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出土的简帛古书对认识古代学术遗产有什么意义，这是介绍过上述内容之后，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问题。我想试着把它总结一下，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理解，非常肤浅的理解。这里，我的感想是粗线条的，与其看作归纳和总结，不如看作问题和思考。因为这些古书虽然已有一定数量，在古书的各个门类都形成了必要的支点，但它们的数量还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单篇，很多都残缺不全，远远不能同现存的100多种传世文献相比（它们中的很多都是大部头，一本书就顶出土发现的一大批古书），更不用说同上万卷的西汉宫廷的藏书相比。跟古代拼数量，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细节的复原，只能使我们陷入非常悲观的境地。在我看来，简帛古书的发现，它的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发现了多少以前从未见过的怪字，也不是找到几个罕见的古本，为我们重新阅读现存古书增添了校勘和注释的线索。我认为，其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虚的方面，即我们对古书体例，对文本演变，对古代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他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借材料的更新，可以换一下眼光。务虚胜于务实。
别的不说，光是对“古书经典化”的认识，对我们启发就很大。它使我们注意到，现存文本的品种和面貌，都不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经典的形成只是在既定的文化结构和思想氛围下增加了解释的复杂性，相对于思想的原创过程，它反而比较单调，也比较乏味（只能开掘内涵，不能拓展外延），失去原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保留什么，放弃什么，强调什么，淡化什么，这些都决定了我们日后的阅读口味和文化口味，让我们专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吃，忌口越来越多。在思想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必须选择，但选择将意味着失去选择（得之于此则失之于彼）。将来缺什么补什么，一切新资源的开掘，都和这种口味分不开。一种是返回头去，从原有资源开掘（如假道济儒），一种是摆脱原有资源，寻找新的资源（如假释济儒），甚至反求诸己，干脆从自身开掘（如对曾子和子思的强调）。中国文化的口味是什么，这要从古代学术遗产去反复体会，拿留下的东西（传世古书）和丢掉的东西（出土发现的古书）反复比照。我说的遗产，不是说有哪些哪些书，而是说在这些书里，在这些书外，作为有精神魅力的思潮，作为有概括能力的理论，可以长久留下来，反复影响人们的东西。
比如，中国古代学术，前面是分六大类，这六大类又可合并为两大类，一类是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包括其经典和史料），一类是当时的实用知识和实用技术（包括其理论和方法）。前者传诸后世，主要是儒、道二家，其他流派，皆隐退或消亡。后者传诸后世，主要是源自治国用兵之术的谋略思想和源自数术方技之学的阴阳五行说，它们是从古代技术中提炼出来的具有理论色彩的东西，书虽然反复更新，但支配性的思想并没有变。它们都是阅读选择的结果。这是我们的文化赖以作为基础的东西。我叫“四大遗产”。
（一）儒家思想
儒家对后世影响最大，一是它给我们留下的经典最多，对衔接传统和传播文化有很大影响；二是它讲“学而优则仕”，和古老的贵族制度相反，不问出身，只凭读书取仕，这个制度很重要；三是它“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淡化宗教的态度，影响也至为深远。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书，是读书的制度和读书的态度，但明确的思想遗产是什么，反而有点说不清，“仁”很抽象，“礼”很空虚，大部分都不能切合于后来的社会实际，完全是靠解释系统来支撑。汉唐以来，儒家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当然是支配性的，除了国家性的宗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但它不是宗教，不是哲学，更不是实用的技术与指导。这样的思想，优点也是缺点，它有三个比较薄弱的地方，一是哲学的薄弱，二是宗教的薄弱，三是实用技术和理论的薄弱。宋学假释济儒，假道济儒，从孟子上探子思、曾子和孔子，大谈易理和心性之学，就是看到了它的薄弱。清代初年，有些学者提倡经世致用，也是有感于此。明末来华的传教士，最初看不起儒家，觉得其所言所行，都是庸言庸行，没什么精彩过人之处（比如，与他们的古典作家相比）。黑格尔也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孔子。现在四个世纪过去了，西方读者对儒家还是打不起精神。在西方书店出售的汉学译本中，《论语》的地位远不是那么高，它不但不能同《易经》和《老子》相比（在黑格尔的书中，《易经》《老子》的地位已在《论语》之上），就是和《孙子》相比也不如，一般人几乎毫无了解。他们对儒家的尊重，基本上是一种客气（利玛窦时就有的客气）。他们是把儒学当中国人的文化感情来尊重，当入乡随俗便于接近中国的手段来尊重。这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地方。现在，由于简帛古书的发现，使我们恢复了对大小戴记的信心，恢复了对“七十子”的热情，恢复了对儒家复杂性的认识，让我们知道，儒家对宇宙本体论，对心性之学也有其关心。这对重新认识儒家当然有积极意义。但问题是，它究竟证实了宋学制造的儒家形象，或发现了儒家的本来面目，还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个思想侧面，让我们发现了我们曾经拥有但后来又失去的东西。宋以来的儒学，和我们最近的儒学，它们和孔子时代的儒学，和战国时期的儒学，和汉唐时期的儒学，差距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道家思想
