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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宏达:晚清板晒技术与余岱私盐

更新时间:2020-12-01 00:25:36
作者: 蒋宏达  

   摘    要: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引发了严重的盐政危机。由于食盐运销体系崩溃,官盐市场萎缩,余姚、岱山等地建立在板晒技术上的廉价私盐开始侵入浙西杭嘉湖和苏南“苏五属”地区,并向长江腹地渗透。战后,两浙盐政经历了从“抽厘”到“票运”再到“纲运”的次第演变,进一步为私盐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环境。在苏南地区,地方盐商通过“复引”和“复地”,扫除余岱私盐流通障碍,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在长江沿线,盐商更是利用新的轮船航运技术和外国国旗保护制度规避清朝官府的缉私活动,拓展了余岱私盐的市场空间。在余岱私盐产地,两浙官府限制板晒、控制盐产的行动又受制于地方上复杂的地权秩序和人群关系。余岱板晒和私盐问题显示出晚清国家治理左右支绌的窘境。清王朝不仅在西法模仿上步履维艰,在旧物处置上也已捉襟见肘。

   关键词:盐政; 私盐市场; 地权; 板晒技术;

  

   光绪六年(1880)八月,时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大臣刘坤一札行下属司道各局,就日益严重的沿江私盐问题提出关切:

   宁波钓船不准驶入长江,本有厉禁。兵燹以后,准在瓜洲以下买米运浙,已属权宜。乃该钓船惟利是趋,往往带私而来,购米而去,所带之私尽是岱盐,浙、淮引界已被全侵。甚或雇一洋人,或插一洋旗,直上皖、鄂,沿途洒卖。近日鄂省淮引销路极疲,均为岱私倾灌。1

   札文所说“岱私”,字面上系指产自浙江东部岱山岛的私盐,实际还包括余姚、定海等地出产但混称“岱盐”销售的私盐。由于晚清两浙盐场输出的私盐以余姚和岱山两地出产者最多,故当时文献常将“余私”和“岱私”并举,合称“余岱私盐”。这些私盐运往长江的方式,除宁波钓船一类木帆船的随货夹带外,还有更为迅捷的轮船装载、拖带。加之当时私盐贩运多以洋人为护符,清朝官宪在缉私过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困境和华洋交涉的复杂局面。2

   至迟在道光中期,舟山定海一带出产的私盐已侵入长江下游地区,但影响有限,尚在官府掌控之内。3经历咸同之际的兵燹后,余岱私盐勃然兴起,对浙、淮引岸(法定食盐销售地)形成倾灌之势,“既为浙省盐务之患,复为两淮腹心之忧”。4这种急遽转变,除受太平天国以来混乱局势的影响外,也与余岱私盐本身的技术特点有关。

   与熬波煮海式的传统灶煎制盐方法不同,余岱私盐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制造方法为“板晒”,即由木制摊板曝晒而成。5对于时人而言,板晒既是一种旧事物,也是一个新现象。说它“旧”,是因为海水晒盐技术渊源甚早(元明时期已趋成熟),岱山一带板晒技术的应用也不晚于清代中叶;说它“新”,是因为在余岱等地盐场,板晒法从未像咸同以来那样急速扩张和普及。相比于轮船、电报、铁路之类具有全新物质形态和西式制度内涵的舶来品,板晒是一种地道的“土特产”。然而,这种土法技术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私盐泛滥,引发了余岱盐场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浙东和浙西不同盐场之间,以及两浙和两淮不同盐区之间的尖锐冲突。

   中国近代盐业史研究的主线是盐务近代化问题,其核心在于探讨近代政治经济变革是否足以,以及如何推动传统专卖体制下的盐业,向着市场导向的近代食盐生产、贸易和管理体制转化。6新近的研究通过剖析近代中国盐务的实际运作,发现盐务改革受到诸多传统体制和利益结构的制约,其转型过程曲折、艰难,常常陷入名实不符的状态。7黄国信等学者则尝试将“贡赋经济”的视角融入私盐研究,提出传统专卖体制下的食盐贸易是一种“体现市场导向基础价值的再分配型市场”,而历代不绝的私盐正是“市场对王朝食盐贸易制度的表达与反馈”。8

