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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

更新时间:2020-12-10 09:12:32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解说。文献资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

   比如,现在人们谈论北京,关注比较多的是城墙、胡同、四合院等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这种谈论,切近日常生活,容易引起民众的兴趣。其实,在城市改造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还包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并非只是四合院的问题,还包括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无深入的体贴,或者说“理解的同情”。借助于“北京学”,至少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对这座城市多几分亲近之情,也多几分敬畏之心。

   相对于时代大潮,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只能做到尽心尽力。保不住城墙,保不住四合院,那就保住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这也是一种功德。除了建筑的城市,还有一个城市同样值得守护——那就是用文字构建的,带有虚拟、润色与想象成分的北京。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教育、学术、大众传媒甚至口头讲演等,尽可能让大家留住这个城市的身影,留住“城与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

  

   一、从“溪山行旅”到“都市印象”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的都市”,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城风韵的设想。不仅如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

   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另当别论。在《〈十二个〉后记》中,鲁迅称俄国诗人勃洛克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至于中国,鲁迅说得很肯定:“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周作人则不这么看,在《〈陶庵梦忆〉序》中,他给张岱奉上了“都会诗人”的桂冠:“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对鲜衣美食、华灯烟火、梨园鼓吹、花鸟古董等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有特殊兴趣的张岱,确实与传统中国文人对于山水田园的夸耀大异其趣。假如我们不将都市诗人与现代主义直接挂钩,那么,周作人的意见未尝没有道理。

   再进一步推论,考古学意义上的都市,几乎与文明同步;文学家对于都市的想象,当然也应十分久远。为何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都市,在文学史家那里基本缺席?并非古来中国文人缺乏对于都市的想象,而是此等文字一般不被看好。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而言,约略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感时与忧国,以屈原、杜甫、鲁迅为代表,倾向于儒家理想,作品注重政治寄托,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第二,隐逸与超越,以陶潜、王维、沈从文为代表,欣赏道家观念,作品突出抒情与写意,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第三,现世与欲望,以柳永、张岱、老舍为代表,兼及诸子百家,突出民俗与趣味,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如此三分,只求大意,很难完全坐实,更不代表对具体作家的褒贬。如果暂时接受此三分天下的假设,你很容易发现,前两者所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第三者。

   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选了小品文大家兰姆1801年致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信,开头便是:“我的日子是全在伦敦过的,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爱得强烈,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而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

   一直到20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作家,乃至近在眼前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都远远超过其都市想象。这里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缘故,但更缘于意识形态的引导。很长时间里,基于对商人阶层以及市井百姓的蔑视,谈论古代城市时,主要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功能,而相对忽略了超越职业、地位乃至种族与性别的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城市(如所谓“七大古都”,还有扬州、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都曾引领风骚,并留下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文笔记等。可惜文学史家很少从都市想象角度立论,而更多地关注读书人的怀才不遇或仕途得志。

   都市里确实存在着宫殿或衙门,读书人的上京或入城,确实也主要是为了追求功名。但这不等于五彩纷呈的都市生活,可以缩写为“仕途”二字。明人屠隆《在京与友人书》中极力丑化“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的燕京,对比没有官场羁绊的东南佳山水,感叹江村沙上散步“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这里有写实——比如南人不喜欢北地生活;但更多的是抒怀——表达文人的孤傲与清高。历代文人对于都城的“厌恶”有真有假,能有机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心甘情愿地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为数不是很多。更吸引人的,其实还是陆游所描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晚清以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不大,特别是战乱年代,乡村的悠闲与安宁更值得怀念。但总的说来,都市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繁荣,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大隐隐朝市”,住在都市而怀想田园风光,那才是最佳选择。基于佛道二家空寂与超越的生活理想,再加上山水田园诗的审美趣味,还有不无反抗意味的隐士传统,这三者融合,决定了历代中国文人虽然不乏久居都市者,一旦落笔为文,还是倾向于扬乡村而抑都市。

   朝野对举的论述框架,既可解读为官府与民间的分野,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市井与文人的对立。引进都市生活场景,很可能会使原先的理论设计复杂化。比如,唐人的曲江游宴,宋人的瓦舍说书,明人的秦淮风月,清人的宣南唱和,都很难简化为纯粹的政治符号。

   同样远离作为审美理想的“山林气”,官场的污浊与市井的清新,几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学界的视野及趣味逐渐从士大夫转移到庶民,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会日益吸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想象,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以都市气象来解读汉赋的大气磅礴,以市井风情来诠释宋词之别是一家,以市民心态来评说明人小说的享乐与放纵,应该不算是领异标新。除了关注城市生活中的文人情怀,比如《桃花扇》里风月无边的秦淮河,或者《儒林外史》之以隐居乡村的王冕开篇,以市井四奇人落幕;更希望凸显作为主角的都市,以及其催生新体式、新风格、新潮流的巨大魔力。

   有朝一日,我们的关注点从“溪山行旅”走向“都市印象”,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那时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以及经典的确立与趣味的转移,我相信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

  

   二、城市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289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或“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陈桥驿在推荐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称扬其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性的历史记述”,而成为“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前者“从叙述城市的历史沿革,考证城市的地名由来,探究城市的人物掌故以至坊巷俚语、市井逸闻,面面俱到,无所不有”,因此不可能有“深入的分析”。我基本同意陈先生的看法,只是希望略作补充。我并不认为只有“通过城市的社会经济的研究”,才能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参见陈桥驿《〈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后记》,载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文学想象与文化记忆,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城市。

   作为专业的“城市研究”,确实应走出单纯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所长与所愿;我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比如,我之研究北京,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自己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关注“文学的城市”,必须兼及作家、作品、建筑、历史、世相、风物等,在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双重视野中展开论述。我感兴趣的,包括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明清广州、晚清以降的上海、八百年北京、近代的天津、现代的香港和台北,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乃至具体而微的(成都)杜甫草堂、(武汉)黄鹤楼、(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写了篇短文《“北京学”》,日后被广泛征引;而2001年秋,在北大开设“北京研究”专题课,算是我“都市文化研究”的“破题儿第一遭”。

我关注的是成为世界性大都市以后的北京之“文学形象”。原因是,讨论都市的文学想象,只凭几首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找到金代的若干诗文以及寺院遗址,也知道关汉卿等杂剧名家生活在元大都,但此类资料甚少,很难借以复原其时的都市生活场景。而15世纪起,情况大为改观,诗文、笔记、史传,相关文字及实物资料都很丰富。从“公安三袁”的旅京诗文、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一直到20世纪的《骆驼祥子》《春明外史》《北京人》《茶馆》等小说戏剧,以及周作人、萧乾、邓云乡关于北京的散文随笔,乃至80年代后重新崛起的京派文学,关于北京的文学表述几乎俯拾即是。成为国都的八百年间,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象,是个绝好的宝库。这一点,正是北京之所以不同于香港、上海、广州的地方。只要稍微涉足“文学北京”,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王士祯的游走书肆,宣南诗社的诗酒唱和;西郊园林的江南想象,厂甸的新春百态;沙滩红楼大学生们的新鲜记忆,来今雨轩里骚人墨客的悠然自得;还有30年代的时尚话题“北平一顾”,6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红色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所有这些,都在“茶馆”的缕缕幽香中,慢慢升腾。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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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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