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向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史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20世纪初期，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揭示历史进化进程及其原理为撰述旨趣、以民史为撰述中心、以救亡图强为目标的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以反映朝代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为帝王提供资治的古代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新史学话语体系，并在以后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者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时，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等，是应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史学/ 史学话语体系/ 新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赵梅春，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赵梅春(1964- )，女，湖南邵东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VXK006)
中国古代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开始发生嬗变。20世纪初期，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并在50年代取得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声，史学研究者也积极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①。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这表明，构建新时代的史学话语体系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构建新时代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对以往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进行清理与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作一考察。
一、新史学话语体对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取代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以“明道”“资治”为旨趣的传统史学与古代中国社会相适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船坚炮利挽救不了危机，维新变法也同样无能为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学人试图通过改造学术以推动社会变革，救亡图存，因而大量地输入西方学术，这被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③。就史学而言，学者普遍感到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通过史学革命，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并期待以新史学造就具有国家观念、群体意识和民族爱国热情的新国民，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凭借“梁启超式的输入”所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范畴等思想资源，史学界开始了新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20世纪初，梁启超借助于从西方输入的进化史观以及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新概念，一方面清算传统史学，另一方面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界定史学研究对象、目的和宗旨，建构新的史学体系。他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④但中国史书虽繁、史家虽多，却“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⑤，这是因为中国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中国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人之天下，“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⑥。传统史学的代表二十四史，即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缘于中国史家不知朝廷与国家之界限，不知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别。“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中国人群体意识不强，史家难辞其咎，所谓“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也”⑦，这样的史书难以起到聚合群力的作用。中国民智不发达，也与史学有莫大关系，史书理应通过叙述人群发展变化之原因结果，揭示其进化之原理，“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⑧。但中国史书却只知记事，不能阐明事物之间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这样的史书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损耗民智。有感于此，他大声呼吁史学革命：“今日欲提倡民主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能缓者也。然徧览乙库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哉?吾不得已也。”⑨一方面是亟须凭借史学资源培养具有爱国心的新国民以挽救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却是已有之史学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吾不得已也”这句话，道出了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的苦衷。对于传统史家念兹在兹的书法与正统，梁启超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所谓“正统”实际上是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有，“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⑩。他认为此种观念不予根除，史学难以起到养育新民之效。“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11)。至于“书法”，梁启超认为它也是以是否忠于一家一姓为褒贬是非之标准，“上之启枭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12)。在梁启超看来，所谓“正统”“书法”都是为一家一姓之专制统治效力的，若不予以根除，史学难以唤起国民爱国心，难以聚合群力。
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共鸣，形成了新史学思潮。邓实、曾鲲化、陈黼宸等纷纷批判传统史学，呼吁建立新史学。曾鲲化指出，中国为睡狮，四万万人毫无生气，固然是贼民者、毒民者所造成的，但史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史氏闻其言而忾然痛曰：压制此动物而斩断其蓬蓬勃勃之生气者，二千年贼民、毒民者之冤孽也。犯万世之不韪，为国民之公敌。袒毒贼民者之门阀，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之现状者，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他批评中国史家“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为能事，“龂龂正统偏安之争，皇皇鼎革前后之笔”，其所撰之书，“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13)。邓实则热切盼望新史学造福于民：“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天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抑犹是沉迷醉梦于君主专制史而不觉也?”(14)可见，传统史学的合法性遭受到了强烈质疑，通过史学革命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新史家重新对史学进行了界定。梁启超反复申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5)。所谓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就是要求撰写民史；所谓求公理公例就是“作史者之精神”。他曾指出：“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6)因为“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17)。研究历史者若能揭示出其间的消息、原理，则所作之史将有益于人类社会。“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8)。从梁启超有关史学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谓新史学就是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历史，揭示其进化发展之公理公例，激起国民爱群善群之心，从而增进群体幸福。有关史学的这种认识，也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普遍理念。邓实指出：“世界之日进文明也，非一二人之进，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之进也，而一大群之进也。”“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接触、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爱其群，尤爱其群之文明，爱群之文明，尤思继长增高其文明，孳殖铸酿其文明”(19)。曾鲲化也指出：“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活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20)可见，“新史学”之“新”，主要表现在对历史进程之看法、历史撰述之旨趣、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有关史学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认识迥异于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民史为中心的现代史学话语体系。
1.关于历史发展进程。新史家不再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而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具有阶段性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并以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概念来揭示其发展阶段。夏曾佑指出：“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21)这三大阶段，又可以根据国势盛衰、学术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变迁，分为七个时期。由草昧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五代末至明为退化期，清朝为更化期，此期前半段，学问、文章、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段则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未有之新局。在梳理中国历发展脉络时，夏曾佑还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予以特别的关注，如他指出禹为“古今之一大界”(22)，战国“为古今之大界”(23)，秦人灭六国统一天下，中国历史遂由上古时代而转入中古时代。不难看出，在新史家眼中，中国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循环的或倒退的，更不是王朝间的频繁更替，而是一个螺旋式、有阶段、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其进化之轨迹粲然可见。
