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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如何建设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

更新时间:2020-12-09 23:52:19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佛教的中国化是历史事实,但中国的佛教化却不是历史事实。中国政治理论树大根深,根在中华两三千年来极厚重的“为政之道”。中国学派的理论,从因果概念的定义到因果表述本身,独具中国特性。不信“一神教”,就不一定相信有绝对“普适”或“普世”的规律。我们不会声称中国学派的理论“普世”或“普适”。

   中国学派产生的原因决定中国学派的核心内容。以笔者粗陋浅见,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或包含下述五大类内容。

   第一,在认识论上,中国学派拒绝西学“两分”概念,强调“三分”。上帝与撒旦式的“两分”弥漫西方理论。西学习惯“两分”,一好、一坏;好原因导致好结果,坏原因导致坏结果。中国学派承认“二生三”,但认为“三生万物”,不承认“二生万物”。从中国视角和立场出发,联邦制与单一制的两分不行,大陆成文法和英美惯例法的两分也不行,因为中国属于两分之外的“三”。找到“三”,在学科基础概念上就是对“两分”的破与立。在中国学派看来,无论三对、四对、八对、十对……,凡是“两分”就缺乏解释力,看到“三”才能看到“万物”,才能解释全世界。在学科最深层的价值层面上,西学认为,分是好,不分是坏。中国学问认为,分是坏,合是好;但好坏不仅相对,而且必然共存;分与合有主有从的和谐共存更好,如“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因此,“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换言之,中国学问习惯相对主义,不习惯绝对主义。从自然科学角度看,相对主义比绝对主义“科学”。

   第二,中国学派从根本上质疑西学政治理论结论。人类的进步主要由群体内部的贫富贵贱划分及彼此的对抗决定,还是主要由群体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及群体间的生存竞争决定?从部落聚合为城邦,从城邦聚合为国家,从中小国聚合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展示了独特答案: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结果塑造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又决定社会公共生活方式的结果,即政治结果。中国抵抗新冠病毒之“役”的结果显示:无论哪个国家,与上下同心和贫富联手的14亿人之国为敌,毫无胜算。从中华大一统视角和立场出发,社会史主要是一部为“聚合”而奋斗的历史,不由内斗驱动,而主要由平抑内斗的成就驱动。上述认识涉及社会科学的基础认知,却不同于任何西方理论。

   第三,就“人民”分与不分、“政权”分与不分、“政党”分与不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与西方自古以来证明各种“分”是优势文明的理论极为不同。西方认为人民是分的,所以政权要分权,政党要多个相互竞争。然而,三千年来的“中国故事”是维护和恢复“大一统”的故事。大一统以“有容”的“同心圆”为前提。一方面是对不同的“有容”,有容乃“大”。另一方面因有“圆心/核心”才有同心圆式的“一统”。这圆心/核心就是政治理念一致、组织系统单一的治国理政集团。“大一统”给辽阔国土上最大的人类群体带来和平与繁荣。或者说,最大的人类群体及其和平与繁荣来自“大一统”。尽管我们理解“分”的历史文化条件,也理解“分”带来激烈竞争和创造发明的优势。但中国重视“合”的视角和立场,并在实践上给言论和结社自由划定不得伤害“大一统”的底线,并不乏“令人信服”的道理。

   第四, 中国学派拒绝“四对两分”,拒绝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被“民主化、法治化、结社化、市场化”驱动。中国学派特别注意汲取18世纪兴起的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特殊的技术导致特殊的社会分工;特殊的社会分工导致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这样,中国学派避免陷入“制度决定论”陷阱,拒绝歧视其他政治体制。

   因此,我们承认人类各群体的社会公共生活有很大差异,承认群体之间存在兴衰绝续的竞争,却不承认竞争结果源于“优等/劣等”政治体制。因此,我们有不以政治体制画线的“一带一路”蓝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扁平、松散、平等的传统社会特别适应农耕业,却难以适应组织化的制造业及热兵器时代的军队,但也有可能成为无形产品生产的优势基因。换言之,由于相对主义的习惯,我们不认同绝对主义式的“政治真理”或“普遍规律”,更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大搞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中国学派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如此,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拥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也是必然。没有“美美与共”就没有“大同”世界。

   第五,中国学派还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一些独特的重要实践,不让西方理论专享对中国重大事务的解释权。中国拒绝宗教在政治生活里发挥显著作用,并对近代以来西方学人建构的各种意识形态或“主义”持独有的看法。世上大多数人信仰成系统的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但中国人也是世界人口显著的组成部分,不解释中国就谈不上解释世界。中国拒绝宗教在政治生活里发挥显著作用,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批判了宗教,而是自“大一统”以来中华文明就拒绝为宗教信仰或“来世”打仗,禁止为教派分立而牺牲。中国人世俗,不大相信永恒的“来世”。但中国人并不短视,经常做长达几十年的规划,惯于为保障子孙后代的福祉做牺牲。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用社会利益对抗和取代资本利益的“主义”,而是为“大一统”内全体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扶老携幼、守望相助,过日子、过今生今世不断改善的好日子。“过日子”是现世的,不是为了完善“民主、法治、结社、市场”之类完美的“来世自由”。

   上述五大理论内容或许粗陋,但不“抛砖”何以“引玉”?

