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卫跃宁 刘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研究

更新时间:2020-11-26 23:18:15
作者: 卫跃宁   刘鎏  
无法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2)被告人的主观预期与原审定罪量刑存在偏差

   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的根本动机就是希望获得从宽处罚的结果,因此,必然会对其最终定罪量刑的处理结果有一个预期。而这个预期一旦与一审判决结果不一致,就可能导致被告人提起上诉。在实践中,产生预期偏差的表现包括:一审判决的罪名与被告人预期的罪名不一致;一审法院未采纳被告人认为其存在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包括自首、立功等;原审的量刑超出了量刑建议的范围等等。无论被告人的主观预期是否正当,只要符合认罪认罚的范畴,就应当被视为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被告人认为其非自愿作出认罪认罚,还是被告人的主观预期与原审定罪量刑的结果存在偏差,这仅仅是被告人自己的主观认识,即便二审法院经审查后认定被告人的主观认识并不正确,也不能当然认为被告人存在恶意或者技术性上诉的情况。

   2.技术性上诉

   从外表上无法区分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因为即便是技术性上诉,被告人都会以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理由提起。因此,需要综合分析被告人上诉的前因后果,判断被告人的上诉意图,以进行区分。从实践中看,目前技术性上诉主要分为两种,即为留所执行的技术性上诉和为减轻刑罚的技术性上诉。

   (1)为留所执行的技术性上诉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4条规定,剩余刑期为3个月以下,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因此,被告人为了避免在监狱服刑,会试图利用刑事诉讼法第264条的规定和上诉不加刑原则,使用技术性上诉拖延诉讼周期,致使刑期变为三个月以下,进而达到留在看守所执行刑罚的目的。举例来说,当某个被告人表示认罪认罚,一审法院判决六个月有期徒刑,但是由于被告人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两个半月,因此根据刑期折抵,该被告人剩余三个半月刑期应当在监狱服役。但是如果此时被告通过二审法院审理,诉讼周期会被拖延,被告人从而可以在看守所继续羁押,直至二审法院宣布判决。而此时被告人的剩余刑期已经达到了三个月以下,被告人就可以避免在监狱服刑。为留所执行的技术性上诉在实践中十分严重,例如,根据廣东省海珠区人民法院的工作统计,截止2016年6月,尽管广东省海珠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上诉率仅为2%,但是被告人上诉的目的均为控制剩余刑期以达到留所执行的条件;根据对全国14个省及福建省两市的试点工作统计,截止2016年6月,38.05%的被告人上诉是利用技术性上诉控制剩余刑期。[1]

   (2)为减轻刑罚的技术性上诉

   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实践中也出现了为了减刑的技术性上诉。主要表现为被告人在一审程序中展现出认罪认罚的良好态度,认同人民检察院给予的量刑建议从而换取从宽优惠政策,然而在一审结束以后,出于侥幸心理再次提出上诉,以谋求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从轻、减轻处罚。在实质上,此种上诉也成为了被告人谋求进一步减轻、从轻处罚的技术性手段。

   对于为减轻刑罚而提起的技术性上诉,尤其需要区分其与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差异。这在实践中颇有争议,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于所有的上诉案件来讲,被告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轻刑罚,因此,很难将其与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进行区分。以2018年9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姜某贩卖毒品一案为例,[14]此案件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如果认为被告人姜某的上诉为技术性上诉,则会赞同天河区检察院的抗诉与二审法院加刑的最终判决。相反,如果认为这属于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表现,则会认为检察院无抗诉理由,二审仍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三)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的区分

   如前文所述,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被告人技术性上诉与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两者之间界限不明,很容易混淆,这是大量理论与实践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例如,是否可以用抗诉对抗被告人上诉等。因此,司法机关应当区分出技术性上诉与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从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以达到正确定罪量刑的目的。

   技术性上诉与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的区分,应建立在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与“技术性”或“策略性”的正确理解上,应当考虑以下三点因素:

   第一,应当准确把握“认罪认罚”。在整个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只要被告人作出认罪认罚的当时满足了认罪认罚的基本条件,在上诉时就应当视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不能因为上诉,就轻易認为被告人没有认罪认罚,从而得出被告人技术性上诉的结论。

   实质上,认罪认罚反映的是被告人的主观心理,隐藏于被告人的内心,我们并不能进入被告人的内心去直接了解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只能通过外在的行为来认定。根据《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谓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首先,认罪仅仅要求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不要求被告人对行为的性质、罪名等在法律上都有准确的认识;其次,被告人承认主要犯罪事实即可构成认罪,这里的主要犯罪事实是指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被告人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提出异议,仍然应当视为被告人认罪;再次,需要注意不能与被告人的辩解混同,特别是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的前因后果、性质的辩解不能当然认为其否定认罪;最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记忆、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被告人自己认识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与司法机关认识的事实也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无法要求被告人的认罪达到与客观事实、司法机关认识的事实完全一致,只要被告人确实在其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如实作出供述,也应当视为被告人认罪。所谓认罚是指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愿意接受惩罚。对于认罚应当重点考察悔罪态度和表现,因此,倘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认罚,但是却恶意拒绝退赃退赔、干扰诉讼程序、故意隐瞒或毁灭证据的,就不能视为认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只要被告人同意在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幅度内受到惩罚,就应当被认定为认罚。