本来也是一股很大的潮流。战国晚期的诸子百家之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它为轴心。它和很多的思想流派，和很多的知识门类，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后世的道教接受了这一遗产，它是比较开放的体系，除了儒家，什么都收），在宇宙本体论上，在生命现象的研究上，在治国用兵的智慧运用上，都有很多长处。先秦时代，它比儒家退得更远也进得更多，名曰无为而实则有为。汉武帝以降，道家和刑名法术之学摘钩，和儒家交叉换位，地位大不如前，但仍然是合格的“在野党”，所有儒家的薄弱环节，几乎都是由它来补充。东汉以来，它还演化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宗教，填补了王莽改制后中国社会下层的精神空虚。在外来资源（如佛教）开掘之前，它是惟一与儒家互补的东西。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考虑，都不容低估。出土文献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它有很多哲理深刻的道论，这些道论的存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子》产生的思想背景，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子》传播的思想气氛。中国古代哲人在理论上的追求到底有多远，它所依托的古代知识体系到底有多大，当时的思想派别是何等错综复杂，这些都要从道家入手，才容易看得比较明白。我曾经说过，道家是中国古代“现代化”的产物。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一见钟情，主要还是这个侧面。
（三）谋略思想（法术思想和兵术思想）
中国的法术思想和兵术思想特别发达，前一类东西，在欧洲是16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马基雅维利）；后一类东西，在欧洲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特别是兵学，在中国尤其发达。但中国的法术，自秦朝灭亡，背上黑锅，一直是阴谋，不是阳谋，是阴柔内向，藏在里面的东西。中国的军事传统是真正的古典传统，特别是谋略思想，更是如此。它是本来意义上的阴谋，但比前者要坦诚和公开，有白纸黑字写在书面上。其经典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兵书，两千年后还是读两千年前的书。但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这类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笺释性的，整个地位是处于下降和萎缩的趋势。偃武修文，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走向。中国的军事技术本来很发达，但和指挥艺术有点脱节，战略战术是笼罩在古典思想的氛围里，而技术则是当代的东西。这门技术和刑名法术是互为表里，和道家也有密切关系。中国的斗争艺术非常发达，战争也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西方世界对它的尊重也是理所当然。
（四）阴阳五行说（提炼自数术方技）
是中国的自然哲学和技术理论。它在数术方技之学（也包括兵学中的技术门类）中是惟一通用的理论，从先秦两汉到清代，始终保持其传统。其经典化和兵书不能相比。它不是以一本书或几本书而出现，放在实用技术之上。专门讲阴阳五行，这样的经典没有，但它的影响却无所不在。由于实际操作的需要，数术方技，它们一直是按门类划分其范围，各自有各自的经典。阴阳五行理论，和谋略思想不同，它不是与技术的层面脱节，而是广泛渗透于技术之中，就像神经和体液在身体中的分布。这是它的特点。数术方技之书，出土发现很多，我们要分析和理解这个理论，从早的材料看比晚的材料更清楚，也更单纯。这样的东西，在西方人的眼里，是和东方神秘主义有关，是和他们寻找中国宗教、科学和哲学三方面的异质性有关，当然也是吸引他们的地方。他们对《易经》的迷恋，本来是迷宋学解释下的《易经》，图学解释下的《易经》，根子也在阴阳五行说。
他们对我们有许多谬奖错爱。
在这本讲义即将结束的地方，我特别希望提到的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口味，以及西方口味和我们的不同，恐怕值得认真反省一下。借他们的眼睛，想自己的问题（借中外的差别想古今的差别）。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想提供另外一条思路，即我们和他们，在古代世界的起跑线上，曾经有很多人心同理的相似，但选择使我们分道扬镳。考古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忽略了的东西，现实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忽略了的东西。
被忽略的东西，当时好像不重要，但将来可能最重要。
和最初的提法有关，现在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说，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寻找回来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