   新的研究动向提示我们,有关近代私盐的讨论不一定要以“近代化”为指针,私盐的消长过程可以放到清代食盐专卖体制自身的变迁脉络中去加以把握。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以余岱板晒私盐为例,探讨晚清两浙私盐勃兴的内在成因和制度机理。文章将从嘉庆、道光年间板晒技术的兴起入手,剖析太平天国前后的一系列盐政变革如何为余岱私盐的蔓延提供制度环境和拓展市场空间;然后转向私盐销售市场,探讨同治年间盐商通过“复引”和“复地”问题巩固苏南“苏五属”地区的食盐销售市场,以及利用洋商轮船航运特权和外国国旗保护制度侵入长江腹地市场的过程;最后回到余岱私盐产地,讨论光绪朝前期两浙官府限制板晒的行动在遭遇地方上复杂的地权秩序和人群关系时所面临的困境。

  

   一、 易煎为晒:盐政变革下的技术更张

   岱山、余姚盐场采用的板晒,是一种用木制盐板盛装盐卤,并利用日照、风吹的自然力使之结晶成盐的海盐制造技术(见图1)。9板晒法出现于乾嘉时期的岱山盐场,此后逐渐替代当地传统的灶煎制盐技术。这个易煎为晒的过程在嘉道年间加速推进。到了咸同之际,板晒已基本取代灶煎,成为主导性的制盐手段。同治以后,随着余姚盐民加入板晒行列,晒盐规模急剧扩大,余岱私盐迅速成为两浙盐务的焦点问题。

  

   图1 岱山盐场摊晒(左)与排板(右)场景   

   图片来源:林振翰编:《浙盐纪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插图(无页码)。

   板晒技术的扩张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嘉庆、道光年间,在白银外溢和私钱内流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国内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银贵钱贱”的币值波动,对以家户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10此次危机同样波及岱山等地盐场,导致食盐生产方式和运销体制更张,从而迫使大量盐民放弃传统灶煎之法。11

   一方面,银贵钱贱的币值波动推高了煎盐成本,加速了灶煎技术的衰微。在传统灶煎制盐中,作为燃料的柴薪消耗是最大成本所在。核诸当地食盐产量,清代中叶岱山盐场一年的柴薪消耗量当以千万斤计。12岱山本地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盐民的生产及生活资料须倚赖外部市场。岱山岛孤峙海中,耕地狭窄,就算遍植苞谷、番薯等杂粮,农人终岁勤动,所获也“不足资一月之粮”,而且岛上“石多土瘠,生物不丰”,无法为煎盐提供充足燃料。13嘉庆以前,岱山盐民主要靠煎盐贩卖,然后渡海从宁波和江苏两地购买柴薪、米粮以度日。道光后期,银价腾贵,由于柴薪作为大宗商品在批发市场上以银两结算,到埠散卖时又改用铜钱支付,致使宁波等地“柴值日贵”,大大增加了盐民的煎盐成本。14相比于开销日增的灶煎法,板晒法的成本优势开始凸显。15数千家不堪柴价支出的岱山盐户相率弃煎为晒,沿海一带以板晒为生者“已十居六七矣”。16

   另一方面,银贵钱贱的经济变局也冲击了原有的帑盐运销体制。雍正十三年(1735),岱山盐场经徽州商人报升盐课,获准由官府动支府库帑银收盐。官府在当地设立盐仓(“官厫”),收纳盐民煎制的食盐,然后统一将所收食盐经杭州湾水路捆运至北岸的乍浦,再从乍浦转拨给江苏靖江、江阴两县的批发商发卖,此后又增开长洲、元和与吴县三县为岱盐销区,五县合计发盐11462引,每引计盐400斤,每百斤官给帑价5钱2分。这就是清代中期岱盐运销赖以维系的“帑盐官运”制度。不过,进入嘉庆年间以后,由于银价高涨,官府不愿承担帑银重负,于是将每百斤食盐的帑价由白银5钱2分改为制钱520文。尽管以“制钱千文合白银一两”的官价计算,制钱520文形式上仍然等于帑银5钱2分,但在银贵钱贱的局势下,实际帑价大为跌落。17帑价的大幅下跌导致盐民制盐收入剧减,生计陷于困顿。更为严峻的是,道光后期以来,由于“洋务大兴,库款渐绌”,尽管官府仍在继续收运盐产,但帑价拖欠已成家常便饭;等到咸丰军兴以后,不单帑价已无着落,官府收运活动也停滞不行。18至此,原有的帑盐官运体制完全崩溃,私盐开始溢出官府规制,大肆蔓延开来。

