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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雪霞:法律职业化视角下的国际争端解决

更新时间:2020-12-06 00:03:26
作者: 廖雪霞  

   【内容提要】 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国际争端解决近年来日益活跃。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除了研究国际争端解决中所涉实体和程序问题之外,还应引入法律职业化的视角。国际争端解决有其固有的法律职业化特征,辩证地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远离西方诉讼与仲裁文化的亚洲国家制定可行的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的策略。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国际法院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中的国际职业律师群体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二者比较研究,指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现象,以及国际职业律师群体具有高度专业化、精英化和封闭性的特征。同时,我国周边国家参与国际诉讼的不同职业化模式也能启发我国应对国际诉讼或仲裁的进路选择。

   【关键词】 国际诉讼,国际法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

  

   一、引言

  

   国际争端解决①是国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之一。在国际法发展史中,国际诉讼与仲裁曾经作为武力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替代品,备受期待。早在20世纪初,仲裁便成为国家平息纠纷的选项之一。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设立了常设仲裁法院,试图为诸国提供更为体系化和职业化的仲裁服务。一战后,国际联盟建立的同时也设立了常设国际法院,并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将诉讼和仲裁作为国家诉诸武力前应适用的“冷静机制”之一。②二战后,世界各国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为一项国际义务写入《联合国宪章》,并成立国际法院作为常设国际法院的继任者。尽管在常设国际法院时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国家间的争端被认为是谈判等外交手段的补充,③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法院在裁判国际争端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策略性地利用多边条约下的管辖权条款,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争端(或其部分)提交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其中以国际法院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件七仲裁为代表。例如,乌克兰将克里米亚问题有关争端两次通过《公约》提起针对俄罗斯的仲裁,④通过《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在国际法院提起针对俄罗斯的诉讼;⑤毛里求斯将与英国就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争议“包装”为非殖民化问题,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大会向国际法院提出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⑥巴勒斯坦通过《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将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的问题提交到国际法院。⑦这一“政治问题法律化”“政治问题司法化”的趋势值得关注,对我国而言尤其如此。⑧

   国际争端解决有其内在逻辑,更有其百年来所形成的以欧美司法制度为底色的诉讼文化。以国际公法为适用法律的诉讼或仲裁有其特殊性与专业性,不能简单地与国际贸易、投资仲裁等同:诉讼或仲裁适用的法律是国际公法(如条约和习惯法),诉讼的目标往往是一方要求他方就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承担国家责任,如赔偿、道歉、宣告他国行为违法等。因此,国际诉讼或仲裁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国际公法知识,更要了解相关国际性司法机构的程序规则。参与国际公法诉讼或仲裁的国家往往会聘请富有经验的国际公法专家作为出庭律师,或加入该国的法律团队,由此形成了国际争端解决中的生态圈——一个固定且封闭的国际律师群体。⑨这一群体囊括职业律师与国际法学者,具有高度专业化与精英化的特征,长期且稳定地为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的国家提供职业化的法律服务。

   基于这一现实,本文提出,对国际争端解决的研究离不开法律职业化视角的引入。法律职业化视角不仅可以准确把握当前国际争端解决中“欧洲中心主义”的现状,了解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必备的职业团队组织与建构模式,更能为我国培养高素质的国际法律人才提供方向指引。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律人才是提高我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水平的长期目标与必然选择,也是顺应与引领世界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法律支撑。⑩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以2000年至今的国际法院诉讼团队、《公约》附件七仲裁的法律团队和仲裁员为样本,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国际争端解决中国际法律团队的组织方式与特点,从而为全局性地了解国际争端解决的职业化模式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整理和分析我国周边国家参与国际诉讼的团队组建模式,并聚焦俄罗斯、日本和缅甸在国际法院的应诉经验,深入探查各国诉讼团队构建与准备的路径。最后,结合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职业化特征与周边国家的经验,本文尝试提出我国在应对潜在的国际诉讼与仲裁时构建职业化团队以及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进路建议。

  

   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职业化现状与特征

  

   从法律职业化视角分析国际争端解决,研究的对象是其中的法律职业群体,包括其专业背景与职业属性,研究的目标是提炼出理想的国际法律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以及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的团队建构与准备模式。本文首先简述国家参与国际争端解决中职业团队构成的一般方式,再分析其中代表——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与《公约》附件七仲裁程序——的法律职业化特征。

   (一)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职业团队概述

   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的一国法律团队通常由代理人(agent)、出庭律师(counsel and advocate)、律师(counsel)和顾问(advisor)组成,有时还有专家(expert),同时兼有法律助理(legal assistant)及其他提供后勤保障的服务团队。从身份属性上看,一国的诉讼团队中可能包括本国官员、本国律师、外国律师、本国学者和本国/外国专家。

   代理人是由国家指派的代表,往往由本国官员担任。代理人的指定有三方面的实际考虑:第一,作为国家的代表,代理人负责诉讼每个阶段的联络和通讯,参与程序所需要的各方会谈,担任相关文书的传递和送达的接收方。在实践中,国家指定代理人时也会考虑将该国驻司法机构所在地的大使任命为共同代理人(co-agent),从而便于实时了解、接收和传递与案件有关的信息。第二,对内而言,一国的代理人可以成为该国诉讼团队的主管,因此往往还需要结合案件的类型、性质、涉及的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等因素,指定可以有效组织该国团队的代理人。因此,代理人相当于“团队主管”,承担起协调和组织团队运作的职能。第三,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象征意义,有的国家会指派德高望重的本国官员(如现任或前任大使、外交部长,甚至前任国家元首)作为代理人以体现国家对案件的重视。11

