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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奇:“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悼念王元化先生

更新时间:2020-12-09 10:08:08
作者: 林同奇  

  

   王元化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噩耗并不突然,但我仍然无法摆脱因失去一位可做心灵对话的良师益友而陷入茫然若失的心情。自从2007年得知他身患恶疾之后,为了排遣其病中烦闷,我时常打越洋电话给他,谈些他的思想,并介绍一些他很感兴趣的史华慈的思想。在我案头摆列了他赠送给我的其作20本,不时翻读。2008年3月,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并说“我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最后说“自己觉得需要努力的时间还很长,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想法说得更清楚些,让大家理解它们。还有很多话想和你多谈一会呢,但是身体虚弱,没有力气说了”。这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一个多月后他就走了。

  

   我和王先生初识是在1992年9月他来美参加杜维明主持的“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我们同住在靠近哈佛大学的一家小旅馆。在会上王先生作了有关考证的发言,提到他的《“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一文。我在发言中支持了他的观点。由于这篇文章涉及史华慈,他请我将该文转给史先生,后来我也照办了。不过史没有回应。我猜测他不会反对王先生的批评,因为他在训诂上一贯重视中国学人的见解。会议期间有一天吃早餐偶然相遇,我们就边吃边谈,不到40分钟。会后各奔东西,再也无缘相聚。曾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赠。曾几何时,已黄泉无语,天人永隔,哀哉!

  

   由于我当时正在研究国内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思想论域,王先生创办的《新启蒙》引起我的注意(我手边还保存着22年前出版的这套刊物,共四期)。会后我去函请他提供一些有关他自己学术思想的资料,他随即寄来《学术简历》《胡风事件简述》和《学术思想概况》三个手抄附件,由王先生口述,傅杰笔录,写在现已发黄的稿纸上,共26页,万余言。

  

   第二年,我在中国台湾的《当代》杂志发表的有关“大陆文化热”的长文,曾提到王先生的《新启蒙》和他的“反思”。但是当时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李泽厚、金观涛、甘阳、萧萐父、庞朴及冯契等人。记得当时杜维明曾劝我一鼓作气写一本讨论这时期中国思想论域的专著,但是那时我的兴趣已转向牟宗三的形而上学,未能成篇。此后我和王先生的通信虽然没有中断,但并不频繁。待到我再度回转头来研读他的文章时,已经中隔十几年,我和王先生的思想都经历了不少发展和变化,我对王先生思想、心灵的理解自然已与往日不同。

  

   近日读到追忆王先生的文章已有十几篇,作者多数是受过王先生亲炙的学人,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并体会王先生的为人治学,感受比我真切。特别是许纪霖、汪丁丁和胡晓明的追忆都加深了我对王先生的了解。我只能通过反复阅读他的著作,加上若干隔洋对话做些推度。不过王先生和我不论在时代感受(他比我大三岁)、家庭背景,甚至于个人遭遇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有利于对他做设身处地的理解。王先生期望的不是颂词而是理解。理解远比评价困难。我写这篇长文的最终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理解王先生的为人治学(特别是他的学思特点),或可帮助后来者更好地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开发他的学术遗产。

  

   本文标题是王先生为他故乡江陵县一处古迹书写的对联,颇能反映他的为人与治学。我想先说下联,此联烘托了王先生的为人和品格。夏中义曾说王先生是一位“融入历史”的思想家,真切地说出了他的一个侧面。王先生是一位多侧面的人物,拔地而起的“苍松”则勾画出了他的另一个侧面。

  

   我还清楚地记得1955年声势浩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当时我由于和胡风有些间接又间接的联系,在动员大会上突然遭到点名,声色俱厉喝令我站起来,低头认罪,吓得我一身冷汗。散会后除了我妻子一人外,没有人敢和我交往。那真是一场令人色变的风暴。但是王先生顶住了这场风暴,宁可自己被划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拒不承认胡风问题属于反革命性质,可谓“威武不能屈”。在此后漫长的二十几年中,他过着十分清苦甚至贫困的生活。起初几年他没有工资,一家全靠妻子张可的工资过日子。有一年多他不得不每天伏案十小时为书局做些翻译工作,补贴家用。接着“文革”他又被打成“历史兼现行反革命”,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再度被隔离审查两年,常常只能领到微薄的生活费,但是他却写出了大量的优质论文,堪称“贫贱不能移”。改革开放后,他被簇拥入学术殿堂,和全国第一流学者并座。不久,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又当了两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享有中央副部长级待遇。那时他已近70岁。但他没有心情颐养天年,反而选择了非常艰难痛苦的反思自省的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实在称得上 “富贵不能淫”。

  

