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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我的四位宪法启蒙老师

更新时间:2020-12-05 21:56:39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不停止学术的思考。1958年,许崇德被抽调去昌平县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被下放丰台区看丹乡劳动锻炼一年,但返校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1962年到1964年,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连续发表三篇文章。

   他一生传道授业,登坛讲宪,修身克己,谦逊为人,桃李满园。他是一位令晚辈景仰的杰出的宪法学家,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宪法学丰富的学术遗产之一。作为他的学生,我与导师的交流中学到了知识、做学问的方法与做人的道理。他是智者,面对宪法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及青年学者的困惑,他耐心引导,以知识的力量给人们希望。如今中国宪法学发展面临着各种挑战,面对着宪法价值与现实的冲突,有时让人觉得缺乏信心,但每当想起许老师的教诲,我们心中就有责任感,也有勇气,继续履行学者的责任,推动宪法学的发展,以告慰在另一个世界中深切地关注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尊敬的许老师。

  

阿部照哉教授的“宪法世界”

  

2014年1月,我率团赴日访问了京都大学等著名高校。20多年前,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京都大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度过了一年多的访学生活。其后,虽然去日本访问的机会比较多,但一直没有机会去京都。20多年后重访京都大学时感慨万千,当时是30多岁的青年,如今是50多岁的中年人。到京都站下车时,内心几分感慨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种亲切感。最让我期待的是这次访问期间可以见到我的指导老师阿部照哉教授。结束京都大学法学部的访问后,我联系了阿部老师,在电话中他非常高兴,热情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

   我和一起访问的同事坐地铁到了先生居住的郊区的家。时隔20多年再次见面,心情非常激动,他虽已过伞寿之年,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康泰。在先生的家中,把酒言欢之际,先生愉快地回忆起当年我留学时的往事。我的思绪也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1989年11月,我通过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联系了在日本宪法学界享有学术声誉的阿部老师。他对我的研究计划比较满意,同意做我的指导老师,并寄来办手续的一些资料。1990年2月初到了京都大学,办完入住等手续后,第三天到法学部报到。我记得,报到当天,阿部老师约我到他研究室见面。我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研究室,到时间时敲门,阿部老师亲自开门,亲切地说,欢迎到京大学习。在不到20平方米的研究室里,四面墙都是书架,很多是外文书。他询问了住宿等情况,并与我交流研究计划,并告诉这个学期他讲授的课程,告诉我可以到课堂进行交流。从第一次见面后,先生每两周安排时间交流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并专门安排学术助手提供相关的参考书。每次有学术讨论会时,先生都通过助手通知我参加,为我提供交流与了解学术动态的机会。跟随先生研习宪法学的这一年,我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认识深化,特别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对宪政体制多样性的影响有了较深入的思考。

   作为日本宪法学重镇之一的京都学派,虽与东京学派同属立宪主义学派,但在解释方法上却存在相当差异。东京学派侧重目的解释,京都学派则强调文理解释。先生之师承即为日本著名宪法学家佐佐木惣一教授门下大石义雄教授。先生1929年生于德岛县。1953年京都大学毕业,历任法学部助手、助教授。1968 年至1993年任京都大学教授。曾任日本公法学会理事、比较宪法学会理事长、近畿大学校长等职务。

   先生的学术背景为德国宪法学。早在助手时代便发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法性质》一文。先生曾于1957年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留学,在两年半的留学期间内于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受教于当时德国宪法学权威黑塞(Hesse)、斯门德(Smend)教授,对德国宪法学的研究愈发深入。

   先生在得知我对于宪法学研究的一些困惑时,便对我说:「现实环境的不理想,与将来的宪法发展并无直接关联」,并以他个人为例,告诉我研究比较宪法对于本国宪法的意义所在。在听取先生的教诲之后,我也逐渐跳出文化绝对主义的窠臼,对非西方立宪主义研究产生了兴趣。我的博士论文便选择以亚洲立宪主义为主题。在跟随先生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仅关注非西方宪政主义,同时受先生影响,对宪法上的选举制度也颇为关注。在方法论上,曾留学德国的先生,不忘告诫我以德国式的法学体系化思维研究宪法学问题。

   阿部先生作为宪法学大家,其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宪法领域。在人权领域,先生著有《基本人权之法理》一书,他的平等权思想广泛影响了日本宪法实践。在课堂的讨论中,阿部教授从多个层次对平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例如平等原则在历史上之展开、差别合理性之判断基准、议员定数不均衡、优先待遇、父子家庭等多个方面。先生之平等理论影响至今,被认为是奠定了当今日本宪法学平等研究之基础。在对宪法上平等条款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先生从早期的「平等」条款对立法者非拘束说逐渐转为立法者拘束说。在新兴人权方面,先生也较早研究了「环境权」问题,他从日本宪法上的幸福追求权和生存权推导出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先生早在1964年就开始研究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认为基本权并非直接在私人之间产生效力,而是考虑到维持私法秩序,基本权利作为解释之原理,通过私法的一般条款,以具体的立法为契机,起到外部矫正的作用。

   作为关注宪法实践的学者,先生重视宪法判例研究,谈论学术问题时经常以案例作为依据,使问题的解释具有说服力。如在1973年先生编著的《宪法判例》的序言中,先生指出宪法判例对于宪法学的意义在于:

   本书不仅收录了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也包括下级法院的判例。通过明晰宪法判例,把握『活的宪法』,辨明判例的内在理论,也能预测未来的宪法裁判,通过对判例的研讨追求『应然之宪法』。

