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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

更新时间:2020-11-20 12:08:09
作者: 施爱东  
才有利于科学体系和理论的完善与深化。”

  

   关于学术流派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在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领域早已成为共同知识,但在中国学术界,每篇学派问题的讨论文章,都得重新强调一次,而这恰恰说明学派正当性的观念在中国学界依旧没有成为共识。

  

   一方面,许多学者撰文提倡学术自由,呼吁更多学派的产生;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学派标签依然还是许多学者的忌讳。比如,被学界视做“华南学派”核心成员的几位历史学者,全都不愿承认学派称谓。赵世瑜说:“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成员自称‘华南学派’。”刘志伟也强调:“华南研究这一学术群体是不接受‘华南学派’这一称谓的,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做学派,凡是做学派的都很危险,最终都会消亡,‘华南研究’只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追求。”科大卫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学者们低调处事的原由,多半也是“怕一提倡发展学派,就会影响团结,产生严重的门户之见”。但无论是否使用“学派”称谓,他们并不否认“华南研究”这么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实际存在。

  

   科学史上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向,大多数是依靠学派、无形学院这些学术共同体而形成的。现代学术早已淘汰“隐士”,更没有“民科”的位置,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孤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他需要背靠强大的资料库、实验室,必须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研究机构;任何学者要想成为杰出者,都必须在特定学术共同体中发出声音,求取呼应、认可,才能获取更多经费,提高论文发表率。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是无法想象也不可能成功的,同样,未经学术共同体认可却选择媒体造势的所谓重大科研成果,基本都是不可信的。现代学术中的科学突破不可能基于完全独立的个人行为。

  

   科学学派是在不同范式的学术争鸣中自然形成的。偏向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者在竞争中不断寻求“合并同类项”,以期在创新性研究中得到更多同类学者的舆论支持和建设性意见。“科学学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征,首先是由站在他所聚合的集体前列的领导者创立某些独特的思想或理论,根据这些思想或理论确立科学中以前从未提出过的完全新的研究方向”。

  

   一门学科在其迅速发展的上升阶段,同业者们出于维护学科合法性和壮大学科队伍的考虑,往往会成立一个尽可能人数多的同业学会,这一时期的专业人员还不够充足,因此,难以充分考虑成员原有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取向。等到学科发展到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各领风骚的领军人物就会开始圈定自己的地盘,但是,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更多的是以人脉关系,而不是以学术取向来定亲疏。只有当学科发展进入到常规研究的后期阶段,真正学术意义上而不是人脉关系上的学术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之后,新的学术诸侯重新圈地,学术派别从中生成。

  

   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1983年钟敬文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时候,出于广揽人才壮大声势的需要,甚至将吕叔湘、季羡林、侯宝林等一批与民俗学并无太大关联的公众人物都拉进队伍,聘为学会顾问,这样一个大杂烩式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在学术上求得志同道合形成学派的。

  

   198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改选,刘魁立、张紫晨、乌丙安等第二代领军人物增选为副会长,从此开始了第二代三巨头各领风骚的发展阶段。三人虽然风格各异,但都依然处在钟敬文学术威权的统一部署指导之下,谁也不敢发起学术革命,更没有促成一个可以称之为“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今天重审这段历史,当时只有远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守华默默地耕耘在单一的故事学领域,很少参与民俗学界的各种热闹活动,甚至刻意保持着与钟敬文之间的距离,其论文在同代学者中也是引证钟敬文论著比例最低的。恰恰是这种隐忍的坚持,第二代民俗学者只有他以华中师大为依托,培育出了一个堪称学派的故事学共同体。

  

   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一批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还要有不断自我革命的学术机制,否则,即使借助天时地利繁荣一段时期,还会再度陷入僵局,“一种范式被过度操作之后,就很难再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学术共同体或者新的学派,必然与全局的或局部的学术革命相伴而生,没有学术革命也就没有新的学派。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学派的产生是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指标。但在钟敬文一言九鼎的学术时代,学术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新的民俗学学派的形成要等到21世纪第三代民俗学者登上学术舞台之后。“新世纪以来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有全局性影响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非遗’运动,这是学科外部的。而学科内部呢?就是新世纪初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成立于2002年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正是后钟敬文时代的一场全局性的学术革命,但这批青年革命者更多地只是受到“学术革命”的激情冲动,当时既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提供一套可供模仿的研究范式。革命并没有直接促成新学派的产生,只是为之提供了可能性。

  

   时至今日,当年的青年革命者全都成长为所谓的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系主任、校领导、学会负责人,有的甚至已经退休。各人不同的理论取向和专业方向也在进一步分化,形态分析、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民俗主义、实证民俗学、实践民俗学、家乡民俗学、身体民俗、礼俗互动等一大批新的研究范式纷纷登台。今天的博士生再也不可能像20世纪的民俗学者那样对全学科通学通吃,他们只能跟从导师,或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从中选择部分研究方向和方法。

