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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路 王元超: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总体倾向和影响机制(2005—2015)

更新时间:2020-12-05 23:59:28
作者: 李路路   王元超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的是2005年—2015年间中国大众社会态度总体倾向的变迁和影响机制。本文建构了一个包括个体、社会和规范三个层次、七个指标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十年间社会态度变迁的趋势,同时分析了这些变迁趋势形成的机制:涓滴效应,即某些特定社会群体较早、较深入地对社会变迁的感知率先引发了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然后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最终导致了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上述结果为人们认识社会态度的变迁趋势和影响机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社会态度变迁,总体倾向,影响机制,涓滴效应

   社会态度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21世纪初的十年间(2005年—2015年),中国大众的社会态度在涉及个人、社会和价值规范层面等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热点问题上,其倾向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趋势和过程与机制是怎样的?

  

   一、 背景与问题

  

   态度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是一个整体反应系统。①据此,有学者将社会态度(social attitudes)定义为社会大众对某一事物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等三个心理层面上的整体反应;②一些学者在形式上将社会态度变化的趋势大致总结为一致、非均衡和极化三种基本模式。③本文则从社会态度的实质性内容出发,将社会态度的分析凝聚到社会大众在总体水平上对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热点议题的评价倾向性④,更强调这些热点议题在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了很多基本的、深刻的变革,社会大众对这些重大变革及其引发的社会议题的评价倾向性或态度,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态度是社会变迁的现实结果和社会表征,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分析民众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对理解和把握社会变迁趋势、了解社会矛盾状况具有重要意义;⑤另一方面,社会态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也具有潜在影响,民众对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多种心理进程,而且与其社会实践行为也具有紧密的联系。⑥

   近十多年来,社会态度的研究在国内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了很多成果,对社会态度的概念结构、学科谱系、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⑦深入探讨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结构对社会态度的影响,⑧同时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⑨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激励和研究灵感。但这些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与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或缺乏系统的实证基础,或主要针对特定群体而缺乏对社会整体的统合,因而无法更好地对我国民众社会态度变迁的总体倾向性做出系统性、预测性的审视。

   国外对社会态度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在西方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上,例如,自我感知和评价(如自尊⑩、自我决定和幸福感等11)、种族身份、性与性别、堕胎、分层意识等;第二,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和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宽容或苛刻等12,以及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当前西方社会同样面临众多问题和重大转型时,这一特点尤为明显。问题在于,国际研究中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十分契合,在中国社会中迫切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国际研究中较少被涉及。同时,由于在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中外之间存在诸多差别,因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形成机制上也会存在巨大差异。

   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于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总体态度倾向性,重点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第二,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机制。本文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05年、2015年数据,值得指出的是,CGSS2015年数据专门设计了基于2005年数据的十年回顾板块,使得其总体态度倾向性的相关测量指标保持基本一致,为研究者进行十年的对比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大大提升了变迁研究的质量。

  

   二、 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完成本文研究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建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结构性的态度分析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既要能够反映社会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又要能够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往往通过考察社会成员对重大社会议题或自我生活状况的态度来归纳社会态度的整体倾向。托马斯(W. I. Thomas)和兹纳尼茨基(F. Znaniecki)曾将社会态度分为对个人、社会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态度13,昆考特(K. J. Kiecolt)14将已有的态度研究划分为社会设置(如分层态度和宽容)、社会规范(如公共问题)、社会关系(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综合现有研究,本文拟从个人、社会、规范等三个层次上分析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三个不同层次属于社会态度的三个重要对象领域,虽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社会态度的全貌,但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个人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基于个人层面对生活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大众对个人社会状况态度的测量可以包括很多方面,本文采用了两个综合性指标:生活幸福感和自我地位评价。生活幸福感作为测量个人生活综合状况的经典指标,已被大量研究所使用,15本文之所以还采用了“个人社会地位评价”作为测量指标,是因为该指标一方面相对于生活幸福感是一个面向客观的综合性指标,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变迁也是个人生活状况变迁的综合反映,因此,两个指标相得益彰。这两个指标在总体倾向性上可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取向:个人维度的总体态度倾向性愈加积极意味着大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着较为乐观的情绪氛围,对于社会变革为个人生活带来的改善整体上较为满意。

   社会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基于社会结构层面对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社会层次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变迁过程中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状况的感知和评价,对于评估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之严重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地位的分化和变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是分析社会资源分配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收入分配更多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果,机会分配更多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取资源优势的机会。收入差距长期以来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所感受到的最基本的变化,也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用以衡量社会稳定性、理解和预测其他社会状况与个体行为的核心变量;16而机会公平则是关乎民众个人发展和整体社会流动的基本社会过程,分析民众的机会公平感对于了解社会紧张与阶层固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与人文关怀之所在。17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社会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为包容或排斥两种取向,包容的取向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差距与社会矛盾的感知渐渐缓和,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更加认可。

   规范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对于社会价值观的态度。基于价值观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体现了社会大众对蕴含在个人行为与社会运行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认知和倾向。相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属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次,不仅如帕森斯所说,是广义社会系统的最高层次18,也是社会变迁过程的最终层次19。就总体倾向性而言,无论从国际价值观念交流与冲突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我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经验出发,当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规范冲突便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碰撞,二者也是国际社会态度研究中的常见议题。20自由主义是对个人价值和自由意志的文化认可,它强调自治、自由和差异,重视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21保守主义则与之相反。正因如此,本文涉及价值观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可以分为自由或保守两种取向,自由取向意味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民众更加认可强调自由的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追求更加热切。

   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从不同侧面衡量价值观层面上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状况,即性与性别、个人自由、政府作用。如上所述,包容差异、尊重自由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性与性别是一个非常具体,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的问题,对开放性行为和同性恋的认可程度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人们对差异的宽容程度。个人自由指标选取了一组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渐体现出争议性的“越轨”行为,通过评判该行为是个人自由还是应受指责,反映人们对于社会规范的基本态度。国家与个人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是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相对于上述两个指标,它是更为具体、实际的不同价值观念碰撞的焦点。测量民众对政府再分配、提供社会福利等作用的依赖性,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民众对自由主义所派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倾向的认可程度。

   (二)研究假设

   1. 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全球化等进程日益加剧,对我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相应的,我国民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变迁趋势呢?

   (1) 个人层次

   传统上,人们认为态度会受到基本动机或需求的影响,个体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基于其在需求基础上所感知到的奖励或惩罚。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相对落后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在这十年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整体水平上基本实现了满足。据此,可提出假设1.1:2005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个人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将呈现积极化的趋势。

   (2)社会层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我国一直奉行集中化、平等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尽管仍然存在诸多社会差别,但总体上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伴随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的过程,原有的社会群体结构开始逐渐分化,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脑体倒挂”、贪污腐败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加显著,人们对于市场机制及其带来的分化结果也逐渐适应。因此,与其他转型国家类似22,由“大锅饭”和“平等主义”时代衍生而来的,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实所激化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将有所回落,特别是对于各种社会分化的宽容和包容程度将有所增加。据此,可提出假设1.2:2005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将越来越趋向于对分化的包容。

   (3)规范层次

早年如英格尔斯,晚近如英格尔哈特,都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化带来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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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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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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