   嘉道年间由银贵钱贱引发的煎盐成本高企和帑盐体制更张为板晒技术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将板晒的兴起视作一个市场力量冲决垄断壁垒的过程。事实上,板晒技术与余岱私盐相表里,是以太平天国战争以来清朝官宪的层层盐务变革为契机而推展开来的。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造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盐政危机。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抵两湖地区,随后顺江而下攻打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于次年定都江宁。长江沿线战事频仍,致使官盐运道中梗,淮盐无法顺利运抵湘、鄂、皖、赣四省引岸。随着淮盐运销体系崩溃,各路私盐横行无忌,加上太平军纷纷介入食盐买卖,攘夺盐利,长江沿线俨然成为私盐世界。19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军事行动也严重威胁到了浙盐的运销。随着徽州府广德州和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各府州相继失守,浙盐的传统销地被大大侵蚀;继而浙省告陷,所属各府县均受战乱波及,“官商星散,灶户逃亡”,“奸民投隙而入,公然以贩私为恒业”,两浙盐政也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20

   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率军东进至江西境内,其麾下湘军开始面临饷银竭蹶的困境。21为此,曾氏参照此前各路军营以钞、米、大钱等抵饷而通融筹款的办法,援引咸丰四年(1854)江西抚臣借行浙盐先例,提出了“以盐抵饷”的借销方案。他于咸丰五年四月间正式向朝廷奏拨浙盐3万引,行销江西、湖南等淮盐引岸,以此“抵部拨军饷八万两”。22此后,“以盐抵饷”成为湘军筹饷的重要手段。23

   对于两浙盐务而言,饷盐借销的实施意义重大。这一举措搁置了长期以来作为清代食盐运销管理基石的“专商引岸”制度,使浙盐可以跨越传统引界,通过合法渠道运销至江西、湖广境内。这也意味着盐政官员可以避开甚至打破各类“定例”和“成规”的限制,审时度势地处理地方盐务。这些由盐政官员因时因势给出的权宜之策为私盐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此间,岱盐运销办法就经历了数次权宜性的调整。岱山人王敬所在《盐务纪略》一文中记录了这一过程:

   咸丰二年,盐民乏食,赴省呈请调剂,蒙运宪示准“化私为官”,着岱盐权运张家厍,委员设局,饬同横浦场兼收。未及半载,以帑银不继停止。岱民又赴省呈请运司缪,又有“军饷紧要,盐帑接济大营不敷,尔等自行调停”等谕。岱民奉批,各自装载赴沿江售卖觅食。旋遭匪徒勒费劫夺,无路可通。复呈请运司缪暨委员祝,再赴张家厍设局抽厘,每斤计厘钱二文,补课助饷。24

   从岱山盐民首次赴省呈请时两浙运司给出的“化私为官”的对策可以看出,当时岱盐已面临官不敌私的困境。待到第二次赴省呈请时,运司官员更束手无策,只能听凭盐民自行处置。而第三次呈请时形成的“抽厘助饷”的对策则表明,盐运司已然默认盐民销贩私盐的现实,并放弃了原有的盐课征收制度,只寄希望于通过设局抽厘而从私盐市场汲取若干收益,以达到佐军助饷的目的。

   王敬所在上述引文中两次提及岱盐运销的目的地张家厍(而非原先的帑盐转运地乍浦),这并非偶然。张家厍位处松江府华亭县漕泾东南部(今属上海金山区漕泾镇),南临杭州湾,与岱山岛隔海相对。若风浪适宜,岱山与张家厍之间,帆船可朝发夕至。趁着风帆之便,岱山乡民频繁往来于两地之间,其中不少人在张家厍经商谋生,并将生活重心转移到了那里。25乾隆中期以来,这一带就已成为岱山和定海私盐进入松江市场的登陆地和中继站,私盐运抵杭州湾北岸后,即“在漕泾张家厍、漴阙金山嘴等处枭贩交易,分布洒卖”。26张家厍对乍浦地位的取代,表明帑盐体制崩溃后,私盐已一跃成为主导性的食盐贩售形式,官府盐务政策的推行也须不断俯从私盐流通大势。27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署任浙江巡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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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5期 第8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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