   我后来在教学中重视宪法事例,每年编写《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也是受了阿部先生宪法思想的影响,确实收益很多。

   跟随先生学习宪法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先生完美地平衡宪法学知识的价值共识与宪法实践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中上关注宪法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将日本宪法学传统与德国古典公法理论相结合。众所皆知,日本宪法学在战前受到德国国法学的强烈影响。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先生是以德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判例作为素材进行研讨。从德国基本法与日本国宪法比较的视角出发,先生对魏玛宪法上的议会主义、宪法裁判以及魏玛宪法的崩溃进行了研究。对德国基本法下政党之宪法地位问题、选举制度、宪法裁判论、宪法解释方法论等,先生则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生也将日本宪法学与宪法判例的情况,以德语发表,在德国受到较高评价。在比较宪法方面,先生还编著有《比较宪法入门》《世界宪法集》等书。

   先生在宪法学研究中,特别重视翻译工作,曾参与翻译多部德国公法学著作,如罗文斯坦(Karl Lowenstein)的《现代宪法论》及《英国政治》、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一般国家学》、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宪法论》、黑塞的(Konrad Hesse)《西德宪法纲要》、莱布霍尔茨(Gerhard Leibholz)的《现代民主主义之构造问题》等。先生此举,之于西方立宪主义亚洲化,意义深远,自不待言。

  

权宁星教授的宪法解释学

  

1991年2月结束日本的访学后,应首尔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前往韩国访学三个月。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去韩国学术访问,只能在日本办签证。虽然签证手续复杂,但因有首尔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函,使馆在办理签证时提供了方便。1991年2月初,我从日本去首尔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并通过一位教授联系了权宁星教授,作为访学期间的合作导师。当时,在韩国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宪法学家,一位是金哲诛教授,另一位是权宁星教授。

   权宁星教授在首尔大学念完本科和研究生以后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博士,在莱布霍尔茨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以「宪法规范与宪法现实」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被评为年度最优秀的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变迁中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博弈与张力,强调了规范对现实政治权力的约束作用,同时奠定了权宁星宪法解释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其实去德国留学之前,权教授开始发表有关宪法解释方面的论文,如1964年发表的「法治国家与宪法裁判制度」「主权的本质与界限」等。1975年发表的「宪法解释学的方法论」一文奠定了他在韩国宪法学界的学术地位,形成了以「中庸」与「批判」融合的宪法学(申宇澈语),特别是宪法解释学的基本风格与框架。

   权教授认为,对宪法文本和文本外的规范内涵进行解释是宪法学的基本任务,应在实然与应然世界、静态与动态的关系中观察宪法的存在。他主张的宪法解释学基本要义是:在宪法规范与现实关系中引入宪法解释功能,合理确定解释的空间与界限;将宪法解释具体化,在具体问题中论证解释的客观性,如他在领土、政党等问题的研究中合理运用目的论解释;对政治因素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影响,既不回避,但也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按照他的宪法哲学,宪法既是政治的儿子,同时也是政治的父亲,宪法的命运也决定于这一特殊逻辑,在宪法世界中我们无法排斥政治因素,但可以控制政治权力运行,或者把政治问题宪法化,把宪法问题尽可能程序化,以减少政治对宪法的影响,以降低各种政治风险,维护宪法规范的安定性与权威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韩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围绕着宪法修改以及民主化进程,宪法与政治的角力比较严重,学界也出现了不同学派。有的学派特别关注政治运行的现实,甚至热衷于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忽视作为法律的宪法的价值。基于规范主义的价值立场,权宁星教授始终以精细化的解释学来化解规范与现实的张力,对1988年以来的韩国宪法裁判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他生前撰写了25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20本学术专著与教材。特别是《宪法学原论》是一本标准的宪法教科书,也是标准的宪法解释学书,对宪法原理、宪法制度、基本权利等基本问题的精细化解释,形成了体系化的解释技巧。除了宪法解释学理论贡献外,他在比较宪法学、宪法与政党理论、基本权利体系以及宪法与领土等问题上建立了体系化的理论框架,强调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使之成为韩国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鲜明的「权宁星宪法学」特色。

   笔者在访学期间,权教授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想办法为我的研究提供各种便利。每周都安排学术交流,并邀请我参加各类学术讨论会,与韩国学者交流。虽然短短的三个月的访学,但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大。回国后每次去韩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我都去首尔大学拜访权教授,请教一些问题,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他任韩国公法学会会长期间,专门邀请许崇德教授和我访问韩国,请许老师在韩国公法学会年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一国两制」的宪法学命题。他专门主持了许老师主题发言的环节,详细介绍了许老师的学术贡献,说许老师是「中国基本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两位宪法学大师在晚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我从韩国开会回来,许老师都会询问权宁星教授的情况,特别是权宁星教授生病期间,许老师多次写信问候。2009年8月权宁星教授因病去世后,许老师还专门发去唁电,深表哀悼。

   在过去30年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中,我有幸在四位学术大师的指导下研习宪法,一直从事宪法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宪法学的专业追求没有动摇过。

   回顾执教30年的岁月,我为自己成为宪法学教授感到自豪,对四位宪法启蒙老师充满着感激之情。

   我在宪法学研究中强调“历史—文本—解释—实践”四位一体方法论是受了四位老师的学术影响。四位学术大师中,三位先生已去世,近九十岁高龄的阿部老师仍健在。

   在未来的宪法学研究中,我会追求学术理想,坚持宪法学的专业立场,做一名有责任、有追求、有良知、讲真话的宪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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