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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

更新时间:2020-12-03 12:07:28
作者: 汪丁丁 (进入专栏)  
”正是所谓“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在1976年为《通向奴役之路》第三版的序言里,哈耶克说他在此书出版三十多年后惊讶地看到,尽管他继续在同一领域里思考,学习和体验了这么多年,但他当年写下的主要观点今天看来仍然如此正确以致可以不做任何修正地呈现给读者,并且他一生发表的主要著作都可以视做他早年这本书思想的展开。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如该书第一章第一句所言:刻划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欧美宪法所期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The Limits of Liberty)。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基于战后各国政治社会改革的经验,这时的哈耶克强调: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那个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Karl Popper)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被波普称为真正的心理学基础的《感知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和反对“科学主义”的名著《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等。他涉猎宗教,科学,艺术,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这里我想引述米塞斯《自由主义》里的一段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都献身于全人类的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最终目标,而在于它们用以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注[13])。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如上所论,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如同作者集毕生思考提炼所得的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三个相互关涉但各有侧重点的“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同时也概括地阐明了我个人对哈耶克思想体系的看法。

  

二、命题一:演进理性与哲学阐释学是一致的

   《致命的自负》第一章——“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哈耶克写道:“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哈耶克早在写《感知的秩序》时就提出了这个看法。受其影响,波普在《自我及其脑》中更进一步论证了这个看法(注[14])。这一命题侧重讨论哈耶克和波普关于“理性的局限性”的看法不仅承接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而且与现代哲学阐释学有着基本的一致性。这一命题与哈耶克政治哲学的关系将在命题二的讨论中展开。这一命题所涉及的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将在命题三中进一步展开。

   “演进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是哈耶克为他和波普的理性概念起的名字。哈耶克的哲学思想首先受到奥地利学派导师门格尔和米塞斯开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门格尔是维也那小组成员,数学家。他开创了做为现代经济学价值论基础的“主观价值”理论(注[15])。门格尔是韦伯的同时代人,和韦伯一样,他强调人的行为的“主体性”,“意义”,“自由意志”,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他毕生的努力是反对当时(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研究中,把人类行为当做物理现象来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与韦伯社会学不同,门格尔相信经济学应当以普适性命题来表述。因此他一直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倾向就是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或历史主义倾向。门格尔的这一努力到了米塞斯那里变得更为彻底。米塞斯提出所谓“实践科学(Praxeology)”以代替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并且强调必须从反思人类行为得出一组先验假设,然后逻辑地推导出有关人类行为的全称命题(注[16])。我们看到,米塞斯的这一方法已经与后来波普的否证主义方法非常接近了(注[17])。

   在我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中,我看到维也那小组对该学派产生的两方面的影响:(1)马赫的经验主义和“感觉分析”的影响,与来自德国学派的韦伯的“意义”理论一起,反映在门格尔的主观效用理论中。也可以认为(从哈耶克的回忆看)正是马赫的思想引导哈耶克发现了休漠。现在,新奥地利学派更涌现出例如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迈施拉(Fritz Machlup)及其密友,著名的现象学社会学家阿尔佛莱德.舒尔兹(Alfred Schutz),他们试图把韦伯的“意义”理论和哲学现象学引入到经济学中来。(2)从反面来的,维特根斯坦(他是哈耶克的年长十岁的表兄)的逻辑实证论和分析哲学的影响。根据哈耶克的回忆,维特根斯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真理的诚挚追求和他那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态度。这显然给哈耶克提供了他后来猛烈批评的“德国的个人主义”(见本文第三节)的典范,哈耶克指责为“过分的理性主义”。