  

   中国学派面临的现实困境

  

   近30年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治学界乃至世界华人政治学界已有不少人鼓吹构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笔者曾在海内外多次亲历这类研讨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呼吁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由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中国学派的深层困境在于,中国独有的理论逻辑能否建构在西方理论的概念上?缺乏中国的概念就很难建立起中国学派的逻辑体系。使用“天赋”的“人权”概念,理论的逻辑结论几乎已被注定。若用“民权”概念,情况会好些。同样,“主权”概念的来源是“天主”,其含义里有厚重的西方文化价值背景。

   然而,中国学派也有个天然优势:所有象形字都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从字母文字翻译为象形字那一刻起,西学概念就难免带有中国含义。我们貌似接受西人讲的“法治”,但“法律”与“law”这两个词承载了很不同的历史文化,西文的“law”是神圣的/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中国的“法治”与“rule of law”有很大的内涵差异。我们貌似接受西人讲的“民主”,但《尚书》里的“民主”与“democracy”承载了很不同的历史文化。如果用延续三千年至今的中国概念,“社会主义”译成“小康”、“共产主义”译为“大同”,那就未必是“中国化”的西方理论了。

   而今,建设中国学派的口号文章汗牛充栋。喊口号易,理论建构难。中国政学两界在西学理论崇拜里浸染了至少一个世纪,不少人至今尚不理解建设中国学派的含义与意义。中国学派是中国的学派,不是自建教派、自封教主的学术宗派活动。

   除了概念问题,现实的困境来自三个方面,政界、学界、价值观。

   在互联网和民智大开的时代,“强词夺理”与“令人信服”没关系。欲吸引学子,改革“思政课程”或“课程思政”,关键在理论创新、在创建中国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述就摆在世界所有大学的图书馆里,他们的核心思想举世皆知。21世纪中国与世界实践的范畴远远超出了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和20世纪初期列宁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党的最新行动指南,即“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美国发起世界范围的美中对峙之际,若我们坚持认为美中对峙是“制度之争、主义之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之争,就陷入了“四对两分”陷阱,陷入“蓬佩奥陷阱”。那种无可妥协的制度对抗,既不利于构筑国际统一战线,也不利于凝聚国内共识。“制度劣势”或许能解释西方的衰落,却怎么解释西方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还有中国在冷战后半期的立场以及中美间漫长的“蜜月期”,能用制度/主义之争来解释?

   理论创造力不是国人的智力问题,在自然科学上国人显然与西人有同等的理论能力。不相信中国学人可以构建形而上的政治因果论,理论就不会出现,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博士论文就会被“准历史学家”们枪毙。社科博士论文的关键标准是提出和证明新颖的重要因果关系。世上不存在没人质疑的社科因果论。以无人质疑为标准,即便马克思也拿不到社科博士学位。

   学界有中国学人间的“文人相轻”,却重视那些仅在完善西方理论的、哪怕是很幼稚的西洋作品,也重视那些把各种西洋理论硬捏在一起或做小修小补的“准西洋”作品。先有AB后有AB间的关系,还是先有AB间的关系后有AB?这种“鸡在先还是蛋在先”的议论足够“西哲”,却并不解释近代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就对创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没什么意义。

   西方政治著述里的因果关系也能被轻易质疑,也“证据不足”,却被我国社科教授们追捧。对中文作品的歧视来自英文崇拜,对华洋社科作品明显的“双标”来自百年来形成的自我歧视习惯,更来自“四对两分”的价值判断渗入了我国学界的骨髓。我国不少学者本能地抗拒新颖的因果论,称其“论据不足”,迫使社科学子们写准历史学论文。培养“社会科学家”难,培养“准历史学家”容易。

   如同各种西方理论,理论的整体厚度并非来自一两个出色的理论家,而来自其背景文明的厚度。世界的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里应该出现、也必然会出现中国学派。显著的中国学派大概最早会出现在政治学里。毕竟,“为政之道”曾是中华历史上唯一重要的学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伟大文明,中国“食洋”的时代该结束了,无意以及故意“食洋不化”的时代该结束了。克服眼下的困难,博采众家之长,就重大政治现象提出新颖的因果论,建立中国学派的理论,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与新世界的召唤,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使命,更是我国政治学界的当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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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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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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