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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勇 李成明: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更新时间:2020-12-03 08:18:58
作者: 董志勇   李成明  

   二战后,伴随着全球失衡问题在多个层面的积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时有发生。由于全球失衡带来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剧,经济体之间的稳定关系变得脆弱,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中,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劲改革调整的外力,多个层面的失衡和再平衡往往会以危机收场,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洗劫”实现短期的再平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以及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吸收了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变动,实现了一种掠夺式再平衡。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输入型金融危机,是全球失衡阶段性调整的结果。

   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发生在发达国家。有学者将危机的发生归结为“全球储蓄过剩”。由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程度低,储户的投资选项较少,在放开金融贸易后新兴经济体将选择投资于发达经济体,推升美国资产需求,推高资产价格并降低其收益率,进而导致了更低的美国利率水平,而低利率又为泡沫形成提供了天然土壤,而且在追求高回报动机下带来更多投机活动,进一步助长了泡沫,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近期学者又提出了金融危机的“反馈回路说”,认为全球资本流动失衡导致了泡沫的出现,而这些泡沫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失衡,使得泡沫的增长不断自我强化。他们通过理论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导致发达国家长期低利率,增加了经济不稳定性,似在支持“储蓄过剩”假说,也认为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导致美国利率持续下降,带来资产价格上涨和房地产泡沫,房价上涨又导致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更多债务,泡沫崩溃打压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这类研究旨在阐释全球失衡如何助长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不稳定,有意无意地将金融危机的责任归结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类研究在理论逻辑上存在断章取义之嫌,忽视了矛盾的源头所在。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转化为对外投资的基础,这是长期全球失衡带来的结果,新兴国家长期顺差带来了大量外汇储备,美国不断增加债务为这些美元提供“归宿”,即新兴经济体使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债等“安全资产”,这个“反馈回路”本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下的自导自演。因而,反馈回路的基础是长期全球失衡,长期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元体系自身缺陷,在美元环流过程中通过美债长期支撑,美国国内利率持续走低,风险逐渐积累,最终深陷债务泥潭,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低增长高风险成为全球经济常态。

   因而,如果说东亚危机、拉美危机等新兴经济体的危机是长期失衡下部分发达国家矛盾对外转移和对全球经济的收割,而本轮源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矛盾积累到上限后作茧自缚的反噬。

   2.全球社会不稳定性与逆全球化

   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导致经济体之间、经济主体之间以及家庭之间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化收益并没有惠及全球绝大多数人群,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呈现全球化趋势,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挑战成为国际治理的重大课题。

   全球失衡初期,由于发达国家攫取了过多利益,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不满。而当下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已从发展中国家蔓延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发达国家不满情绪。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少,穷人和中产阶级收入占比下降,但前1%的人收入不断增加,社会流动性越来越低,中下层群体上升压力增加,甚至带来巨大的健康隐患等,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渐成谎言,收入几乎长期停滞不前,于是全球化反对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并左右政治走向。长期低增长与不断恶化的不平等增加了全球社会不稳定性,他们通过投票方式将不满转化为政治运动,欧美等发达国家民粹情绪高涨,各国民粹主义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将内部矛盾外部化,通过政治手段表达社会声音,典型代表有美国特朗普、英国法拉格等。特朗普上台前就以逆全球化为纲领,声称要在美墨边境“建墙”和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等,并承诺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而英国法拉格则带领民众通过投票决定英国脱离欧盟。这些趋势还反映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拉美民粹化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例,特朗普打出“美国优先”的旗帜,试图从全球经济层面纠正美国国内结构失衡,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贸易行动和紧张局势并未显著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贸易紧张局势和相关不确定性反而拖累了全球投资和增长,尤其是在与全球供应链融合程度最高的部门,美国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预期益处,不平等问题并未好转。有学者认为,过去十年间美国不能有效再平衡的原因在于,在推动中国采取调整外部盈余政策过程中,没能有效阻止其他亚洲经济体政策带来的顺差上升,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的汇率干预,这恰恰说明美国再平衡方案与现实的脱节。当前全球再平衡所达到的效果更多的是失衡在经济体间的转移,盈余从中国等经济体转向亚洲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失败后,不满情绪往往被更为极端的保护主义替代,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陷入恶性循环。

   3.两类衍生问题交织与国际治理

   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高企的失业率和长期的低工资使得社会不稳定性加剧,加之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了逆全球化风潮。而逆全球化进程也将危及来之不易的经济收益,有可能瓦解促进贸易和投资的金融依存关系,扰乱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物价和失业率的上涨,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而金融依存关系是贸易和投资联系的基础,实体经济也将遭受重创,这种实体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放大,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全球经济风暴,将使得全球各经济体都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对新的全球治理方案提出了迫切需要。

  

   三、全球失衡的驱动因素

  

