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尚静 张和清:贫困、环境退化与绿色减贫—— 一个华南村庄的社会工作实践案例研究

更新时间:2020-12-06 00:13:51
作者: 尚静   张和清  

   【内容提要】 贫困与环境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相应地,减贫与环境保护也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一个华南村庄的案例,分析了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助绿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探寻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实践的策略。面对贫困,围绕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形成的常规生计方式是农村环境压力的重要来源,持续的环境退化会加剧贫困或造成返贫。如果不加干预,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可能演变为恶性循环。这也表明,我们需要寻找绿色减贫的出路。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的实践策略在于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发展可持续生计,构建绿色消费网络促进城乡公平贸易,以及采取社区为本取向寻求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双向改变。

   【关键词】 贫困,环境退化,绿色减贫,绿色社会工作

  

   一、引言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要求确保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同时强调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生态脱贫新道路,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要求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2018年,为贯彻落实《决定》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精神,国家六部门共同制定《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推动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赢”。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助力党和政府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图景。

   扶贫济困是社会工作践行传统专业使命的要求,保护环境则是社会工作拓展新时代专业使命的关键。一方面,社会工作发端于针对贫困人士及其家庭的济贫事务,发展至今一直以缓解贫困和帮助弱势人群为核心使命(顾东辉,2016)。针对我国当前反贫困“存量”与“增量”的严峻形势,以及行政动员式反贫困存在的不足,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实践显得必要与迫切(李迎生、郭燕,2018)。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全球开始出现大规模环境破坏,将自然环境引入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领域,从对“人”的关怀延伸至对“自然”和“地球”的照顾,在人、自然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中回应环境危机与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工作回应当下时代挑战的思路。在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如何实现减贫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如何推进绿色减贫,是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研究需要迫切回应的重要议题,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社会工作对贫困的研究多集中于从理念层面探讨社会工作参与减贫的意义、条件和基本路径,也有研究从实践层面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减贫的具体做法,但现有研究对环境的讨论相对欠缺,尚未有关于社会工作绿色减贫的专门研究。与以往不同,本文将以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关系作为起点,借鉴绿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来探究社会工作如何推进绿色减贫实践。

   (一)贫困与环境退化

   尽管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学者们对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复杂多元的关系还是形成了广泛共识(祁新华等,2013)。根据不同的因果逻辑,相关研究进路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研究进路主要关注贫困对环境退化是否产生以及产生何种影响。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指出,贫困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4)。迫于生存压力,穷人及其家庭不得不通过过度砍伐、竭力开采和利用资源来获取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本,以满足短期的生存需求,穷人亦缺乏能力和意愿进行长远的自然资源管理(World Bank, 1992)。但是,上述聚焦于贫困人口及其家庭的个体化归因视角也受到了质疑:如果贫困人口的生产方式或消费方式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也要思考陷入贫困境地的人们对自己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当地及全球市场对贫困人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有着决定性作用(李小云等[主编],2005)。杜赖亚帕研究发现,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受到制度、市场、权力等诸多重要变量的综合影响(Duraiappah, 1998)。需要注意的是,结构化归因视角并不否认贫困本身对环境的影响,但其认为比起贫困,人们更应该关注贫困背后的结构致因,因为这是造成环境退化的幕后推力。

   第二种研究进路聚焦于环境退化对贫困是否产生以及产生何种影响。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量及财富。环境退化意味着人类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要素遭受破坏,直接影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马克思,2004:919),危害人们维持生计的环境基础,从而引发或加剧贫困。此外,贫困人口还面临着因环境退化后果——不公平分配而加剧贫困的可能。许多研究表明,环境有害物更容易排放在非城市的、少数族群聚居的、低收入的社区(Arora and Cason, 1998)。气候变化、资源匮乏、食物安全等环境问题对穷人及其他边缘弱势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不仅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发展机会和社会福祉,还削弱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阻碍穷人及其社区复原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社会阶层的鸿沟(Bullard, 2000; Noble, 2016)。

