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贤君:试论我国宪法的一元属性

更新时间:2020-11-24 09:15:46
作者: 郑贤君  

   双轨宪制观尚有另外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认为中国的宪法制度是移植苏联的政治制度;二是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就第一点而言,中国的宪法制度并非移植苏联,而是在借鉴人民民主国家经验的前提下中国的独创。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12]。毛泽东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制宪者,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五四宪法”的定性具有权威性。就第二点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未受到挑战,其一直具有宪法地位并受宪法保障。“五四宪法”在序言中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的事实,并在总纲第1条规定我国的国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该条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其后历部宪法序言皆重复“五四宪法”的这一规定并有所加强,且每部宪法总纲第1条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国已成定论,总纲的规定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部宪法都以间接方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第1条增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又以明示方式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结合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不言而喻,其合法性从未受到挑战。

   在于区隔我国宪法的“党性”与“国家性”,将“政党-国家”看作对立的两个事物,并且忽视了宪法的“人民性”。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序言宣称: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总纲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五四宪法”序言开宗明义,第1句宣告: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该句直陈宪法是人民性、党性与国家性三位一体这一基本政治和历史事实。自“五四宪法”至其后历部宪法的修改,都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从未动摇。

   立宪党导说同样是二元宪治论[11]。该观点名称不一,有时称为党导立宪,有时称为立宪党导,有时称为党导法治,有时称为党导政分。有学者认为,立宪党导是与君主立宪制、民主立宪并存的三大宪政体制之一。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制[13],党导立宪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该学者在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①中进一步充实了党导立宪制的内容。

   立宪党导说虽然以“人民主权”为立论的起点,承认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统一,但并未正视党章确认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忽视其中蕴含“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的有机统一”的科学论断,认为我国宪法本质是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和双重权威。该论点具有明显错误和矛盾:其一,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缺一,忽略了宪法的国家性即法律性;其二,确认宪法和党章二元宪治双重权威,意味着只承认党性和法律性,忽略人民性。两种错误都割裂了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法。宪法是人民的宪法[14]。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宪党导的二元宪治观既无视宪法序言和文本的规定,也没有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党章,更未直面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修改宪法和实施宪法这一基本事实,因而是错误的。

   无论是双轨宪制说还是党导立宪说,其在本质上属于二元宪法论,认为我国宪法存在双重权威,并导致得出否定我国现行宪法民主本质的结论。双轨宪制说认为,这种“二元宪制”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宪法体制,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民主的双轨宪制,即宪法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双轨宪制能否有序地进一步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转型[10]。党导立宪说认为,其所倡导的体制是与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并立的一种宪法体制,其暗含的意思依然是否定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为民主宪法。“民主宪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渴望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宪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宪政的成功[6] 。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希望的集中阐释,如黄钟大吕,展现中国人民的梦想,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二元宪法观的突出特点是坚持“党”“国”两立,认为我国存在着双重宪法权威。这一认识在理论上不符合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有机统一,在政治上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法律上不符合我国宪法确认的历史事实,客观上割裂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否定我国宪法的民主本质。简言之,二元宪法观既没有认真对待本国宪法历史,亦没有像其宣称的那样尊崇宪法和党章,而是罔顾事实,自言自语。

  

   三、多元宪法:漠视宪法的人民性

  

   多元宪法说是一种多重权威理论[15][16]。该观点的初衷是正面回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否定“国家法中心主义”,认为我国是“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但其实质依然是认为我国宪法是多重权威。有研究者指出,所谓“一体”,具体而言,是指在多元法治实施主体当中必须坚持以党的领导为体。所谓多元,是指承认除了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以外,还须明确其他法源,包括党规党法、道德和社会习惯等其他规范等[15]。该观点的目的是承认其他法规范制定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正当地位,赋予其具有国家法的效力,特别是给予党内法规以国法地位,明确其法律效力,但是,其在概念上明显将法律渊源与法治混为一谈。法律渊源的多样性与国家法治本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认定法律渊源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认定本国法治的多重权威。这种认识同样割裂了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三者有机统一,否定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其理论前提是预设政党-国家的对立,并在客观上不利于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

   法律多元主义是指法律渊源多元,但是,法律渊源多元并不证成法治权威多元。在法律渊源意义上,谁也不否认一国之内存在多种法源,但这并不因此导致各国认定本国属于“一体多元法治国”。诚然,欧美国家特别是判例法国家在制定法之外存在法官造法这一重要渊源,此外,条约、习惯法和学说等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但法律渊源的多样性并不因此导致这些国家认为本国法治权威的多样性,更不会将人民排除在本国法治权威之外。人民是任何国家法治正当性的唯一根据,也是国家的最终权威。该观点将“一体”认为是“党的领导”是对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三者有机统一的否定,也是对党章确认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片面解读。“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但“多元”是不正确的。“多元一体法治国”看似提高了执政党的地位,实则没有全面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科学论断的实质。该观点摒弃了宪法和法治的人民性、淡化了宪法和法治的国家性并且弱化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失却了人民性与国家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既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修改宪法法律实施宪法法律的事实。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的三者统一就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五四宪法”与其后历部宪法序言揭橥这一伟大的事实,而其清晰、明确化,则尤以现行“八二宪法”为最。“五四宪法”序言开篇即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五宪法”序言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七八宪法”序言规定: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二宪法”在序言中陈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国家这一事实,并且增加了“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宪法论断。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国共产党宪法地位的合法性,确立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各国宪法均承认人民是国家权力和法治终极权威。德国宪法第20条规定:(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2)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以选举及公民投票,并由彼此分立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行使之。日本宪法序言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普遍的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在此,自由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区分只是反映了本国特定的价值信奉,即是秉承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位,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主义,是个人主义还是团体本位,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其前提是承认本国法治的权威来自人民。人民是唯一也是所有权力正当性的源泉,是最初也是最后的权威。

   综上所述,“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不符合“人民主权”这一普遍原理。无论各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如何,“人民”的具体所指有何差异,各国宪法无一例外地接受“人民主权”这一理论,将人民作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任何背离这一原理的认识都不符合宪法,不符合我国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

  

   四、政党宪法:去国家性和人民性

  

政党宪法说是二元宪法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名称并不完全统一,有时叫作“政党法治国”,有时叫作“党国宪政”,有时叫作“单一政党宪政”等[16]-[19]。虽然从“政党宪法”的名称来看,似乎是一元宪法论,但从其论述的内容来看,其实质是强调“党国两立”,因而将其归为二元宪法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源于苏联,但又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即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64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