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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静 张和清:贫困、环境退化与绿色减贫—— 一个华南村庄的社会工作实践案例研究

更新时间:2020-12-06 00:13:51
作者: 尚静   张和清  
避免盲目照搬其他社区经验或某种“适于所有”的宏大模式。要动员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在互动和活动中重塑社会关系,尤其注重更易遭受社会不正义和环境不正义的社区边缘弱势群体的动员与能力建设。在此过程中,社工应尊重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知识,建立同行的伙伴关系,平等协商,避免以专家的姿态居于核心或支配地位。另外,环境退化、贫困等议题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社工有必要链接不同的学科资源,组建跨学科团队,优化行动方案并拓展行动边界(Dominelli, 2012: 18, 194-195, 206; Dominelli and Ku, 2017)。

   综上所述,贫困与环境退化关系的三种研究进路有利于我们探究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绿色减贫在行动上如何推进,是贫困与环境退化关系研究所未涉及的。绿色社会工作理论为我们寻找绿色减贫道路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可持续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区为本的理念和策略,为社会工作推进减贫与环境保护协同实践提供了可行的选择。绿色社会工作秉持整合的自然观,面对形塑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的经济、权力、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采取社区为本的介入取向,同时关顾微观(个人、家庭)与宏观(国家、地区、国际)层面的改变,致力于建立环境友好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迈向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方法

  

   在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Z市民政局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G社会工作机构(以下简称“G机构”)开展关于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经过实地调研,最终选择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贫困山村——X村作为试点村庄。首批两位社工于2009年10月开始进驻X村,迄今已逾十年。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之所以选择X村作为个案,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无论是项目的初始设计理念、不同时期的服务计划,还是一直以来的具体行动过程,社工都明确将发展生计和改善村庄环境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这在目前与自然环境相对疏离的专业背景下为本土社会工作的社区绿色减贫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样本。其二,长达十年的实践“遇到”了村庄和村民在该阶段发生的一些重要转变,这些转变对实践本身也产生了影响,实践上的连贯性和动态变化为实践研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在呈现X村贫困、环境退化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究社会工作进行绿色减贫的实践策略。

   笔者自2017年5月以来,先后多次进入田野点收集资料。首先,根据“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主要人物进行深度访谈。主要的访谈对象包括:第一,从2009年开始至今在职或离职的驻村社工和负责城市网络的社工;第二,参与生态种植、青梅加工、社区导赏等生计项目的村民及其他未参加或参与程度浅的村民。其次,通过建造社区文化广场、协助接待生态体验游、列席生态种植会议等形式展开参与式观察,在相对自然的情境下获得一手资料。最后,社工一直以来的服务文本为了解实践的全过程和关键细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有助于对社工的十年实践进行历时性分析。 通过对60万字左右的原始社工文书进行阅读和梳理,笔者依照关键词对所有文书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了归纳,并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文本分析。比较不同的文本,可以对同一事件进行验证,也可以与田野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进行对照。

  

   四、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动态演变:基于X村的考察

  

   X村是一个自然村,位于Z市北部,地理位置非常偏僻。进村只有一条长达20多公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该村共有115户人家,总人口405人,其中常住人口不足200人。X村为双姓村,两个姓氏皆保存有各自家族的祠堂和族谱。村子地形地貌可以称得上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现有耕地200余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6分;山地15000余亩,人均山地面积达38亩。

   (一)因贫致污:贫困对环境退化的影响

   1. 社区贫困:收入不足与资产短缺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底子薄弱等原因,X村所处的北部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2013年以前,X村所在的行政村被列为Z市农村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其所在的L镇也作为贫困镇成为对口帮扶对象。

   尽管贫困的内涵及其表现在不断变化,但收入始终是国内外衡量贫困的一个核心指标。作为贫困村,以社工驻村前的2008年为例,X村全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月人均收入不足500元。①据Z市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Z市全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接近10000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000余元。对比来看,X村家庭人均收入不足Z市农村地区的1/3,更不及城市地区的1/8。

   贫困不仅与收入有关,还与资产有关。在研究贫困时,除了传统的收入维度外,还需引入资产维度。资产可以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包括自然资源、货币储蓄、金融证券、不动产,以及“硬资产”(黄金、珠宝等);无形资产包括信贷资格及优惠、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非正式社会资本等(谢若登,2005:122—126)。对于村民来说,第一,在整体上收不抵支的情况下,缺乏储蓄及利息收入;第二,因为教育水平低,又未掌握足够的工作技能,进城务工者多在工厂、码头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在饭店、零售店做厨房帮工和售货员,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缺乏固定的工资收入;第三,该村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又处于山地,无法通过土地转让和房屋升值获得财富,缺乏土地升值、房屋升值及出租收入;第四,不持有股票、证券等金融类资产,无从获得金融资产的增值和分红收入;第五,缺乏金融支持和信贷投资收入。至于收藏品、艺术品等对村民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X村的贫困还体现在因收入不足和资产短缺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不平等整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虽然近十年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从攀升到回落的过程,但仍超出0.4的警戒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2014:89)。除了劳动收入外,居民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房屋、收藏品等资产性收入迅速增加,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资产性收入差距比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差距更加明显,且主要流向高收入人群,成为城乡居民和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王雄军,2017)。如果不进行分配调节,如X村一样的偏远山村之相对贫困程度就会加剧。