   在贫困与环境退化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第三种研究进路侧重于从动态演变的角度讨论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贫困与环境退化现实中常以共生共存(李仙娥、李倩,2013)、互为因果甚至恶性循环(Tan and Wang, 2004)的状态呈现出来。生活在偏远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穷人,因为缺乏其他生计资产而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为了提高经济收入而大肆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大量开采矿产资源,使生态更加脆弱,环境风险反过来又成为新一轮贫困发生的起点(Narloch and Bangalore, 2018)。如此循环往复,贫者愈贫或不断返贫,环境则愈发脆弱。除个人和家庭外,贫困与环境退化的不良循环还可能发生在地区、国家等层面。因为在国际贸易市场缺少控制权和定价权,不少依赖农产品和能源出口获得收入的贫困地区或国家,往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35)。目前国内外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分布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呈现出的非良性耦合(佟玉权、龙花楼,2003;左常升[主编],2016:18),可以被视为贫困与环境退化相互作用的一种外在呈现。

   上述相关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也显示出减贫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这对于我国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绿色减贫实践中,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亦不能以保护环境为由剥夺贫困人口的经济福利。但同时应注意到,在对概念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回应“如何付诸行动”的实践问题,方能彰显理论的现实关怀性。

   (二)绿色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与减贫具有同构性(王思斌,2016),环境危机的解决与专业使命的履行也具有契合性,社会工作的实践特征和其所发展出的大量“为实践”的理论和行动策略,使之具有推动绿色减贫的专业潜力。然而,这种潜力迟迟没有发挥出来。一方面,环境危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严重破坏,出于专业使命,社会工作必须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但实际上社会工作在环境危机评估、政策制定和实务介入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渺小。另一方面,针对贫困人群和贫困社区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极少关注服务对象身处其中并对其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中的自然要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多米内利提出了绿色社会工作的新范型,致力于应对环境危机,同时挑战和解决贫困与结构性不平等(Dominelli, 2012:1-3)。

   环境问题并不在于自然环境本身出了问题,其本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从自然观上看,绿色社会工作将人及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视为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整体不可分割,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Dominelli, 2013)。西方关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和工业化进程具有等级制和二元对立的意涵,优先考虑人类及其利益,人类对待自然以控制和剥削为主,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均陷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Dominelli, 2012:171)。为了消解社会工作长期以来对自然环境的疏离和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贝斯特霍恩(Besthorn)为代表的学者引入深生态学,挑战人类优先的现代性观点(Norton, 2012),然而这场“深生态学运动”局限于自然维度,忽视了人的需要和发展,也未就环境问题的结构性因素作出回应(Dominelli, 2018: xxxiv),落入了另一种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绿色社会工作强调交互共生的自然观,为社会工作关于环境危机的分析和实践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整合反压迫社会工作和基变社会工作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绿色社会工作关注环境退化和贫困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从结构性立场出发,环境退化与贫困源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嵌入盲目追求经济利润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贫困是一种人为灾难,尤其对因为贫困而侵害自然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和生态脆弱性的恶性循环来说,更是如此(Dominelli and Ku, 2017)。受利润逻辑驱动,资本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大肆攫取土地、水、森林、矿山等资源,持续破坏环境并加剧了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Dominelli, 2012:15-16)。利润主导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不断扩大的消费来支撑,过度消费反过来又促发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在过度索取自然界能源和资源的同时,人们又向自然界倾倒垃圾,排放污染物,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恶性循环,损害了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

   因此,寻求具有替代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解决环境和贫困问题的关键。绿色社会工作主张使脱嵌于社会的经济重新嵌入环境友好的社会关系中,不再以追求利润和无限增长为核心,代之以关注不同经济主体的福祉,强调“经济为人类服务而非人类服务于经济”。生产不再以消费为导向,而是在合作民主的原则下,组织和动员人类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不破坏地球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穷人来说,应为其在所处的社区提供薪酬合理的体面工作,但谋生之道必须同时是可持续的。如果社工能够与当地居民和组织形成合作平等的伙伴关系,通过共同实践而生产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与路径,那么既能满足人们需要又能保护环境的新型生产方式、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有望建立起来(Dominelli and Ku, 2017)。

   为回应个人、家庭、社区、国家、国际等多层次的环境议题和贫困议题,社工需要在反身性实践中整合各类资源,发挥不同主体的能动性,破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制约,建立平等的权利、社会关系和资源分配体系。一方面,绿色社会工作的结构性立场和全球视野要求社工在国家、国际等宏观层面采取相应行动,谋求在更大范围内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着重植根于“在地”发展出解决方案,因为地方议题与全球议题紧密相连,“在地”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产生共振(Dominelli, 2012: 197,206)。

“在地”其实意味着绿色社会工作非常强调社区为本的实践取向。社工需要根据社区历史、人文、自然风貌的特点开展具有在地化和文化独特性特征的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80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