   就哈耶克本人而言,除了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和康德道德哲学的传统以外,由于长期客居英国,他又浸淫于英国经验主义(培根,洛克,贝克莱,休漠)传统中,并且与卡尔.波普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把波普和他自己的知识论叫做“演进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为了阐明演进理性,我必须从哈耶克1952年的心理学研究——《感觉的秩序:理论心理学基础之原论》(The Sensory Order: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开始论述。在这本著作里,哈耶克把他的“自发秩序”概念应用来解释人类以及生物的感官发展。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同时在三个层次上演进:(1)物种的演进。这包括感觉器官和各种神经系统的进化。受到当时已经颇具影响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启发,哈耶克认为人脑及其感觉器官的形成与进化可以理解为:生物体在运动中寻找机会和应付外界不确定性事件时按照进化论选择所形成的“自发秩序”。为哈耶克这本书写审阅报告和前言的心理与脑解剖专家艾克尔斯教授后来在七十年代与波普合写了《自我及其脑》。(2)文化的演进。在这一层次上,“自发秩序”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协调人们行为的制度,并且同样是在生物体或群体主动寻找机会和适应环境不确定性时,通过长期竞争形成的。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竞争”对制度演进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哈耶克批评那种把他的文化演进理论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在《致命的自负》第一章第五节里,他批评了来自两方面的错误看法:首先是当时的社会学家的看法,认为语言,道德,以及其他社会制度,都通过自然选择并且以某种基因遗传的方式演变。这一看法完全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角度看是不能接受的。其次是当时理性建构主义者的看法,认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随意地选择语言,道德,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对这一看法,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第五章诘问的:“如果理性必须追问我们服从道德以及其他所有秩序的理由,那么理性是否应当追问我们服从理性或基本思维逻辑的理由呢?”哈耶克的这个问题正是伽达默尔追问笛卡尔的问题:如果思考着的“我”可以怀疑一切,那么这个“思”为什么不可以怀疑“思的来源”呢?所以正确的逻辑应当是:由于我的“存在”,所以我有了“思考”。(3)心智的演进。除了物种和文化的历史之外,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从出生到死亡的心理演进史。这里哈耶克引述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每一个人的心理秩序都是这个人积极寻找发展机会并且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产物。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三个层次上的演进,都不可能是“理性设计”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这三个层次上,长期的演进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我们的“理性”才得以慢慢学会理性。存在着的“我”学会了“思考”。

   做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科学知识,它的获得与积累过程同样服从演进的而不是理性设计的法则。这就是卡尔.波普和后来博兰霓(Michael Polanyi)的科学哲学提供给我们的结论(注[18])。关于博兰霓的思想,由于主要涉及传统与理性的关系,我把它与本节最后哲学阐释学一起讨论。关于波普的否证主义原则,国内读者比较熟悉,我只想简单地勾勒出他与英国经验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关系。

当休漠于1740年发表他的第一部著作《人性论》时,距1641年笛卡尔发表《哲学沉思录》刚好一个世纪,距牛顿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大约半个世纪。启蒙时代的科学大师们带给哲学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牛顿的科学究竟是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支持呢?还是对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支持?这个问题到了现代就表现为相对论(理性主义的典范)与量子理学(经验主义的典范)的冲突。休漠在他十八岁时建立的“经验论”受到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启发。后者论证人们的道德观念既不是从圣经启示得来,也不是从理性思考得来,而仅仅是基于人们的感觉,基于人们感觉的某种共识。休漠立志要将这个看法贯彻到一切方面,把哲学建立在唯一真确的感觉的基础上,终于成就了英国最伟大的经验主义哲学。按照罗素对休漠问题的公认最出色的解释,我们只需要不断地问自己:“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真确的(How do you know)?”就终究可以发现所有我们深信不疑的科学“定律”都只不过基于我们一相情愿地相信的“归纳原理”之上。你认为“万有引力”吗?那只不过是你每次看到苹果往地上掉。可是你即便坐在那里一辈子,统计苹果脱离果树后的运动方向,并且总是看到它往地上掉,你的结论仍然只是“概然”的(从有限次的观察外推到无限次未来的观察)。你无法在逻辑上证明苹果必然往地上掉,因为你的论证所必须依据的“归纳”证明法,本身是无法得到逻辑证明的。休漠说:太阳每天生起来,然而我们无法证明太阳明天必定还会生起来。罗素说:一只小鸡每天都吃到主人送来的食物,它的归纳原理告诉它明天主人还会来喂食。可是明天它被主人吃掉了。休漠论证说:我们只能得到两类真确的命题。第一类是关于主体的感觉事实的命题(propositions of matters of fac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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