   不过,正如苍松也有折枝断根一样,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王先生也无法避免内心的怯弱、彷徨和消沉。王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自己从不讳言这一点,只要读读他的《无梦楼随笔·序》(1992)就可以感受他的坦诚。他似乎有两次陷入迷茫。一次是在1950年代末,他自己曾说当时幸有张可邀他一起翻译莎士比亚的评论,才慢慢恢复了信心。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在遭受造反派打击后,他被抛在一边。这期间他无心治学也不敢写文章,加之被他视为第二母亲的外祖母去世;又接着,和他一直相濡以沫、并同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挚友彭柏山在迫害中含冤而死。彭几乎是当时唯一敢和他交往的朋友,彭的去世无疑使他更感孤寂。最后他的父亲也走了。张可当时因受他株连在隔离审查中患了重病。他自己蒙受冤屈已近20年,而“文革”仍是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在彭柏山去世前被发配到青海时,王先生作七律一首送行,现录如下:

  

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

墨瞿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

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他说:“我不想为自己掩饰,这是由于渴望工作却不能工作而流露出来的一点颓唐情绪,自然不足为训。”在这期间,我也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常头顶烈日,满身汗水,趴在田里种西瓜。但是最不好受的是眼看着一批又一批教师被调回原校教书,而自己仍被搁置在大田里。王先生的迷茫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1976年,他终于盼到了“天亮”。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时,他不由得想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一口气跑到好友满涛住处,高兴得相对流泪。记得那时我正在上海治疗眼疾,我大哥林同济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口里不住地说:“中国有救了!中国有救了!”

  

   王先生历尽沧桑,跨过了敌伪、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时期,始终不辱身,不降志,不说违心话,不作媚时语,真正体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精神。

  

   如果说“拔地苍松有远声”烘托出了王先生的难有品格,“呕血心事无成败”则写出了他的治学风格。谈起王先生的治学,首先令我联想起清儒章学诚的“性情论”。章用“记性”“作性”“悟性”这三种天生的性情来分别解释学者在“考证”“词章”“义理”三个领域中的造诣。我认为王先生得天独厚,在他身上三种资性都相当突出,而且发展比较平衡。他实在拥有一位杰出思想家所必须拥有的资质。

  

   首先,他似乎有很强的天生悟性,并且得到后天的磨炼。他曾多次提到太史公所言:“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说“孤独”让他头脑清醒, “苦闷”成了推动他思考的动力。那时黑格尔的思想不仅使他感到“精神的力量不可低估和小视”,而且训练了他的思辨能力。他说,读黑格尔“帮助我逐渐明白怎样去思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地思考;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如剥笋抽茧,层层深入地去思考。这就使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想习惯”。不仅如此,“思”成了他的生命。“呕血心事无成败”代表了一种不能自已的、一往无前的对“思”的执着。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他的工作就是学、思、写。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思的成分逐渐增多。到了21世纪,当他进入80岁后已不能阅读,只能“终日思”,成了真正的“精神人”。经过长期磨炼,他的“思”有很强的穿透力和辨析力。

  

   更令我自叹不如的是他的记性,他自己显然已注意到这个长处。我在2008年3月给他的一封电邮中告诉他:“你甚幸似乎集章氏所谓三性于一身。”他回信说:“我只能说我的记忆较好,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四五岁的童年生活。跟我家里其他人相比,这是比较特殊的。”“和家里其他人相比”一语是谦词;不过,这种自我肯定在他已是罕见。他往往能随时记起几十年前见闻的细节和读过的章句。例如,他在70岁时还记得,30年前第一次拜见熊十力时,熊十力在门口贴的一张以年老体衰谢绝宾客的信笺,上面写着“面赤,气亏,虚火上延”字样。这是一种接近“摄影式”或“扫描式”的记忆。可能正是这种罕见的记忆力使他对训诂、考据有天生的癖好。所以当李泽厚用“学术出台,思想淡化”来描绘1990年代初的学界时,他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可能多少和他的性情有关。

  

   至于王先生的作性,似乎也很高。他早年写过一些长、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别具一格,足以暗示他具有细致、敏锐的文学与艺术的鉴赏力。如果悟性促使他去探索哲学问题,记性推动他涉足史学,这种鉴赏力则驱使他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他能同时涉足文史哲并打通三者的界限也和他的性情有密切关系。而且这种鉴赏能力一旦和思辨能力(即悟性)相结合,就让他可以在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做出贡献。须要强调的是,他的理论文章在严谨和准确之中透露一股炽热的浪漫气氛,也可视为作性运作的迹象。

  

   总之,我想说的是:如果我的判断没有大错,王先生实在具备了第一流学者乃至杰出思想家的素质和性情。

  

   其实,王先生的父母也希望他能成为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在王先生小时候,他父亲曾逐月为他存一笔钱,作为他将来出国留学之用,而且希望他读理工科。他上的中小学都是很好的教会学校。在他十二三岁时,他父亲要他参加同窗好友韦卓民(韦先生曾留学欧美多年,通数国语言,又是康德专家)开的小班,学习《大学》与《中庸》。“七七事变”时,他18岁,母亲怕他因逃难荒废学业,专请任铭善(任先生为之江大学教授,专攻文学、音韵、经学)为他一人讲授《说文解字》和《庄子》。我们不妨设想倘若王先生按照他父母的意愿在当时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踏上了一条学院式的学、思道路,他是否有可能成为他所景仰的陈寅恪式的人物呢?

  

但是由于客观与主观的种种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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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论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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