2.关于历史进化发展的动因。新史家论及中国历史的变化时，其着眼点不再是天命、道德或个人的意志，而是生存竞争、地理环境、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经济因素。夏曾佑论及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认为这种争战是由生存竞争引起的。“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24)。生存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社会因此不断发展。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为吾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25)。陈恭禄重视地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指出“一国现状之造成，由于两大势力，一曰天然环境之影响，一曰民族活动之总程”，“民族活动无往而不受地理之影响与限制”，“地理为一国之天然环境，实一民族活动之根据地，人民生活，常受其支配与影响”(26)。钱穆则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指出“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27)。吕思勉论及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观念、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时，认为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并指出“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28)。但他并没有将经济因素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是强调“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29)。不难看出，持多动因论，是新史学在历史发展动因认识问题上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3.关于历史撰述的对象和内容。新史家认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不是君主，也不是少数杰出人物，而是人群，故反对君史，倡导撰写民史。邓实指出：“夫民者何?群物也。以群生，以群治，以群昌。群之中必有其内群之经营焉，其经营之成绩，则历史之材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竞争焉，其竞争之活剧，则历史之舞台也。是故舍人群不能成历史，舍历史亦不能造人群。”(30)梁启超也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31)陈黻宸则强调“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32)。新史家认为民史应包括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梁启超借用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之说，指出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为民史的范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曰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33)。可以看出，梁启超心中的民史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思想情感相关的社会史。
4.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新史家倡导以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梁启超指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语言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这些学科都可为历史研究者所凭借，成为其理论资源，所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34)。黄节指出：“西方诸国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35)在这些学科中，以社会学即梁启超所说之“群学”对新史学的影响最为突出。章太炎计划撰写中国通史时，“日读各种社会学书”(36)，夏曾佑、刘师培、吕思勉等所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也多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5.关于历史撰述之价值。新史家强调史学旨在揭示历史进化之公理公例，以过去之进化导将来之进化，以国民资治通鉴取代帝王资治通鉴。梁启超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将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此前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进幸福于无疆也。”(37)并且将揭示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视为史家应尽的义务。他指出：“进化之理不能明，历史之义务不能尽。”“夫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38)。章太炎指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39)这是强调中国通史撰述，旨在揭示社会进化发展之原理，鼓舞民气。夏曾佑指出：“智莫大于知来，何以知来?据往事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其所撰之《中国历史教科书》旨在“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以便人们在“运会所遭，人事将变”之时，“一一于古人证其因”，“以知前途之险夷”(40)。
可以看出，这种以阐发社会进化过程及其原理、以国民为中心、以促进国家民族富强的新史学话语体系，有异于以反映朝代变迁、探讨皇朝盛衰之故、为帝王提供统治术的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新史家以其所构建的新史学体系衡评中国传统史学，得出“中国无史”的结论。梁启超在比较了传统史家与近世史家之异后，断然言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过也。”(41)他还强调：“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但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固不诬也。”(42)邓实、陈黻宸、曾鲲化、刘师培等对梁启超之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如邓实指出：“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徧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史岂若是耶?呜呼!中国无史矣!”(43)陈黻宸则反复慨叹中国之无史：“于乎，中国之无史亦宜哉……于乎，中国之无史，我固不能为明帝恕……吾观于南北朝之时，而益不能叹息痛恨于中国无史也。”(44)新史家认为“中国无史”，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史学或历史书，而是说历史应该是国史、民史、群体之史，而中国以往之史是君史而非民史，是朝廷之史而非国家之史，是个人之史而非群体之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国无史“其实固不诬也”。“中国无史”说的盛行，是以决绝的态度宣告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标志着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终结。此后，尽管还有学者不赞成“中国无史”说，用传统史学话语撰史，但新史学话语体系已经代替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所代替。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立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国历史而形成的。较早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是李大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将唯物史观之光照进中国古老的史学殿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之后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吴泽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各自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初步建立。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唯物史观大普及，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所著《史学要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述，被誉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郭沫若《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不但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考察，提出有关中国历史的全新认识，而且以最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殷周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奴隶制的产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进行了研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45)。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正值中国社会史论战展开之时。社会史论战所争论的问题主要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秦至清代的社会性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等。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这场论战既是政治论战，也是学术论战，政治与学术交织在一起。这一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双重品格。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各方不管其政治目的如何，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它所高举的理论指导，所运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论者之间具有无可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与权威性”(46)。社会史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应该看到，社会史论战中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盛行，既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在社会论战结束之后，何干之、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对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并在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最终形成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话语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社会史论战之研究方法进行审视，指出缺乏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以玩弄马列词句为能事是社会史论战之最大弊端。其次，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致力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泥沼。而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国社会史的系统阐述，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撰述中国历史提供了理论框架。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吴泽等分别撰写了中国通史著作。尽管他们在有关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分歧，但在有关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以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并“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47)。这些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发展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话语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这种话语体系的代表。据佟冬回忆，《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范文澜同志对研究室的同志说：毛主席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48)。所谓“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权。戴逸在纪念范文澜10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也指出《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49)。