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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顺 吴冠军:政治主体: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

更新时间:2020-12-07 23:24:46
作者: 胡顺   吴冠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以弗兰克·鲁达、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逻辑性关联,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二者存在质的差异。但这场争论的另一关键点却被忽视了:齐泽克的“被排斥者”与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是哲学范畴、经济范畴、政治范畴的高度统一,理解无产阶级的关键在于将其看作一个建构性的政治主体概念。齐泽克仿效马克思的思路,将被排斥者重构为当代的“新无产阶级”,将其定义为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掘墓人”,但齐泽克的被排斥者很难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承担人类崇高使命的无产阶级不应局限于经验层面的流变,而应不断改变现存世界。

   关键词:贱民/ 政治主体/ 无产阶级/ 被排斥者/

   作者简介:胡顺,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主体,尤其是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问题,是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以弗兰克·鲁达(Frank Ruda)、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关联。鲁达和齐泽克等人的这一努力引起了巨大争议,国内学界一般认为贱民与无产阶级存在质的差异。①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齐泽克为什么要把贱民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如果二者真的存在逻辑上的断裂,那么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政治主体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政治主体问题上,齐泽克究竟是背离了马克思,还是继承了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本文旨在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

  

   一、黑格尔的贱民问题及其争论

  

   黑格尔对“贱民”问题的论述在《法哲学原理》中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主要集中在第244节与第245节。在第244节中,黑格尔分析了贱民缘何产生。一方面,“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说:“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②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贱民的产生是两方面要素的结合——贫困的客观境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内心反抗”的主观情绪,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以求乞为生。而在第245节之后的章节中,黑格尔自然聚焦于如何防止贱民产生。黑格尔首先诉诸富有者阶级或公共财产的直接救济、提供劳动机会,但随后又被黑格尔自己否定掉了。黑格尔继而提出的方案是将贱民转移至海外殖民地,或者依靠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中介环节的同业公会的救助与监管。

   黑格尔的贱民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鲁达在其所著的《黑格尔的贱民:黑格尔法哲学研究》(Hegel's Rabbl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一书中较为详细地研究了黑格尔关于贱民的定义,并认为黑格尔的方案无力解决贱民问题,贱民正是理性国家无法克服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鲁达在该书结尾部分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关联,认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仿效了黑格尔对贫民与贱民的区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其实质就是从贱民到无产阶级的转变(from the rabble to the proletariat)”③。齐泽克专门为鲁达的这本书作了题为“否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gativity)的序论。在文中,齐泽克不仅肯定了这种关联的可能性,更赞扬了鲁达揭示了贱民的处境,即始终无法被整合进黑格尔式的扬弃运动中,贱民成为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一个症状点(a symptomatic point),这指明了后黑格尔时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

   在贫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隐秘关联:在现代国家中,究竟哪一部分人被排斥在财产和自由之外。黑格尔认为,人的自由是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但贱民恰恰是“无法获得财产的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贱民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人”(Person),只能是“非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诊断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下,人被附着在机器之上,处于被剥削与被奴役的状态。二者都说明了现代国家中一部分人的非自由状态。而这又引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另一关联:如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黑格尔做的只是力求现代国家保障每个人都占有财产这一抽象的权利,认为劳动自身包含着“解放的环节”。除此以外,黑格尔没有再前进一步,他认为如何占有财产以及占有多少则是“偶然的事情”。而马克思则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实现人的普遍解放。由此可见,二者都对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进行了探索。

   但是,国内学者对鲁达和齐泽克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强调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缺乏任何关联,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

   其一是文本上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大约于1843年10月中旬至1844年1月中旬所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在写之前曾短暂考察了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他在《导言》中追问的是如何在德国爆发像法国那样彻底的革命,实现德国人的真正解放。而在写于1843年3月中旬至9月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第261节至第313节(伦理篇中的国家章)的内容,批判的逻辑显然是承袭费尔巴哈颠倒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将宾词当作主词,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所以,这部《导言》不仅是独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其与《法哲学原理》之间更是相互独立。这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根本不会关注黑格尔的贱民问题,无产阶级的生成语境与贱民并没有直接关系。

   其二是概念属性上的差异。“贱民”只是一个伦理概念,是伦理实体无法整合的空白点,其产生不仅有灾荒、疾病等造成贫困的客观性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懒惰和浪费,丧失了廉耻和自尊心,依靠行乞为生,这一概念主要是依据事实经验概括而来的。而“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他们必须在劳动、资本、土地相互分离,机器大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前提下才能产生。与之相关的则是他们的使命各不相同,黑格尔的贱民没有革命的政治使命。在特定情境下,贱民更多指向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④。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着“革命性政治主体”的身份,即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

   但这场争论的另一个关键点却被忽视了。诚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把‘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取代贱民时,矛盾(贫困问题。——引者注)就得到解决了吗?相反,‘普遍贱民’的地位完美地呈现了今天新无产阶级(new proletariat)的困境。”⑤齐泽克虽然没有在此对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概念作具体的说明,但从他之前的文本中可以得出,他所说的新无产阶级正是以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等为代表的“被排斥者”(the Excluded)。如果说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关系,那么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无产阶级与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要回答被排斥者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何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二、何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实际上,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是哲学范畴、经济范畴、政治范畴的高度统一。忽视了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

   (一)无产阶级的哲学意蕴

   如上文提及,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在《导言》中,无产阶级诞生的具体语境与当时德国落后的历史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已然完成了宗教解放,历史的任务转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哲学革命已经为政治革命作了前导。但是,此时德国的国家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书报检查制度等)不仅严重落后于法国,更落后于其哲学思想水平。马克思精准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代错乱”,甚至公开地呐喊出“向德国制度开火”⑥。

   那么,如何在德国爆发彻底的革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回答是依赖无产阶级。马克思先用四个看似悖论的表述分析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即“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随后,马克思又用三个“否定一肯定”的句式揭示出无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⑦。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⑧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明显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式的思辨色彩,属于哲学范畴。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在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特定群体,所以说其属于市民社会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不像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那样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它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它追求的是以自己特殊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它遭遇的是“普遍的不公正”,只能“求助人的权利”,必须先“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才能解放自身。市民社会的原则已然在无产阶级身上被否定,因而可以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更重要的是,“非市民社会阶级”这一表述表明无产阶级就是市民社会中的内在否定性,是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私有财产——的否定。但无产阶级只是实现人类普遍解放的一个环节,不可避免地也要走向“消灭自身”。

   (二)无产阶级的经济意蕴

   在论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时,必须说明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二者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存在语境上的差别。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更多是工人阶级的概念,而在《资本论》之前的文本中,特别是在论述阶级斗争时,马克思则常使用无产阶级的概念。为了避免混淆,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第一章标题下加了一个注,说明马克思和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特定内涵:“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⑨简言之,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而存在的,是依据事实经验而凝练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甚至直接用过“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这样的表述方式。⑩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这个注释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三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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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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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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