   2. 社区贫困催生的生计选择

   面对收入不足,村民迫切希望提高经济收入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消费需求,而资产短缺又使他们着重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虽然X村拥有多种自然资源,但在生态种植、乡村旅游尚未兴起之前,广阔山地几乎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唯一”可及自然资产。相应地,如何利用山地和劳动力便成为发展生计的出发点。

   面对耕地少而山地多的现实,地方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一村一品”的产业扶贫模式。在综合考虑气候、地貌、区域产业基础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大面积种植适于山地生长的经济类农作物。X村先后种过青梅、红柿、柑子等水果,都未能实现有效增收。2000年后,政府通过提供低价果苗、行政动员、技术培训、媒体宣传等方式力推砂糖橘种植,而村民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脱贫致富动能,在内外合力下,X村从2003年起大面积种植砂糖橘,三四年后开始挂果。随后,种植的村民越来越多,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陆续将600余亩水田和1200余亩山地改种砂糖橘树,②种植砂糖橘自此成为村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多的人家有一两千棵,少的也有三四百棵,一年卖下来多的有十几万(未剔除化肥农药等投入的毛收入),少的有四五千块”。③

   尽管地方政府推动“一村一品”产业化扶贫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增产增收,但是产业化扶贫开发运作下的农产品流通和销售主要嵌入层级化的长链市场中。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中,以农业企业模式组织食物生产、加工与流通的工商资本(尤其是大型商业资本)已形成一种强制性网络,对战略性的联结和节点予以控制,由此占有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价值(叶敬忠、贺聪志,2019)。20世纪末,在农业食品体系中,农业生产只占食品价值的10%,农资投入占25%,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则占65%(Lewontin, 1998)。数量庞大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无法与资本进行博弈,受益微薄却承担了巨大的市场风险。“前两三年由于各地大规模的种植,价格已经逐步下降了,但村民还是能卖到一块多甚至两块,种得多的家庭也能有些收益。然而从(20)08年开始砂糖橘几乎让村民没能赚到一点,(20)08年由于冷冻天气的原因,当地砂糖橘收成大减,(20)09年丰收了却因为金融危机,砂糖橘的价格一度跌到五六毛钱。”④尽管价格剧烈波动,收入缺乏保障,但在缺乏生计选择的情况下,砂糖橘种植依旧是村民近年来最为看重的生计依靠。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赚取非农收入成为农村贫困地区的一个重要生计选择,出现了基于家庭角色和分工以及性别与代际差异而形成的“男工女耕”(吴惠芳、饶静,2009)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贺雪峰,2017)现象。X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打工,中年人大多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但往往因为难以有效支持家庭和照顾长幼而重返农村务农或就近打散工。“去打工很矛盾,不去打工也很矛盾,回来不知道干什么好。一年到头(种植)总是一点点收入,有时一点点收入都没有。如果农村能够把农产品搞好,有好一点的收入,还是愿意留在农村,有自在感”。⑤尽管进城打工拓宽了村民的挣钱渠道,但由于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消费和开支相对较大,不少人打工多年依然没有多少结余,村民仅靠自身努力很难在城市站稳脚跟。

   在大面积单一化种植砂糖橘的过程中,处于长链市场中弱势地位的村民力图提高产量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增收,除了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还通过加大化肥农药施用量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农业种植对化肥农药的依赖,这为村庄环境退化埋下了隐患。

   3. 环境退化

   自第二次农业革命以来,随着大规模施用化肥、农药、地膜等要素,化学农业已成为主导人类社会农业生产的一种主流方式,在迅速提升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危机和食物安全问题。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农药施用量最多的国家,单位面积施用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至3倍。《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肥农药的有效利用率不足35%,这意味着超过65%的化肥农药成为污染源。化肥农药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和高强度施用,会污染土壤、水体和空气,损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威胁生物体及其后代健康(刘青松,2003:114-116)。

一般来说,种植果树需要施肥喷药的频率和用量远高于粮食作物,而砂糖橘因为生长周期长,施肥喷药的频率又高于柿子等水果。因此,砂糖橘种植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程度较高,而1800余亩的大面积单一化种植以及化肥农药施用的边际效应更加剧了这种依赖。“以前一个月打一次药,后面二十天左右打一次,无论有没有虫啊,都是要去打的,一年下来总共要打12—15次。有杀虫的、除草的、杀菌的,到后面喷些让果子有颜色的、快点熟的、看起来好看的。下肥的话一般是两到三次,因为有些是叶面肥,直接喷上去的,就不用下那么多次。”⑥由于是最为看重的生计来源,村民对砂糖橘病虫害具有过度的防范意识,为求“保险”,村民往往会在“宁多勿少”的心态下过量、过频用药。除了常规的除草剂、除虫剂和除菌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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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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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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