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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12-12 09:50:04
作者: 王浦劬 (进入专栏)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轫和创立的历史,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的智慧源流和鉴知明镜。以宏大历史的视野,基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拓展的研究,可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发轫,在启蒙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西方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的。为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诞生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样态和特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创立,既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明的转换和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知识传统和教育体系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又必然带有旧传统的深刻遗痕和新学术的先天不足和缺憾。它在学科建设宗旨确定、学术思想确立、体制机制优化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一流政治学科具有多方面启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无疑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南。

   今年适逢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发端创立120周年,当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之际,站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联系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实现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系统回顾、梳理和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百廿年发展历史,分析提炼其中蕴含的学科发展规律,鉴识吸取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源流与创立

   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观察和追究,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记载文字显示,人们在古代就仔细观察、追究和思考社会公共生活及其权威现象,形成了关于政治现象的知识和学问,并且开设学堂,讲授知识、传播思想。在中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好奇、探究、思考和传播,初始过程竟也十分相像,古希腊智者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及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和他的吕克昂学校,孔子创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学授业,由思考到传授,使得这些智识者的政治思考和学识成为文明意义上的学问和学术。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中西方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对于中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际遇,使其形成了关于政治思想、活动和制度的不同认知,由此构建了不同的政治学问和学术。

   19世纪末,中西方政治学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尽管如此,中西方政治学科独立成型的动因和背景却迥然相异。

   在西方,发端于14世纪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自由主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及至19世纪末,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然确立,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却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有效化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作用随之逐步突出,为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对于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运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要求,实际政治生活对于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知识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实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学、伦理学、法学而形成并且仍然与这些学科学术混为一体的政治知识,演化成关于政治运行和技术的专门而清晰的学科、学理、知识和方法体系,正因为如此,独立的政治学科应运而生,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认为标志着西方独立政治学科的诞生。

   当西方政治学揖别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而成为独立学科和知识体系时,中西方文明在现代化意义上,已经在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发展时序方面形成巨大落差和时差。

   没落腐朽的满清王朝裹挟着中华文明急剧沉沦,而在后发和外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觉醒的先进分子积极向西方和国外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战争之前,这种关注和努力无疑大量集中于器物层面,对于西方军事技术、工业制造技术等等的直接引进和简单模仿,逐步酿成了近代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昭示了对于西方器物简单模仿学习而达成现代化路径的淤塞。适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启蒙知识分子由此认为,先进的西方器物,固然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的果实,但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却是开放在与此对应的西方制度之枝干上的,因此,欲达成先进的器物,必先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而欲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则必先达成先进的制度。“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3]而1898年的“戊戌维新”,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换的集中行动,维新派的变法,实则为制度变革。与此相伴的倡导新学,不过是伴随制度导入的思想、学问和文化引进。研究表明,恰恰是这种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引进,激发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近代中西方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公元纪年虽然同处一期,但是,中西方政治学在历史遭际和实践使命意义上的社会纪年却迥然相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摆脱深重民族危机和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艰难追寻,引发了对于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政治哲学的抛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追求和对于现代化伴生政治形态的知识渴求,这种弃与求,既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认知滥觞,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发展的实践底色。

  

二、样态与特征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轫,在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诞生必然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的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研究显示,其初生样态由此呈现复杂的多面性:[4]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古老中国的诞生和拓展,是戊戌维新运动移植和嵌入外来知识和制度的幸运例外。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戊戌维新创立京师大学堂的产物。戊戌维新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变革腐朽的满清封建制度以救亡图存的重大行动。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维新的制度变革主张惨遭旧势力疯狂扼杀而几近全部覆亡,但是,京师大学堂却是其侥幸留存的唯一成果,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因为京师大学堂的幸存而得以萌发。

   京师大学堂侥幸留存的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缘由已经诸多学术探讨。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得以引进和确立,却是多种复杂要素耦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出于晚清统治集团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的需要,政治学科的办学宗旨和目的是为朝廷培养能臣。正因为如此,京师大学堂初始,其课程全科目甚至都设置为培养官吏的“仕学馆”。其次,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和开课,亦是社会和政治不得不趋向变革的社会政治发展要求使然,腐朽的晚清政权难以担当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使命,朝野对于政治制度变革暗藏心思的各自期冀,使得京师大学堂设置、留存甚至发展了以国家制度认知和阐述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学科,就此而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设置恰恰适应了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需求。因此,这一学科的移植和设置,根本源于当时政治变革的需要。最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也缘于近代政治学科的独特属性。民族危机既重,旧学伦理说教无以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难以确定国家的现代政治发展方向,欲维新国家制度,朝学两界不得不选择新的政治知识和学说,应对空前政治危机,确定国家政治与治理走向,汲取合用的外来政治规则,展开新国家建设。显然,以国家和制度知识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学科,恰恰符合这一候选资格,从而合乎逻辑地在留存的学堂中得以设立和滋生。

   不同需求的相互契合和复杂交融,造就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旧统治与新变革之间的栖身空间,而不同政治集团关于旧邦新命变革的各自愿景,则赋予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新芽以嫁接于旧制度枯藤的不同寄托,由此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避免了戊戌维新其他新法的厄运,成为新知识和新制度嵌入旧体系和旧制度的幸运例外。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近现代中国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蜕变中得以发端和发展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创立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创立和发育的时期。究其初始发端和后来发展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与中国现代大学发育和发展相互联系甚至密切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与中国近现代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演进蜕变相向而行和同步进展的。考证研究揭示,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学科特殊性,其近代的发端、发育和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演变历史。[5]

   戊戌维新之后的京师大学堂被赋予双重角色,即中国第一所近代国立综合性大学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即是在这一政学合一的机构中萌发破土的。显然,这种政学合一的机构并非现代大学,其属性和职能的混合性,也使得绿芽初吐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实际湮沉在为官之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中。

   1905年清廷学部的设置,使得中央政府具有了专司全国教育管理的行政机关,也使得京师大学堂得以逐步蜕减行政机关属性,成为中央直属的综合性大学,由此形成了高等学府与政府机构之间相对独立的体制关系,开始了政府管理近现代大学体制的建构。

   高等学府外部行政体制的变革,为其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京师大学堂由此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办学权,从而可以更多地按照社会需求、学科和学术发展规律来设置办学专业、办学层次、组织结构和课程体系,建立健全学术共同体。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育成型过程,正是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大学的发育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展开的。

   研究显示,“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建设有了较大的调整,朝着更接近近代高等教育的方向改革和发展。”[6]首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设置,使得不同学科体系边界、内容和功能得以清晰;其次,大学本科教育的开展,使得现代大学的教育层次得以正式确立,而政治学科本科教育的开展,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诞生的标志;最后,大学管理体系与知识体系合一的学系的构建,使得大学按照学科知识结构构建形成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从而使得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学科和知识体系为基础,标志着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近代学科的设置完成。这就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之时完成其设置的。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设和拓展,经历了从学识到学系的多要素多体系构建的漫长过程。在知识分类意义上,“学科”一般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对象、认知属性和学术功能的知识体系。中国唐宋时期,学科简称科举考试的学业科目,如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迅速发展,知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不同属性和功能的知识逐步类分聚集,“当由欧洲原创的人类知识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走向全球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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