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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栋:理解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变化:以“关系范式”为研究进路

更新时间:2020-11-25 23:14:35
作者: 金天栋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1.但却又很快在“物化”中消沉下去。所以,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轻率地把结果或特点归类为个体或整体独有的,而非互动中涌现的。

   See Charles Tilly. Stories,Identities,and Political Change[M].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这种“认识论障碍”(epistemological obstacles)

   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人的智力存在“黑暗区域”(the “dark areas” of the mind)。正因如此,人会受价值、本能与情感利益影响,阻碍科学思维形成。这些障碍被巴什拉称为“认识论障碍”,并将其定义为人认知行动中产生惯性的原因。See Gaston Bachelard.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ind: A Contribution to a Psychoanalysis of Objective Knowledge[M]. Manchester: Clinamen Press Ltd.,2002:18.撕裂观念与行动的主体间性,消除了关系性,本能地将互动结果偏向于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解释形式。然而在互动实践中,除去作为生物有机体而言的行为,

   人类是物理身体与“自我”实体的动态平衡统一体,所以人类不仅是生物有机体,还是作为价值与实践的存在物。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因此,结合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此处将体现生物特性的应激性活动称为行为。See Max Scheler.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n Kosmos[M]. Munich: Nymphenburger Verlaghandlung Muenchen,1947. qtd. in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91:68;賈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4.社会结果很大程度上无法还原到个体。行动者在“互动参照框架”的“解读行动、类型化、反思与解读并回应行动、建立身份、界定关系、内化相互角色”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33.几个维度中调适彼此行动。当个体间互动模式扩散至群体,且为之所接受,那么通过群体内的重复互动与相互影响就可能形成“群体独有的”惯习,就像文艺复兴只发生在欧洲而非同时期的明朝那样。此处,关系联结个体与结构,使之成为平等的二元存在,规避两者的本体优先性之争,并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这是“关系范式”的主要功能:以同时表达行动者与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方式理解与解释社会变迁。

   Pierpaolo Donati.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Abingdon: Routledge,2011:179.总之,在关系社会学中,群体内部的规律互动会塑造相关制度与控制机制,为社会变迁提供指向,而这些内容的表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构型)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实质是社会制度,所谓社会化就是制度化。政治学也将制度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其学科内涵是基于规则制度的有关社会治理的权威性资源分配;研究目标是“识别和分析制度的成功之处以及基于这些观察设计并提出制度建议”。

   Aristotle. The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M]. trans. Stephen Ev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qtd.in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Pinter,1999:3.但与政治学不同,社会学对制度的观察与研究是广义上的,即研究社会变迁。变迁动力在于社会基础即互动,它会因群体内“相互反应和相互适应的过程而改变”。

   Nick Crossley.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M]. Abingdon: Routledge,2011:30.当某种个体间互动模式进入群体,就意味着它有制度化的潜能,进而可能“影响社会变迁”。

   唐世平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之一。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 沈文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因为制度作为互动的类型化、定型化和法理化结果,会通过其控制机制重新定位社会结构。

   埃利亚斯(Elias)针对“文明”与“文明的进程”解释道,这些现象是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并通过互动及其内外控制机制得以定位,如果互动模式的制度化与控制机制发生变化,那么社会结构将会被导向相应的方向。参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王佩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43533.在政治学领域,国内社会结构的核心组织形式是政治共同体。不同时期社会基础影响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塑造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结构和知识。以知识为例,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是随社会基础(互动)而变化的,就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冲击古典多元主义国家理论,使之向新多元主义转变一样。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研究还因社会基础变化而经历了“去国家化”。

   现今,政治学研究向国家回归,但“由于社会学分析方法更强调变迁和‘制度化”,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Pinter,1999:151.而且政治学所关注的制度研究内容即资源分配、制度规则、组织机构被囊括在广义制度研究的社会学中,如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把国家变革归因于生产组织变化。

   无怪乎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See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所以,本文对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分析选择社会学进路,

   但是,本文无意涉及有关社会变迁与国家的关系,这一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经典讨论。将政治学的制度研究纳入社会结构研究,并引入“知识分配”

   Barry Barnes. The Nature of Power[M]. Cambridge: Polity,1988:57. 轉引自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沈文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把“经济人”或“政治人”理论假定让位于“社会人”。但需注意,社会结构研究的知识化是有观念优先倾向的,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物质环境因素。所以在分析关系时,“互动参照框架”不仅是个体间观念与物质的双维互动,还必须补充对社会物质环境的考察。

   早期,共同体、国家与社会曾为一体,是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与统一认同感的集合。所以承接前述,共同体就是社会,其结构变迁会反映在制度变迁上。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则共同体结构需重新定位。因此,制度与控制机制适合作为共同体的操作性指标。它们比传统共同体的“共有理解”、“血缘关系”、“情感纽带”更直观,也更具有操作性,而单元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的定义就是基于理性与制度治理的社会结构。诚然,制度含有观念成分,

   制度是行动与观念的固化。但与政治哲学或社会学的传统共同体定义相比,载于组织机构的制度是更便于观察的社会实体。例如,组织的行政结构、职能分工、法律条例等均能作为观察对象。对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已有详述。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ety[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就更深层次而言,传统共同体定义是落后的。由其引申出的联合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ety[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4043;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这些概念都是割裂现实社会的二分法,也缺乏现实意义。因为,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关系互动基础上的连续体,也是历史对当下的投射。它既有联合性也有共同性,将其对立的非此即彼观与现实不符。而且,共同体既不是中国首创,也不是只有中国在提倡。中西能够不谋而合,说明概念本身符合现实。但其意义绝不是仅作为伦理道德的标杆,起到“善”的导向那么简单:在道德语境中,共同体已被视为其乐融融,共有理解先于互动,共有认知先在的一种幻想,它无法观照现实。如果某个概念变得无法指涉现实又不做修正,那它就缺乏存在的意义。当然,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领域认为共同体是“乌托邦”,也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工具理性过剩的表现。而且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言,“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一看的……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

   Rutger Bergman. 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Open Borders,and a 15Hour Workweek[M]. The Correspondent,2016:1.人类不只有追求利益的生物性,还有主体间性所建构的社会性。在关注物质需求的同时,观念、利益、相处模式、制度都可以塑造。尽管过程不那么美好,但人类史确是迈向乌托邦的历程。

   况且,共同体并非虚幻之物,其基础是互动构建的共同利益。后者需要依靠相关制度来规范行动者以确保利益预期的实现。所以,共同体的关键变量与外在表现是制度,这点已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与儒家的“礼治”所强调。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只具有价值导向、表面约束与设定利益预期等功能,具体实践、管理、监督与惩治是机制的职能范围。因此,除了制度,机制是共同体的另一个操作指标。它们又都以组织为载体。后者是制度变迁的行为体或工具,是有着显著物质力量输入的物质实体。

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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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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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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