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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脱贫攻坚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以滇西边境彝族贫困社区功能性社会重建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06 00:10:44
作者: 陈浩  

   【内容提要】 从社会学视角认识脱贫攻坚的意义,不能仅局限于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察,还应看到它对乡村社会重建的巨大影响。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单位挂钩帮扶、工作队驻村扶贫等措施,让城市公职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形成了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新的中间力量;扶贫政策的程序规范要求和民主参与机制,促进了村落社会联结和个体公共意识的重建。在此过程中,基于现实需求的功能性社会整合模式产生,对乡村重建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精准扶贫,乡村,社会重建,功能性整合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政府和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实施了大量措施,取得了非凡成效。如今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关任务已完成绝大部分,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2020年中国应能如期达到当初承诺的脱贫目标。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认识脱贫攻坚,不能仅着眼于脱贫成效,因为这次规模空前的战略举措,不仅是一场经济开发运动或民生改善运动,还对乡村社会结构、个体观念、社会关系、治理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这次脱贫攻坚在背景、时空、目标、主体、行动策略、实施效果等方面的特征都已显现,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乡村建设进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考察其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然,对层次如此之高、牵涉如此之广、耗时如此之长的全局性战略进行历史定位是本文力所不逮的,但在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从特定视角分析脱贫攻坚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条件业已成熟。在乡村社会整合的视野下,脱贫攻坚政策实践对重建乡村社会权威和再造乡村社会联结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乡村社会的整合危机

  

   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现代化的策源地和重心在都市,乡村的地位十分不利,在产业、市场、制度、人力方面极其薄弱,成为都市现代化的附庸甚至剥夺对象,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面临多重发展困境和社会危机。其中社会领域受到的冲击最为强劲,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原有的内在体系和文化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解体,导致乡村整合和治理出现危机。

   对乡村社会整合危机的学术概括有社会原子化、村落虚空化等不同视角。社会原子化并非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现象,实际上是现代性的普遍后果,在以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建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兴起过程中,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解组,原子化危机逐渐呈现,成为“社会何以可能”的反命题,并扮演了19世纪社会学在法国诞生的助产婆,激发了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探讨。①在他们看来,团结、整合是社会的应然状态,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对个体造成束缚,现代社会将会出现新的整合机制,但当时这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出现社会失范。而将社会原子化解释引入当前乡村整合危机的学者如贺雪峰、吴毅等“华中乡土学派”学者很大程度上受这种观念影响。②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的确与欧洲进入现代社会初期所面临的情境十分类似,处于不同社会体制转换的间隙中,许多原有社会规范失效,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社会领域解体,原子化危机显现。孙立平总结了原子化社会的两个特征,一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薄弱,二是追逐利益时以个人为单位。③以这两个特征为标准,中国乡村社会无疑是原子化的。乡村社会原子化会带来许多后果,表现在无社会联结群众出现、成员间有效互动缺失、公共生活匮乏、道德共识瓦解、社会秩序混乱、底线失守、④群众是非观念模糊、公共舆论沉默⑤等方面,这些都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带来巨大困难和挑战。

   乡村虚空化的一个层面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现,空心村现象不仅包括乡村聚落空心化、住宅布局空心化、劳动力空心化、土地闲置化,还包括基础设施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产业结构空心化等方面。⑥空心村的出现带来了农业荒废、留守家庭、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社会问题,也让原本就脆弱的乡村社会难以负担沉重的发展任务。另一个层面,乡村的虚空化还体现为村民主体性的丧失,意识形态的虚空化和农业生产的虚空化,让农村成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个体在那里找不到主体体验,尽可能地逃往城市。从乡村流出的人口,很大程度上不是“剩余劳动力”,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他们也正是乡村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⑦

   以上论述呈现的主要是改革时期中国乡村的整合危机,这种危机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社会不断受冲击的解体过程。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整合是有效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我们中国是有一套足以使大多数人能过得去的办法的”。⑧但是20世纪初都市工业的冲击不仅使乡村工业消亡,还通过高利贷等手段掠夺了农民的土地,造成乡村市场的没落,失去市场的都市也无以为继,最终导致“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局面。⑨在政治层面,乡村绅士和地方自治团体原来维持着社会的有效运行,成为国家权力和村民个体之间的联结和缓冲力量,但现代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破坏了其作为自治单位的完整性,乡村生活陷入混乱。⑩罗志田从科举废除的视角探讨了这一过程,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联系紧密,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由读书人转变为非读书人,乡绅与 “知识”的疏离造成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致使“土豪劣绅”大量出现。“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的痛苦,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11可见,乡村原子化的许多表现,如社会失序、道德失守、个体直接面对国家等方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的联结纽带仍然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进入集体化时期,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一方面,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资源;另一方面,带有独立性的社会力量被消除。12户籍制、人民公社制、单位制等体制既将个体整合起来,又解组了个体原有的社会纽带。因而,对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整合的认识在此出现了一个矛盾,即集体体制既增进了社会的团结和统一,又削弱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许多研究者将集体化时期的中国社会视为原子化的社会,其理由是,个体之间是通过一个共同权威进行联系,而非直接联系的。13同时,他们也不能否认乡村社会的整合性,阎云翔将这种国家-社会-个体的关系称为“集体式的个体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14这种视角的特征是将国家排除在社会之外,将国家力量的整合取代社会力量的整合视为一种非正常现象。然而,在集体化时期,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乡村社会和村民个体之间是能够有效整合起来的,乡村运行的统合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