   全球失衡问题已经渗透到全球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妥善应对失衡问题需要厘清全球失衡的内在动因。接下来,基于已有研究从结构性、周期性、政策性以及统计性四个层面分析全球失衡的驱动因素,尝试廓清导致“坏的失衡”的原因。

   1.结构性因素

   全球失衡是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差异是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这种结构性差异表现为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金融结构等各个层面的差异。从产业结构看,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双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服务业,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开放程度上存在不对称时就会发生失衡。从金融结构看,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更为发达,更倾向于投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的新兴国家的高风险资产,也会导致经常账户逆差。从人口结构来看,人口抚养比越低,往往越容易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而发达国家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老龄化问题。有学者强调全球储蓄过剩,并将全球失衡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而高储蓄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同样是人口结构和经济金融结构差异,在发展过程中日本等国家也存在高储蓄现象,这更多的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性问题最终归宿是制度,经济体制改革通常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无论是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监管制度还是收入分配制度都深刻影响一国经济体的经济结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贸易双方的结构性差异在理论上会逐渐缩小,但现实并非如此。因而,我们需要把关注点转向全球治理中某些超主权的长期扭曲,并分析这些结构性扭曲是如何使全球失衡“变坏”的。由于全球失衡是货币介入后的结果,纯交换经济并无失衡问题,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成为首要关注问题。回顾历史发现,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也伴随着全球失衡的动态变化,是一种从可持续到不可持续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不稳定性所决定的。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内在矛盾——特里芬两难,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资产都不能适应国家清偿能力的客观需求,最终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这种以美元为全球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缺乏自动和对称的调节机制,是造成美国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和其他新兴国家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相关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麦克考利和伊托从货币区视角出发,根据各国货币与关键货币联动,重新考察全球失衡情况,发现危机前美元区经常账户失衡几乎为零,净国际投资头寸也达到平衡,经常项目的长期扩大更多发生在货币区内。这也说明,由于在货币层次上美元流动性高于其他主权货币,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助长了全球失衡。如果要避免失衡恶化,就需要货币发行国主动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现实是货币发行国在本国利益导向下存在权责不匹配,享受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但其中又存在某种必然性,因为全球化很大程度上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运作,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考虑的首先是公司利益,失衡调节等问题被边缘化,这使得国际治理面临巨大难题。除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外,其他的全球治理也面临类似问题,这些跨国公司游走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从事套利活动,充当运动员同时也以裁判员身份推动规则制定,这种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矛盾给全球治理带来了灾难,最终使失衡走向了“失控”。

   2.周期性因素

   全球失衡也会受到经济波动影响,随着经济波动发生动态变动。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如创新周期、金融周期、库存周期、房地产周期、商品周期等,本文主要基于创新周期和全球金融周期分析全球失衡问题。

   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较多,熊彼特(Schumpeter)将其分为外部因素、增长因素和创新三类,但外部因素和增长因素并不会引起周期变动,因而认为经济的周期现象是创新活动的结果。创新带来新生产要素使用和生产条件的创造,创新的过程也是新的生产函数建立过程,但创新的非连续性和扩散性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获得利润,跟随者通过模仿打破垄断,创新浪潮带来了经济繁荣。当某一创新扩展到较多企业时,边际收益将日益减少,随着盈利机会的消失而面临经济危机。据此,熊彼特提出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四阶段模型。由于创新周期长短不同,根据时间长短熊彼特提出长波、中波、短波的三周期模型,这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提出的长波周期、朱格拉(Juglar)提出的设备投资周期和基钦提出的库存周期相呼应。罗斯托(Rostow)从主导产业出发,阐述了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认为长期的宏观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连续作用的结果。范杜因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是对周期理论的有益补充。

   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雷伊(Rey)提出全球金融周期,并与国内金融周期作区分。国内金融周期重点关注信贷松紧与房地产价格,而全球金融周期主要关注债务与权益的跨境流动,侧重金融市场价格。两者的争论点也存在差异,国内金融周期争论重点在于应该事前抑制风险还是事后处置风险,而全球金融周期的争论重点在于两难困境还是三难困境。由于金融周期的往复,经济体往往会采用相应的政策应对经济的周期波动,因而经济周期往往跟政策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研究发现,对全球资本流动影响最大的是纯金融冲击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由于美国金融状况直接影响其债务国金融状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全球金融周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而且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汇率渠道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影响。

   周期性因素对近年来全球失衡变化具有一定解释力,创新周期直接影响商品供需,而金融周期则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从创新周期来看,危机后长波进入衰退期,而新兴产业尚在孕育,全球经济疲软下出现需求不足,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余额有所下降。从金融周期来看,通过对跨境银行业务的考察发现,当下正处在周期性去杠杆阶段。

   3.政策性因素

政策性因素也会带来经济体内部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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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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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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