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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钱锺书论“助哭”与“诈泣佞哀”之解读 ——从荒唐的风俗到士大夫的堕落

更新时间:2020-12-09 09:55:51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我们不断努力奉行的角色,这种面具是我们更真实的自我,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

——罗伯特·E·帕克

  

   本文从钱锺书先生研究的一个历史细节主题“助哭”和“诈泣佞哀”之展示中,意图证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结论: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观念成了第二天性,成为我们人格中的主要成分。我们作为个体来到世上,获得性格并成为人。”(罗伯特·E·帕克)

   今天人们的心理原型和心理积淀,源于古代人们在历史情境中生成的人格和心态记忆,作为潜意识遗传和文化传承烙刻在后人的心理根柢上。

   《管锥编》第四册有三篇札记,此三章专门引论中国古代一种礼制风俗,它们在主题内容上互相关联:

   一八五 全齐文卷一三:助哭(P1341);

   二百一十五 全梁文卷五一:别泪( P1436-1438);

   二七二 全隋文卷一六:诈泣佞哀(P1547-1548)。

   在第三篇末,特别注明,参观前述两篇,显然,钱锺书是将一个主题系统分解为几篇札记来分论之。

   这三章内容可以融合在一起做一个主题研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风俗与心性方面的过度非理性,尤其可以发现这种过度非理性与智识阶级的政治腐败和精神堕落有深刻的关系。

   考察这个主题,可以看到从民间风俗之鄙俗演化到士大夫对陋俗推演到政治表演和权术利用的文化史轨迹。

  

一、“助哭陋习”:“作”的文化风俗


   这是一个关于“哭丧风俗”的文化史考察,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

   “作”的文化风俗是指某种风俗发展成为了一种过度虚荣或夸张折腾的仪式。本文讨论的中国古代的“哭丧”仪式即如是。初期它只是亲人表达对逝者的痛楚深情,这种情绪渐渐发展到无法满足淋漓尽致宣泄的程度,就要将其悲哀的场面弄大。汉族将“孝道”置于神圣的地位,又华夏文化以“礼治”作为政治最重要的本色,“忠孝”乃异构同源的两种心性,于是“孝”便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内涵,“孝治”成为了儒家政治的中心支柱之一。孝治便促使“哭丧”这种风俗不断地“作”大起来,变成了异化的一种礼制。它的异化就在于表演过度和虚伪夸饰。

   一种“作”的礼制其目的就在于以过度的仪式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使之产生敬畏服从的心理。

   “哭丧”是儒家礼仪之一,出自周礼。是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以哭的形式寄托对亲人去世的哀思,以唱的形式纪念长辈的生平事迹。哭丧仪式贯穿在丧仪的始终,大的场面多达数次,而出殡时的哭丧仪式是最受重视的。出殡的时候必须有全体后代尤其是男人们“唱哭”,否则按照民间旧俗就会被视为不孝。另外,哭的音量大小也非常重要,如果哪家死者在黄泉路上没有响彻天地的哭声相伴,便在方圆数十里传为笑柄,其子孙后代也要被人们视为不孝,大逆不道。为了求得孝的美名,孝子贤孙们会花钱请人替死者哭丧,有些地方一直有职业性的哭丧夫或哭丧妇,收入不菲。

   哭丧仪式主要包括哭丧和挽歌两个环节。最早由执绋者唱挽歌的风俗,源于汉武帝时。挽歌的代表作品是《薤露》、《蒿里》。《薤露》为王公贵人出殡时唱,《蒿里》则是为士大夫和百姓出殡时唱。这两首挽歌,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挽歌。

   亲人去世,后人悲痛伤怀,人性一律,亲人哭丧自然而然。但是过度的“作”就是花钱请人来帮助哭丧,古人称之为“助哭”。

   钱锺书引王秀之《遗令》解释说:“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管锥编》,P1341,以下引文皆出此书)“助哭”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掩饰丧主的哀情不够至孝、至诚。

   钱锺书又引赵翼考证,在六朝已有“丧次助哭”之“陋习”。据钱的考证,西方旧日亦有“哀丧婆”,古罗马的哀丧婆得钱代哭,自扯其发,放声大哭,悲戚过人。西班牙也有此俗。

   “助哭”二字很传神,从字面上就看出其反讽意义,所以古人早就定义其为“陋习”。助哭者既然是专业化的,为了敬业,就要极尽表演和投入的水准,场面弄得越是惊天动地,则越是可以使到丧家获得精神心理的满足,尤其是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助哭者的专业效果是获得高报酬的主要条件。

   为什么说这是陋习,关键在于其虚伪的假情假义,作伪像真的似的,成为风俗广泛流传,丧家需要的是面子和影响力,连丧失亲人都可以用来为生者增光,这就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是为“异化”。丧家后人本身的诚信和对亲人的感情是否真实,在社会上并不责备求实。

   只有在一个盛行虚伪文化和面子文化的国度,这种“作的文化风俗”才附着了腐败的意味。腐败在于其对真实的否定,对亲情的亵渎,但偏偏却作为道德堂而皇之地张目,具有中国礼仪文化的正当性,这才发人深省。

   钱锺书引罗璧《识遗》:“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余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余声,是意不在哀,用哭为态也。”(P1341)

