民无所告,殊可悯惜,自今以后,一切加派,尽行豁除,如有官吏朦混倍征,杀无赦。”[22] 他们看到累积的重赋转化为累积的民怨,累积的民怨转化为累积的戾气,由此产生的警惧使新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轻赋立国的自觉。后来康熙、雍正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积久而为清代的祖宗家法。与前代相比,这是清代历史的一个特点。因此,康、雍、乾三朝父子祖孙前后相继,屡次以文字兴大狱摧折士人,而田间的农夫耕氓则漠漠然视之,一派安谧宁静。百年之间,与文字狱造成的血色和窒息相对,是一个轻赋之下的长久盛世。然而由轻赋筑成的财政只能是一种脆弱的财政。一遇天灾(旱、涝、蝗、河决)人祸(战争),马上捉襟见肘。于是,每当“四方多事”、“军需浩繁”之际,朝廷常常要另拓蹊径,用“纳银”开捐的办法来筹措费用。久行之后,捐纳便成常事。嘉庆元年,中国社会正当盛衰之交。有一道上谕专说捐纳:“现在军需河工均出常年经费之外,国家度支有常,此亦朕万不得已之举,非以捐纳为必可行也。”又说:“各大臣果有真知灼见,能为裕国之策,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朕当立时采行,即将捐例停止。若但言捐例之弊,而亦别无良策,无庸虚陈奏牍。” [23] 这些话表述的都是国计的窘迫。农业经济的国度里,财政是一个常数,而世事之变化则往往要越出常度。两者之间的矛盾,明代用“加派”的办法来解决,清代用卖官(捐纳)的办法来解决。从“加派”到捐纳,既说明了清代的帝王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绕过明代君权倒塌的地方;也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范围之内纠正传统社会所产生的倾斜,常常会扶得东来西又倒。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捐纳与清代政治相始终,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官场社会相。“咸同以来,捐例大开,纳粟得官,遂相传以为世业。其稍有资财或能假贷于人者,父子兄弟莫不以捐班为捷径,或且因以致富。光宣两朝,则为尤甚,即以江苏言之,候补道至三百余员之多。” 这个过程一定会使官场变为市场。因此,捐纳在当时和后来都被当作一种秽政,常在世人的掊击和垢责之中。但掊击和垢责都不能上溯源头。嘉庆的上谕已经说明:捐纳不是自愿的选择,而是前朝的阴影不散地罩在后朝头上的一种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帝王将相都是不自由的人。

   前朝的阴影不散地罩在后朝的头上,其内在含义正是历史经验在延续中的固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不仅承接明代,而且承接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因此,它所拥有的历史经验会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多。然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人挟节节茁长的工业文明咄咄逼来,中国便面对着经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后,清代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遂一步一步地脱出了旧轨。

  

  

   本文原载于《思想与文化》(2003年第三辑),注释从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88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