   到了改革时代,整合乡村社会的集体力量也瓦解了,乡村原子化似乎表现得更为彻底,贺雪峰就从乡村传统社会联系减弱和集体整合力量降低两个方面指出乡村的整合危机,一方面传统宗族联系解体,血缘和地缘关系弱化,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生产小队共同生产的功能瓦解,村民直接与村委会联系而缺乏与其他小组的联系,乡村成了“半熟人社会”。15吴重庆认为,革命的冲击使乡村中老人的传统权威息微,成为社会结构主体的年轻人纷纷离乡离土,乡村成为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以夸富求认同、周期性呈现的“无主体熟人社会”。16曹海林也认为肇始于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使传统社会中构建村庄共同体的神圣性、伦理性和契约性的关联链条瓦解,改革后集体化村庄社会共同体也随之解体,村庄社会关联又面临着新的重构。17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条改革时代中国乡村整合危机出现的历史线索,晚清至民国时期废除科举、都市工业化、保甲制度等的冲击导致乡村道德规范、乡村自治团体的破坏;集体化时期国家行政力量的整合导致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的乡村社会联结解体;而改革时期原本整合乡村社会的集体体制也瓦解了;一步步下来乡村的原子化越来越彻底,几乎真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然而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来乡村社会本身并不必须是静态、封闭、成员间联系紧密的稳定共同体,而是动态发展的,村落对其成员来说,“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葬于斯,但是在这些生与死的节点之间却有不断的离开与返回”,18很多时候个体脱离村落的联系不一定意味着永久脱嵌或负面后果;二来,在乡村解体和原子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的社会整合力量的出现和社会联系重构的过程,村落社会还有另一个“组织化”的重要面向。19

   当然,即使原子化的分析框架尚有许多商榷空间,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其价值,它所揭示的乡村整合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乡村面临的巨大困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有关乡村整合危机和原子化危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上述多数研究距今已有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对乡村来说,正在经历脱贫攻坚这样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开发运动。那么,在新时代,乡村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迁,脱贫攻坚对乡村社会重建发生着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催生出了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对原有的乡村社会分析框架有何作用等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以滇西F县Y村和T村的脱贫攻坚实践为例,通过对几则田野故事的分析,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相关回答和讨论。

  

   二、研究方法及田野点介绍

  

   本文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探讨建立在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之上,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笔者被所在单位派往基层扶贫,先后在Y村和T村担任工作队队员,长期吃住在村,全程参与当地在该阶段的脱贫攻坚实践。在此过程中,笔者既在完成扶贫工作任务,也在进行参与观察;既有作为扶贫干部的主位体验,也有作为研究者的客位观察。这段经历成为笔者选取当地案例探讨乡村社会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当地的具体条件也具有典型性。一方面,F县位于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当地的脱贫攻坚实践是全国精准扶贫实践的一个缩影。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初,全县共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村159个,建档立卡贫困对象19155户、72909人,贫困发生率为16.69%。截至2017年底,全县贫困村减少至93个,贫困对象减少至4757户、15475人,贫困发生率降低至4.55%;2018年,所有贫困村出列,并于2019年通过贫困县退出验收。Y村位于F县北部,距县城53公里,全村辖12个村民小组,共296户、125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1户、473人,彝族居民约占60%。T村与Y村毗邻,共辖10个村民小组,有288户、119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7户、127人,彝族居民约占99%。两村地形皆为山地,森林覆盖率达65%以上;耕地以旱地为主,河谷区原有部分水田,因水电站建设被淹没,仅余不足250亩。Y村位于澜沧江河谷,海拔稍低,气温较高,产业以粮食(玉米、麦类、豆类)和烤烟种植为主;T村海拔在2000米以上,气温较低,产业以粮食、核桃、茶叶种植为主;此外,外出务工收入对村民收入有较大贡献。

另一方面,当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整合危机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当地有个说法,说F县人是“云南的四川人”,意为F县人具有许多四川人的行为特征,如吃苦耐劳、行事灵活等,尤其是流动性强,外出务工人员比周边其他地区更多,如Y村有劳动力约600人,外出务工和本地打零工的约500人;T村有劳动力约560人,外出务工、本地打零工的约450人。劳动力外流,是乡村空心化和社会整合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前,当地乡村社区是一种半放任式的状态,农业生产不见起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薄弱,社区秩序涣散,社会动员无力,人口结构不合理,种种负面因素表现出原子化、放任化的主导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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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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