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石，所以范文澜将按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视为《中国通史简编》与以往历史著作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按着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阶段”，“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理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50)。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二，从社会经济角度揭示中国历史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翦伯赞论及商代奴隶制的产生时指出：“依据历史的原理，劳动生产力之发展，财富之增加，以及生活领域之扩大，必然要引起奴隶制的。”(51)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也是由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翦伯赞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完成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管理机构、经营制度的改变，进而引起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变化，中国社会也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封建制。其三，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强调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历史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吕振羽指出，其所撰《简明中国通史》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浮现出来”(52)。范文澜指出，其《中国通史简编》，“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53)。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其所撰中国通史著作中，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歌颂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等，充分展示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范文澜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四，以劳动人民的活动作为历史撰述的核心内容。范文澜批评以往的史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54)。而他要写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历史。为了显示出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皇族的家谱”，《中国通史简编》在1948年的再版中，将历代帝王年号去掉，全用公历，对历代帝王直称其姓名(55)。其五，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其一般性表现为中国历史发展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独特性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因此，既要掌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其六，主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家既是学者，也是革命家，研究历史是为了指示历史前途，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翦伯赞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造历史而研究历史。”(56)为改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以其鲜明的特色区别于新史学话语体系，它们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框架，将中国历史视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代替上古、中古、近世作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以人民群众取代了含混不清的群体、国民，以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而不是政治制度、文化的变迁作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依据，撰述重心也由“文化史”即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思想等转移到经济与阶级斗争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唯物史观的大普及和批判、清算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绝大部分史学工作者接受了唯物史观，陈垣、童书业、金毓黻、杨志玖等新历史考证学者不但接受了唯物史观，而且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与撰写中国历史。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主导地位。
三、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
史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主导地位，并进一步完善。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对深化与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57)。然而，因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倾向，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如1958年的“史学革命”，倡导打破王朝体系，建立新的人民史体系，要求将王朝从历史上抹掉，将王朝的称号、统治者的活动、典章制度从历史中删去，大有以农民起义史代替中国通史的趋势。这种史学革命，诚如学者所言，实际上是革史学的命，动摇了史学的基本理念(58)。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使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被批判、被迫害，史学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真正的史学研究被取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一方面清算史学领域左的余毒，一方面接续之前的研究课题。但很快地，学者发现已有的史学研究无论在研究课题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难以超越20世纪60年代，并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于是，“史学危机”之说开始在史学界蔓延(59)。有学者指出，这种危机“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60)。这里所说的“流行史学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学者认为这种史学体系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续至今，“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中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61)。所以，“当代史学的危机实际上正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即旧的史学范式的危机”。因此，“要解决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要推进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我们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当前正面临着必须打破三十多年来所定型了的这一套旧理论范式的任务”(62)。于是，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一直被马克思主义史家视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学者有关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首先就是围绕着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与中国历史实际之关联这一问题展开的。有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顺序是就欧洲社会发展史而言的”(63)。同时，五种生产方式只是逻辑上的历史发展顺序，而非现实历史发展顺序，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而是由欧洲资本主义推溯出来的逻辑经济形态，“我们把这种逻辑的历史顺序看作既成的历史发展顺序，是完全错误的”(64)。他们还认为，现在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斯大林确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恩并没有将五种生产方式作为世界通行图式，是斯大林对其进行了武断地发挥并以此安排人类历史(65)。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经斯大林阐释的五种生产方式当作人类历史普遍规律，以之剪裁中国历史，所“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编写的”(66)。因此，“应当破除按五种生产方式或相应的社会形态构成的中国历史体系，代之以中国历史本身固有的发展体系，即破除旧体系，建立新体系”(67)。其次，从社会发展方面审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有学者指出，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的是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篇章。现在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68)。更有学者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战时史学”，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通史体系是一种“战时历史框架”，新中国成立后本应走出“战时史学”，但由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深陷其中(69)。总之，在这些学者看来，既有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还是功能、价值取向，都与转型时期的社会脱节，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必须予以超越。“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过时的史学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史家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面对现实，从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导下，重新研究以往全部人类文明史，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70)。
四、具有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探索
通过对现有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抽绎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即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普遍认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一是运用新方法撰写中国通史。田昌五提出的中国历史新体系、曹大为等人有关新编《中国大通史》的理论构想(71)，反映了史学界重新构建中国历史体系的要求。他们不再将中国历史纳入五种社会形态框架中，力图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如田昌五将中国古代历史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洪荒时代，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的降生起，直到一万年前的氏族社会为止，这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进化过程。第二阶段为族邦时代，即宗族城市国家，从5000年前至2400前年止，宗族的兴衰降替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第三阶段为封建帝制时代，上承族邦时代，下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其主线是三次历史大循环，表现为周期性循环式跳跃前进。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四次大循环，并将由此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72)。曹大为则参照“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劳动资料、生产力类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理论框架，“依据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主要标准，综合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考察判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文化、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三大阶段。其中，农耕文明又分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夏——春秋战国)、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秦汉——清中期)。向工业文明转轨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3)。此外，冯天瑜试图通过对“封建”这一概念的梳理，重新探讨自秦至清代这一段历史的社会性质，旨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74)。
