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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更新时间:2020-11-25 09:22:53
作者: 刘家和  
在希腊文的含义是追问、考察,目的是强调对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追问和考察,重建事件的经过。

   西方早期缺乏历史理性的一个原因是经验层面上的。在真正的希腊古代时代之前,有克里特岛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但都没有留下历史记录和遗产。20世纪初,西方考古界发现克里特岛文明的线形文字A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直至1952年,英国学者温特瑞斯解读出线形文字B,始知这是希腊语。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线形文字B与当今希腊语完全不一样,中间没有任何桥梁。而中国人解读甲骨文则有很多桥梁可以借用,古今文字的演变有因可寻。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入侵者对前段的历史没有了解。《荷马史诗》里叙述的迈锡尼时代的历史,比如,特洛伊战争等,只是影子,对真实的历史丝毫不知。导致希腊文明突然断层的原因不太清楚,很多学者认为天灾是个可能的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其结果是希腊人无文化传统可以继承和思考。从希腊作家的文字中看,他们几乎不讲过去的历史,顶多是隐隐约约地提到一、两句。城邦时代之前的文明没有给希腊人留下什么历史传统。

   希腊的传统是神话学。最初神与人是一样的,即人格神(personified)。奥林匹斯山的神具有人的七情六欲,男盗女娼,狡诈乱伦。与人不同的只是超越了死亡。迈锡尼时代的英雄都是人神合一的,历史人物与神分不清楚。作为文学作品,神话有其价值,《荷马史诗》是文学经典。针对只有神话传统存留的情况下,知识界就要问:什么是人要掌握的知识对象?什么是人应该认识的对象?答案是:自然。将自然而不是历史传统作为知识的对象,时间的维度立刻转为空间的维度。中国的知识方向是历时性的(diachronical),希腊的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al),与神话分离后,产生出人与自然独立的思想,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两个不同的类,所以希腊哲学始源于自然哲学,物理学(physics),逐步发展出逻辑理性,并且占统治地位。

   (二)中国的理性结构

   我们同样从经验层面上看中国的情况。雅斯贝斯谈到的“轴心时代”在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希腊是城邦时期,在罗马也是城邦时期。为什么轴心时代会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雅斯贝斯的解释是:发生在两个帝国之间,人们有一个“自由呼吸之际”,英文是pause for free breath。有的翻译是:为自由而暂停,其实准确的意思是:喘气之际,不是停顿,德文与英文都很清楚。这样的关键词句,看中文版之外,一定要看德文英文。希腊在“轴心”之前有个波斯帝国,但这个帝国是虚拟的;中国之前有三代时期。从经验层面上说,周人取代殷商时,不是将商人完全歼灭,彻底去除,而是进行了很好的继承。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中国的历史记载非常丰富,而且古今是连在一起讲的。《左传》中的人物讲当代,离不开古代,拿古代的事情验证当代。古代文献中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周公在《尚书》中说的“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先周时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周公的说法。克商之前的周人已经继承了殷文化的很多东西。这表明中国人在文化文明上是有根底的,一脉相承的。有因循,有损益,也就是有继承,也有改变。这就是中国历史理性得以建立的直接的经验基础。历史就是有、无的交替和延续。有会变为无,无也会出现有。“变”与“常”,可以用旅客住店来比喻。旅客昨天来今天走,都是过客;而旅店是常的,昨天和今天是不变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是同样的意思,营盘是“常”,兵是“变”。

   周公没有否定所有的殷王,只是否定商纣王,纣之前的都被称为哲王。这就是继承的原因。另外,周公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就是改变,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周公的时代可以看成中国的“前轴心时代”,孔子所处的“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是“轴心时代”。周公只意识到统治者要实行德政,但没有提出“仁”的概念,这是时代的局限。周公面对的是建立各种制度的要求,考虑的是如何稳定局势。孔子继承周公的道德观,发展出“仁”的观念,即把人当人对待。这一观念的伟大程度,接近自然法。

   中国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哲学家们离不开传统。中国最初的历史理性是与道德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即周公的言论,但到战国时被五行理论取代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从汉到隋,一直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因为关系到政权正统与否的问题。中国有丰富的历史传统,这既是遗产,也是包袱。后来的人背着这个大包袱,不能将其轻易甩掉。孔子何尝不是背着个大包袱向前走?他的思想有新有旧。先秦诸子各家都有对三代的继承,都“出自王官”的说法不可信,但都有传统的根源。儒家墨家都引《诗》、《书》,只是解释不同。儒家温和地继承周公的观点,孔子的伦理是有层次的,由里向外是“仁”,由外向里是“礼”。墨子的兼爱没有等差,有点类似基督教,但又没有基督教的整体理论。道家否定“六经”,当然否定的时候,就会产生黑格尔说的“扬弃”。法家也否定“六经”,但对其内容也很熟悉。“六经”的特点是“经世致用”,是政治哲学,是伦理哲学。《孟子》受其影响,讲些经济理论,法家也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司马迁引其父亲司马谈的话,“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历史理性与政治挂上了钩,史学为政治服务,为实践服务。历史既然与时间有关,就是线性的,线有直线和线段。直线的两端没有限制,可以无限延长;线段的两端都有头,不可延长。中国史学有“通”的精神,可以比作无尽头的直线;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只关注当代,可以比作线段,线段也是直线,只是长度有限。