   出庭律师负责在庭审程序中阐述一国的法律论点与有关事实,并对对方的主张及依据进行有针对性地驳斥。在有证人(包括专家证人)的情况下,出庭律师还要负责质证环节,即询问己方证人并交叉询问对方证人。可见,虽然国际诉讼或仲裁的准备离不开一国法律团队的集体劳动,但在庭审中,法律、事实和证据的最终呈现是由出庭律师完成的。这一职能要求出庭律师不仅要具备高效的法律陈述与能力,还要对有关司法及准司法机构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出庭律师的经验及其对程序规则的把握可帮助国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策略。除出庭律师外,律师也是团队中从事法律工作、提供法律咨询的人员,但不出庭。

   顾问则主要由本国政府官员构成,以外交部官员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外交部或者法律专员,而是囊括所有对案件的准备有贡献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有时还包括翻译。依据案件性质的不同,顾问的组成也会有所差别。例如,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违反《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案中,俄罗斯的顾问团队包括外交部的不同办公室(法律办公室、人道主义合作与人权办公室),还包括来自国防部、检察官办公室、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专家。12在澳大利亚诉日本“南太平洋捕鲸”案中,日本的顾问团队中包括水产厅负责渔业问题谈判的专家、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日本委员等。13又如,在涉及领土与海洋划界争端的诉讼中,国家的顾问团队往往会包括能源、水文地理、负责边界和海洋问题等部门的专员。这从2002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利吉坦岛和锡帕登岛”案中的两国顾问团队可见一斑。14

   根据案件需要,国家有时会聘请专家提供书面报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这在涉及领土和海洋争端、渔业等问题上格外普遍。在专家的选择上,有的国家聘请外国专家,而有的国家则选择本国的职能部门或科研院校的专家团队。当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的时候,除了被本国律师询问提供相关意见外,往往还需要接受他方出庭律师的质询。专家证人本身的权威性,其出具的专家报告的科学性,以及在庭审过程中对有关问题的意见,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态度。15

   从上文中可归纳国家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的团队组织与建构的要点。第一,出庭律师极为重要,因为除了在诉状撰写阶段就法律问题献言献策之外,出庭律师是唯一在庭审过程中代表国家作法律陈述的人员。出庭律师的经验和能力,决定了一国能否在短暂有限的庭审时间内有效地说服、影响法官。第二,由于一国的诉讼团队往往人数众多,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十人以上,团队的管理、协调和组织是考验一国团队专业性与有效性的核心问题,因此团队主管人选至关重要。第三,诉讼团队的多元组成反映一国的诉讼准备依赖不同职能部门的参与。一方面,证据和事实需要各有关部门提供。以领土争端为例,争端各方往往会提出本国对争议领土进行了有效控制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涉及立法、司法管辖、行政管理、执法活动、公共服务等方面;另一方面,协调各部门的参与,保持在案件过程中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与国家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所持立场的统一,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另外,由于一些职能部门的官员并不具有法律或国际法背景,因而有必要进行与诉讼程序、国际法规则相关的培训,便于所有团队的成员理解程序的关键或策略的重心,从而提供相关的、最有力的证据或资料。16

   (二)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法律职业化

   在对国家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的职业团队组成有基本了解后,本文进一步考察国际法院诉讼程序中的法律职业化倾向。本文统计了国际法院2000年至今就争端性案件(排除了咨询意见)作出的64份判决。之所以以判决而非案件为统计对象,是因为同一案件可能产生不止一个判决(如确定管辖权的初步反对意见判决、实体阶段判决),且同一案件的不同判决中争端当事方的诉讼团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因管辖权阶段到实体阶段的时间跨度大而导致人员更迭)。每份判决涉及两个争端当事国(偶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形,而第三方团队不在被统计之列),有时也会出现同一原告同时起诉多个被告的情况(如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诉北约8国,马绍尔群岛诉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种情形仍以判决作为统计法律团队的标准。17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尽管参与国际诉讼的国家众多,但各国的出庭律师团队存在高度的同质性,体现在出庭律师人数与国籍属性、少数西方律师代理多数国家的案件、出庭律师的职业背景与机构隶属关系。

   1. 出庭律师人数与国籍属性

   超过半数的当事国选择了3—5人的出庭律师团队,出庭律师人数多于6人、少于2人的情形在所有团队中所占比重均低于20%。出庭律师人数最多的高达14人(2002 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中的喀麦隆团队),也有2个团队未聘请出庭律师而由本国代理人担任出庭律师(2016年马绍尔群岛诉巴基斯坦中的巴基斯坦团队、2004年塞黑诉荷兰中的荷兰团队),详细信息如图1所示。

就出庭律师团队的国籍组成而言,绝大多数国家聘请了外籍律师,仅有15个团队的出庭律师全为本国律师。可见,超过85%的当事国选择聘请外国律师加入自己的出庭律师团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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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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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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