田昌五等人之所以放弃社会形态理论，是因为“把中国历史纳入既定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而不顾中国的历史实际，让人很难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国历史特色和气派来”(75)。他们认为无视中国历史实际，以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剪裁中国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因此“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进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76)。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既不是什么西方型，也不是东方型，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田昌五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须把握这种宗族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套用任何外来模式，都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77)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开始，然后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由此建立的历史学体系……都不是或不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78)，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都没能逃脱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必须打破既有的中国历史体系，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曹大为认为，中国在跨入文明门槛时，经历了一条颇为独特的道路，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剥削阶级新贵，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奠定了宗法农耕型社会的基本格局，一直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宗法制度是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撰述的一系列中国通史著作也反映了史学界对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追求。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启良《中国文明史》、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等，皆呈现出新的风貌。其一，以中国历史固有的发展线索取代以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中国通史的理论架构。樊树志决定摒弃传统教材的社会发展史模式，“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作为国史的主线”(79)。张岂之则“提出中国通史体例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划分段落，几个朝代可以划为一段，仍是按历史上的朝代顺序来写，不在各段标题上附加社会形态的概念”(80)。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而是以“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81)。在表现中国历史进程方面，这些通史著作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演变展示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如《中国历史》以“朝代更替和历史事件相结合：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体叙述清楚”(82)。其二，在内容上，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撰述重点，以往通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则只是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予以处理。如《中国历史》“全书所凸现的是所谓‘制度与文化’的演变。至于阶级、阶层关系的论述只是围绕制度与文化以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中有所反映，这就和以往的教材有了很大的差异”(83)。对于人民群众，关注的已不是其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基层组织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其三，一些通史著作放弃了自新史学以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追求。姜义华指出，以往的通史多用历史发展规律将中国历史贯穿起来，“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84)。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新的中国历史体系的建构，还是新编中国通史著作，都力图超越既有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探索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史学话语体系或运用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史学话语认识和表述中国历史。当今有关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正是这种努力的逻辑发展。
五、几点思考
回顾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有关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从此中国史学融入了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出现过曲折，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在20世纪的史学史上，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曾经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到处一片琴声悠扬。“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85)，认为读国史应该怀有温情和敬意。这种观点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代表。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一幕幕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以揭示统治者的罪恶作为历史撰述的主要目标。范文澜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86)。有关中国历史的这两种认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具有其价值与意义，但远非有关中国历史全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缺乏冷静的分析批判，所叙述的是理想化的历史，在当时就受到范蒲韧(胡绳)的批评(87)。第二种观点缺乏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对于这一点，范文澜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已作了分析，并在修订本中作了大幅度的修改(88)。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是关于如何认识人类文明史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出现过偏差，在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应予以特别的重视。
其二，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就是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问题。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演变，与其说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倒不如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无论是新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创立，皆是如此。现实为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变革提供了动力、契机，同时也对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分地强调从现实出发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有诸多的教训值得吸取。
其三，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实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曾出现过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的倾向，以理论模式剪裁中国历史，从而窒息了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当理论模式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事实时，不应削足适履，而应考察理论的适应度。曹大为论及《中国大通史》对历史发展路径的把握时曾说：“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历史实践为事实依据，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展开原创性研究，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述，方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特殊路径，做出科学的诠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路径’的脉络、特征这一建构中国通史的主轴、主线。”(89)这也是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理理论与历史实际问题比较恰当的思路。
其四，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存在着偏颇。20世纪初新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以与传统史学决绝的姿态出现的，正如学者所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中断”(90)。而当梁启超从“史学革命”转向“史之改造”时，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改变了全盘移植西学话语、彻底否定传统史学的做法，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遗产予以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处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传统史学曾一度被作为封资修被抛弃。建构具有中国气派、风格、特点的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以往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仅是其思想资源，也是其逻辑起点。