   古代丧服称“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根据血缘、亲疏、等级关系在丧事中穿不同的丧服。中国的礼治、礼教渊源深长,历史的积淀使其内涵和形式发展到极致境地。死去的亲人是谁,那么穿什么衣服,住在哪里,吃什么东西,守丧多久,哭丧时用什么声音,向哪个方向哭,脸容显示什么表情,要说什么话,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精细的规定,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

   所谓“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儒家的目的是为了从道德上压抑人性的独立与自由,让忠孝的精神心理作为统治人心性的唯一影响力。“礼仪文化”具有逐步升级的心理,不断在原来基础上层累而加上繁琐的枷锁,目的在于以极端的仪式制约后人对先人的崇拜,其中“助哭”场面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例。

   虚伪的“作的成分”,使文化腐败的荒唐性经见不怪。为了道德制裁,不惜失去真诚和信用。助哭过度讲究形式,而丧失了“哀”的本义。

   钱锺书在“助哭”一章里引述道:王得臣《尘史》述“京师风俗可笑”,有曰:“家人之寡者,当其送终,即假倩媪妇,使服其服,同哭诸途,声甚凄婉,仍时时自言曰:‘非预我事!’”辩白之言,洵可笑也。(P1341)

   一面哭得死去活来,一面自言自语、对天告示:跟我没关系啊!这种辩白在潜意识里是一种忌讳心理的表现:丧事为凶,助哭难免沾上晦气,辩白就像说了不吉利的话,吐一口口水,西方人说touch wood一样,用手摸木头来表示趋吉避邪,或者表示那些死人的事跟我无关,不要把死人的灾难带到我家。一伪一诚,尴尬的冲突。

   年深月久,“诈泣佞哀”已成了中国人情政治中高级的面子文化和伦理道德之关节,而且是一种含有高度技术性的表演艺术,诈泣已经不会引起现场吊丧者的反感,不以为诈,却反而感受到这是“知礼”的深厚修养。

   钱先生指出:“哭而阑干两颊、龙钟双袖,自足徵情意致亲密,亦即示礼仪之隆重。”吊丧特重“借面”,无哀情而须戚貌,方为知礼。(P1548)

   过度的礼仪使人们渐渐善于表演了。

  

二、“哭泣可为仕宦之终南捷径”


   正是在这种荒唐的陋习风俗礼制基础上,士大夫阶级利用哭丧礼仪的机会表现自己对皇上和权贵极尽谄谀作伪的表演艺术,并且作为谋取权力的有效手段,充分表现了这个阶级受制于专制文化并为之推波助澜的堕落心性。钱锺书在《管锥编》里反复研究了这个重要问题。

   在第四册之二百一十五 全梁文卷五一中,钱锺书探究“别泪”的风俗,开始也介绍古代有“丧事助哭之礼”,再指出亦有哭为生别之仪,且“于礼,哭不必有泪”。

   话题一转,钱氏拈出曹操出征时,曹植为父王称述功德,发言有章,而曹丕受吴质教唆,泣而拜,于是众人皆以曹植辞多华而诚心不足,曹丕获得深情仁厚的名声而胜出,继承王位。

   我们先暂停看看那些高明的文士在这一政治功利的环境里如何贡献他们的腐败术数而获得功名政绩的,又从而导致文化史上的风俗如何一步一步地堕落腐败。

   吴质乃曹魏时著名文学家,与司马懿、陈群、朱铄一起被称为曹丕的“四友”,史书载此人放荡不羁,怙威肆行,飞扬跋扈,卒后被谥为“丑侯”。从他教唆曹丕的奸策可见,文人想出来的妙计,可以收到极大的政治功效,但又常常败坏风俗。

   中国人崇尚计策文化,某个计谋在前人那里得志,后人便效法之,善作假意思、骗局博取权势者赏识,得众人道德高评,之后渐渐为权术家总结出来,史书记载,变成了权术创新的招数,后人又发扬光大,便养成了厚黑术数的文化渊源,成为民族的虚荣和博弈权术的精华,从此蒸蒸日上。

   钱先生指出:“窃谓哭不仅为死丧之仪,亦复为生别之仪,虽不若丧仪之遍播久传,而把别时哭泣无泪,便遭失礼之责,其节文似更严于佐丧也。”(P1436)

   继而钱先生分别南北送别风俗,引出“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

   笔锋一转,再引出《孔丛子·儒服》中子高说:“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著爱。”

   这句评论富有心理学解剖的深刻内涵,它从人们哭泣的“目的”来分析:大奸之人之奸,他需要让自己的品性显示充足的道德感。首先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真诚的,先让自己感动自己,哭起来就显得真诚信实,别人就会相信自己,这就是“自信”的内涵。如果是女子或懦夫,则其哭泣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对自己怜爱体贴。(P1437)

   钱氏接着转入重要的论题:“哭泣可为仕宦之终南捷径。”先引《汉书》,述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号哭以厌国灾,诸生小民会旦夕哭,其中那些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则除(授官)以为郎,至五千余人。

   钱锺书又引李吉甫事。李吉甫,号称唐宪忠时代“元和名相”,也是一个地理学家,政绩显着,死后博士尉迟汾请谥李吉甫为“敬宪”,即誉为敬仰法令的模范,但张仲方反对,指出李吉甫人品有诈:“谄泪在睑,遇便即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P1437)

说李吉甫善于在皇上面前和朝廷上作伪,他那谄媚的眼泪就停留在眼睑间,随时等候需要时就流出来,以表示深情忠诚;巧妙华丽的言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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