  

   第三代民俗学者在研究范式的选择和学术取向的分化重组中,一直在或隐或现地合纵连横,经过了近20年的努力,各自形成了稳定的学术执念,分头结成了一个又一个细化的学术圈子。正是在这些日渐固化的小型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们找到了理论和方向的共鸣点,民俗学自此分门别派。所以,民俗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只有到了它日渐成熟之时,才有可能逐渐生成学派。新的民俗学派不断生成的时候,也是百花齐放的学科春天到来之时,这在钟敬文一人时代是不可能见到的。

  

   多元民俗学派的存在,无论对于不同民族不同社区的民俗主体,还是对于不同兴趣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主体来说,都为不同特性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理解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资源和释读方案,对于促进人类多样性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交流与合作,无疑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如何判断/建设一个学派,或者说,学派具有什么可识别的重要特征/要素呢?从学术史的归纳中可以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要素主要有三:核心理念、核心人物、自觉的共同体意识。

  

   三、核心理念:研究纲领及其硬核

  

   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研究都认为学派的形成是以“共同的理论与方法”为前提的,但是, “共同”的界限在哪里?同一个学科,或者共用一套民俗学基础教材,这算不算拥有共同的理论与方法?如果算的话,那么,只要在民俗学科内讨论学派问题,就不必再强调理论与方法,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不算的话,我们又该把界限划在哪里?

  

   事实上,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少会在实际工作中死守着一套理论与方法,即便是研究领域专一如刘守华,也一再声称其转益多师:“吸取和改进芬兰学派以历史地理方法深入考察民间故事,对母题、类型解析的集中尝试、故事生活史的追寻及口头文学表演理论在故事学领域的实践等方面,交叉运用多种方法。”而同为实践民俗学者,除了吕微、户晓辉主要取法康德之外,其他学者都各有自己的西哲渊源。

  

   既然是学派,当然首先得有不同于该学科其他同业者的“派”的学术标志,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种学术标志并不必然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假设与实验方法,关键是特色鲜明,而又在学理上立得住。武林中不是只有少林武当这些高门大户才能称派,只要特色鲜明,峨嵋派也是派。

  

   那么,确认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标志是什么?是一套可持续操作的“科学研究纲领”。按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定义,科学研究纲领包括硬核、保护带,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启发法。

  

   首先是硬核。硬核是共同体成员对研究旨趣的共同的自我约束,是研究纲领中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部分,是一种兼具理性与信仰的学术执念。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必须有一套“基本理论假设”不一样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既可以是(a)一套完整的理论假设,但也可以是(b)一种矢志奋斗的学术信念,或者(c)一个有独特研究范式操作的专门学术领域,总之,是标示其独特性的共同学术旨趣。硬核可以有调整但不可被动摇,一旦硬核被否定或公认为没有学术价值,也就意味着学派解体。而对于学派成员来说,一旦质疑其硬核,也就意味着脱离该学派。

  

   比如,口头传统研究的硬核就是“回到声音”:口头传统从活形态的口头史诗起步,从声音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理解民众的文学活动,从声音的文学上发现诗学、建立诗学,“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而实践民俗学的硬核则是“一个有着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的民俗学”,吕微将之解释为:“其实也就是民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而民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就是:成为自由的公民。”其核心研究范式为:“以认识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为诉求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正是这些硬核,让学者们有了相同的思维起点和目标,通过相互激励、往复讨论,成果不断丰富,理论日趋完善。

  

   其次是保护带。保护带是研究纲领的防护层,是硬核的辅助假设,相当于库恩(Kuhn)科学哲学概念中的常规研究。保护带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既用来支撑硬核,也是硬核的具体落实和应用,它可以被反驳、被修正,甚至被部分放弃。

  

   当研究纲领与经验观察发生矛盾时,学者们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来规避经验观察对硬核理念的直接冲击。以地理堪舆的民俗理论为例,形势派主要是通过地表特征来勘龙点穴,但是,形势理论常常遭遇期望失验,这时,就需要借助数理手段来进行弥补和修订,将三维形势空间拓展到四维理气空间,使之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形势是硬核,理气就是保护带。堪舆界有句老话“无形势不灵、无理气不验”,指的就是形势理论需要借助数理手段加以辅助调整。

  

   一般来说,保护带的修正,主要是通过学派内部的论争得以实现的。没有内部的论争和修正,优者无以凸显,劣者无从淘汰,学派就会失去活力,丧失其在学科中的话语权。在一个学派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成果,在得到学派成员的一致确认之前,都是辅助假设的保护带,是可以被质疑、被修正的。而保护带中得到共同体一致确认的部分,就会成为该学派的理论定理,或者填充到硬核当中,使硬核变得更充实更完整,或者成为硬核外部的分核,成为学派内部新理论的生长点,从而丰富和发展学派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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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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