   第二,注重对被告人“技术性”的分析。被告人是否具有“技术性”或“策略性”上诉的意图,这属于被告人的心理活动,需要结合被告人上诉前因后果的外在表现进行认定。对于为留所执行的技术性上诉的认定,应当结合被告人的剩余刑期、提起上诉的理由、上诉是否能够达到留所执行的目的等进行综合判断。被告人利用二审程序,使其剩余刑期低于三个月,从而得以继续在看守所执行,并且提起上诉也没有明确的理由或证据,一般可以认定为留所执行的技术性上诉。对于以减刑为目的的技术性上诉,同样需要注意对被告人“技术性”或“策略性”的分析。例如,被告人在作出认罪认罚时,并未基于自己的认知如实供述,而是有所保留,利用司法机关对于案件认识的局限性,先争取最大的从宽量刑,再以新证据、新理由提起上诉,通过上诉不加刑原则,希望获得进一步从轻、减轻处罚的结果。

   第三,尽管有前面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认,两者在实践中并非能够很清晰地予以区分,尤其是对“技术性”的分析。如果经过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分析、以及其认罪认罚的前因后果的分析后,两者仍然存在混淆之处,本文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尊重被告人的上诉权,将其视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程序的适用中,应当坚持两分法,在正确区分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的基础上,保护前者,消除被告人疑虑,保障被告人能够安心上诉;而对于后者,从诉讼效率与公平正义角度考虑,应当进行惩罚。

   (四)对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上诉的保障

   在实践中,被告人提起上诉后,检察院可能以被告人未真实认罪认罚为由,认定一审从宽处罚的判决量刑不当,从而提起抗诉。而检察院一旦提起抗诉,则意味着二审法院不再受制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很可能推翻一审认罪认罚从宽的判决,在二审判决中加重对被告人的惩罚。因此,保障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不仅需要检察院正当行使抗诉权,还需要正确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首先,规范行使抗诉权。一般来说,检察院进行抗诉的理由为发现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具体来说,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可能存在以下类型:第一,一审的判决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不适当,因而没有采纳,致使一审判决的量刑结果存在畸轻或者畸重的情况。第二,一审判决的罪名和检察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第三,法院程序存在严重瑕疵。例如法官和被告人是亲属关系,但法官没有回避。第四是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况。[15]只有发生以上几种情况,检察院才可以合法提出抗诉。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一旦提起上诉,检察院很可能以提起抗诉的方式威慑被告人。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存在着不正当抗诉的可能性。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人的上诉权应当受到充分尊重。检察院需要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析一审判决是否有误,从而稳妥把握是否对认罪认罚从宽上诉案件提出抗诉。尽管被告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有各种类型,但是总体而言可以区分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恶意的技术性上诉。但是无论哪一种上诉,都不必然意味着一审判决有错误。对于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如果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检察院仍然有权提起抗诉。无论人民法院采纳了还是改变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检察院只有在发现一审判决证据采信与认定事实有误时,才可以提起抗诉。

   简而言之,检察院的抗诉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需要对一审判决进行分析,确定一审判决确有错误。除此之外,检察院不能以被告人上诉为由提起抗诉,否则会导致抗诉沦落为对抗被告人上诉的手段。这无疑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其次,正确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有些学者认为,被告人只有认罪并认罚才可能享受刑罚的从宽处理,从而获取量刑从宽的优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审程序其实是对协商后的量刑意见表示认同的法定程序。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诉,就明显违背了认罪认罚的量刑协商。[16]所以,应当取消被告人获得的从宽优惠,应当通过检察院抗诉促使二审不再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与做法有待商榷。如果将上诉不加刑原则排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外,将可能导致整个上诉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形同虚设。如此一来,对于被告人来说,即便确实有上诉的理由,也可能因为担心遭受加重处罚的结果而放弃上诉。坚持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尤为重要,因为被告人上诉的理由千差万别,对于“认罪认罚”的最终认定本身也取决于司法机关的主观判断,尤其不能仅以被告人上诉就认为被告人明显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前提。一般而言,只有经过人民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在二审中确认被告人属于恶意的技术性上诉的情况,才可以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为由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五)对被告人技术性上诉的处理

   对于技术性上诉,首先,被告人并未真實认罪认罚,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其次,被告人具有主观恶意,被告人进行上诉是为了躲避刑罚,并不是基于真诚悔过。再次,技术性上诉也造成了资源浪费、效率减损的不良局面,这违背了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无论从诉讼效率还是从公平正义角度看,对被告人技术性上诉进行惩罚都有其合理性。在被告人技术性上诉的情况下,检察院可以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为由提起抗诉,二审法院则可以基于抗诉,在二审判决中依据法律突破上诉不加刑的限制,对被告人加重处罚。

技术性上诉有其复杂的一面,因为只有被告人提起了上诉,其“技术性”或“策略性”才会暴露出来,此时检察院才会发现被告人在一审中根本没有认罪认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684.html
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0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