   中国的自然理性不如希腊的发达。“五德终始说”是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结合,用五行的循环比附朝代的更替。这种比附的结果,秦国毫无顾忌地、公然地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实行专制独裁,他们认为这是完全合乎历史规则的,有历史的合法性。到了汉代,儒家感到秦的残暴违背道德,改“五行相克”为“五行相生”,并且把秦排除在相生的序列中,不承认秦为正统。所谓的“紫色蛙声,余分润位”,意思是说,紫色是杂色,是红与蓝的混合,不算正色,蛙声不算正声。余分的概念是,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与月亮盈缩的时间不能整除,一个月多出来一、两天的叫做大余,多出几个时辰的叫小余。所有的余积累到29天或30天就可以闰月,所以叫“余分润位”,即历法上,岁月之余分只能算是润统,而不是正统。、这是《汉书》形容王莽篡政的话,但也适用于秦朝。

   周公讲的天是宗教之天,天是主宰,有道德,挑选人间最有德的人做统治者。孔子讲天,对挑选决定人王的宗教之天存而不论,将道德之天引入人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产生一个后果,即人可以与天、地参,给后来发展出的天、地、人“三才”铺垫了道路。荀子讲天,又不同于孔子,是自然之天,但他不是讨论自然,研究自然。他公开声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此观点极其壮观,但他没有说应该研究自然,分解自然的成分。可见,中国人从来没有将天/自然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人为万物之灵,天与人就是一致的。孟子认为,知人就可以知天。这一点到了宋儒那里,就更加大谈特谈,而那时西方的文艺复兴已在萌芽中。儒家讲“因循”,讲“损益”,就是要去包袱,批判地继承。但是在文化传统如此深厚的条件下,很难使“损益”达到质变。没有外在因素冲击的话,很难有突破。佛教进入中国,但很快就中国化了。人是历史的动物,即人是摆脱不开历史传统的。古希腊文明的传统是空白,也就没有包袱在身,可以轻松而自由地进行思想活动。中国三代甚至远古帝王的传说和历史是极其丰富的。这些传统使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无一不重视历史,可见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有多深。

   综上所述,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理性是多重的,中西理性的侧重点不同:西方重视逻辑理性,中国偏重历史理性。中西文明之别,关键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人,包括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理性。实际上,中国人有理性,只是结构不同。中国虽然没有逻辑理性,但也有一定的逻辑思想,而中国是历史理性占支配地位。中国人重视历史理性,但没有从历史理性中推出逻辑理性。西方的历史理性从分析中来;中国的是从经验中以归纳的方法获得的,在“变”中发现“常”。中国人看待“常”是离不开“变”的,即“常”与“变”的统一。这两类理性对人类都有贡献,缺一不可。

   (三)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三者的关系

   理性结构主要包括了逻辑理性、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分析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有强烈的互相排斥的力量。这是因为,逻辑理性从概念开始,概念有抽象的过程,有超越时间、空间的特征,明显地排除了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是离不开具体时间、空间的。我们读《论语》发现,孔子对“仁”就是不给定义,这不是孔子无知,而是为了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解释。给出具体的定义,发挥就被束缚住了。也就是说,历史理性很难融入逻辑理性。西方逻辑理性发展出“在场的形而上学”,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几何学就是由在场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的。给概念定义的时候,一定要说某某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不是的东西就退出去了,就不在场了,剩下的就是在场的。随着定义的深入,退场的越来越多,分析就达到最细致的程度。

   柏拉图通过概念由低向高、逐渐由特殊到一般的发展的方法得出最高的型相。每向上一层,就抽象一次。抽象到最后就是存在,这个抽象的存在就脱离了时间和空间。脱离时空就与历史无关,因为历史必须是发生在时空中的。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二者绝对分离,所以无法发展运动;到柏拉图的通种论就可以运动了,是逻辑概念的运动;黑格尔的《小逻辑》也是概念的运动发展,而不是经验事物。逻辑的发展是历史的,这是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的交叉点。反过来讲,历史理性中有逻辑。但是,在根本上,二者是排斥的。

   第二方面,既然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都属于人类的理性,二者之间就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也有互相渗透的特点。从逻辑理性方面论证,我们可以问两个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一问:逻辑理性是不是人的理性?答案是肯定的,逻辑理性是人具有的,不是别种动物的。再问:逻辑理性是不是人的全部理性?答案是否定的,逻辑理性只是人类理性范围中的一种。上面两个逻辑学的回答是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不周延,第二个周延。逻辑理性是人的理性,在人的范畴之内,不周延。逻辑理性不是人的全部理性,“全部理性”是周延的。这两个判断表明,人和人的逻辑还是历史的。人有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历史。在西方,到黑格尔时期,他已经意识到逻辑本身就是历史的,因为从柏拉图的通种论开始,概念就在历史演变中,逻辑的发展最后是数理逻辑、符号逻辑。黑格尔说的“哲学就是哲学史”,他的《小逻辑》讲的是概念发展的历史。西方的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史,逻辑学也是逻辑学史,都是人的,都是历史的。逻辑理性,并不是希腊人建立以后就不再变化了,后来的逻辑学不仅不断发展,而且有不同的学派。符号逻辑至少就有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逻辑的东西仍然是在历史之中。

培根指出,人天生有三个功能:有理性,所以产生逻辑;有情感,所以有诗歌;有记忆,所以有历史。这是讲人的存在功能,属于本体论哲学,这一观点非常重要,给予史学一个合法的地位。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是紧密的,历史理性受逻辑理性支配。人之所以成为人,是有理性思考的。人与人对话,只有符合逻辑才能交流。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人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必须有起码的逻辑才可以成为人际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说,人离不开逻辑。一篇文章写得好,对读者来说就是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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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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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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