其五，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深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新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都是援用外来的思想资源而进行的。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各种学术模式与中国历史实际不免方枘圆凿，必须将这些外来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实际相结合。如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建构就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并经历了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曾自豪地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91)当今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样面临着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拒绝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吸收西方话语体系的精华，构建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问题意识的史学话语体系，确立自己的史学话语权。
注释：
①参见瞿林东《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姜义华《创新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6年8月23日)、张海鹏《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也以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
②《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③梁启超指出：“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98页。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⑤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⑦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⑧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⑩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3-24页。
(1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1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
(13)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95-596页。
(14)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3期。
(1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7、9、10页。
(1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1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1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19)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20)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96页。
(21)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6页。
(22)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30页。
(23)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244页。
(24)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15页。
(25)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17页。
(26)陈恭禄：《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2页。
(2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0页。
(28)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76页。
(29)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0页。
(30)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3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32)陈黻宸：《独史》，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74页。
(3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3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5)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1期。
(36)章太炎：《社会学自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70页。
(3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8)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
(39)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
(40)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1页。
(4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4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43)邓实：《史学通论一》，《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44)陈黻宸：《独史》，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63-567页。
(45)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第104页。
(46)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原因探析》，《文史哲》，2008年第6期。
(47)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48)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84页。
(49)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4第1期。
(50)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1951年第6期。
(51)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第172页。
(52)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跋》，上册，光华书店，1948年。
(53)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1951年第6期。
(5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5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再版说明》，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57)盛邦和、何爱国：《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58)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从1959年始即对这种现象进行救弊纠偏。翦伯赞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们有权打破王朝体系，但无权任意删去王朝的称号，因为前者是史学家的观点，后者是历史事实。”见《关于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3期。范文澜指出：“打破王朝体系，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见《首都各界纪念太平天国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5月31日。
(59)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见仁见智，学者为走出危机纷纷从自然科学、西方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先后出现了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即所谓“三论”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回到乾嘉去等史学思潮。
(60)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6页。
(61)蒋大椿：《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建设和发展史学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62)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读书》，1986年第11期。
(63)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64)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65)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66)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前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67)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68)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69)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150页。
(70)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71)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72)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73)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74)余来明：《〈“封建”考论〉：廓清史学核心概念的坚实努力：“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75)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
(76)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77)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78)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79)樊树志：《国史概要》，内容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80)刘宝才：《关于重编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几点考虑》，《华夏文化》，1995年第1期。
(81)姜义华：《〈中国通史教程〉几个问题的说明》，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82)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总序》，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83)张岂之：《中国历史(六卷本)介绍》，《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6期。
(84)姜义华：《〈中国通史教程〉几个问题的说明》，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8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1页。
(8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8页。
(87)范蒲韧：《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大学》，1944年第3卷第11-12期。
(88)赵俪生，高昭一：《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89)曹大为：《通史编辑对历史发展路径的把握：以新编〈中国大通史〉为例》，《光明日报》，2019年7月20日。
(90)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91)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国际文化服务社，1950年修正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