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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0-11-20 10:48:32
作者: 王元崇  
添入宪书, 取代已经不存在的省份。①该奏获准后, 自乾隆四十一年开始时刻表内就出现了两京十七省的布局:京师、盛京、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广东、广西、贵州, 最后加上朝鲜, 凡20个单元。②在乾隆后期, 东三省和属国越南也被陆续添入直省列表。以嘉庆元年宪书为例, 各省列表中包括:盛京、雅克萨、黑龙江、三姓、伯都讷、吉林、山西、朝鲜、山东、甘肃、河南、陕西、江苏、四川、安徽、湖北、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福建、广西、云南、广东、安南, 总计25个单元。③如果从时宪书的角度来看, 清朝直到1911年也没有十八省之说, 且自乾隆四十一年以降实际上多于18省。不过,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重修的《大清会典》中, 宪书颁发给直省的数目明确记载为“十八省”, 包括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④内中包括1884年建省的新疆, 却没有包括自乾隆朝以来被列入直省的东北三省, 也未包括1885年建省的台湾。然而, 光绪《大清会典》内的这一列表和同期宪书内的列表是不一致的, 后者因沿袭康乾时代之布局, 未加损益。因此, 由明入清, 如何理解“省” (满文罗马化音转:golo) 、⑤“省直”或“直省”的演化, 以及这些词汇在不同官方文书内的使用和表述, 进而观察清代中国对天下观念和所属邦土的认知, 均值得进一步研究。

   朝鲜虽系属国, 但直到宣统元年 (1909) , 在时宪书、钦天监有关推算日月食分秒时刻的题本以及礼部关于日月食救护的题本之中, 仍位列直省。①清人缪之晋曾在《大清时宪书笺释》一书中解释说:“两京十四省之外, 朝鲜亦在同文之内, 故与焉。”并附按语:“朝鲜, 周为箕子所封之国, 即高丽也, 属辽东外徼。”②此系缪氏一家之言, 据笔者所见, 清朝官方并未解释过为何朝鲜位列直省。根据目前所查阅的清宫档案, 朝鲜进入各省列表应与两重因素颇有关系:第一, 朝鲜在清入关之前就已成为其属国, 在“两国为一家”的背景下被清廷视作邦土之一部;第二, 明清交替之际, 钦天监在推算日月交食列表中就已包括朝鲜, 清入关后继承明制并加以常规化, 而且这一常规化是通过汤若望等人完成的。第一重因素在中朝交际中十分明显, 到19世纪后半期更是中国同英、法、美、日等国交涉中朝关系的实质及朝鲜国际地位的核心所系。③笔者在此侧重解释第二重因素。

   明季纂修新历, 盖因交食推算屡屡不验, 钦天监对崇祯二年五月日食推算的失误, 更是建历局编新历的直接原因。当时礼部徐光启等人在致钦天监的揭帖中, 一共列出了根据《大统历》、《回回历》和西洋新法所推算的日食食限和初亏、食甚、复圆时刻及食甚日躔黄道位置, 但和《大统历》与《回回历》不同的是, 新法推算项下首列顺天府食限, 后列应天府、杭州府、广州府、琼州府、大宁、开平等处食限或不食的信息。④此种分组逐地罗列之法, 当系礼部题奏日月食的基本格式, 但在三历对比之下体现出了西洋算法的精密。徐光启的历局主要是和礼部发生关系, 和钦天监是合作而非从属关系, 而历局正是沿着这个精密的路数, 推算各省直的交食分秒时刻并题奏皇帝的。例如在崇祯五年三月十六日的月食推算上, 历局就在“各省直初亏时刻”下, 列出了京师顺天府、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山东济南府、山西太原府、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陕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广东广州府、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云南云南府, 总计两京十三省。①此举目的之一是让各省官员届时现场观测并报告北京, 两相对照以清除误差。历局和钦天监也遣员携带仪器去相关省份实地观测, 例如为了观测崇祯九年正月十五日的月食, 历局和钦天监于八年十二月遣历局供事官陈应登和钦天监天文生朱光大去山西、历局知历儒生黄宏宪和钦天监春官正潘国祥去河南, 进行实地观测。②据《治历缘起》所收档案, 朝鲜最早被列入各省直交食表, 是在负责督修历法的山东布政使李天经于崇祯九年九月十六日所上有关十年正月初一日日食分秒时刻的题本中。李氏将“朝鲜都城”添在云南府之后, 位列各省直之末。③崇祯九年正值明清战争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春皇太极已在盛京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 且试图强迫明朝属国朝鲜承认其帝号。李天经在此时将朝鲜添入省直列表, 或许与时局有关, 但也可能是一种公文习惯, 只是尚未格式化和常规化, 所以此后这种做法也并未成为一个传统, 例如李本人在崇祯十二年、十四年和十六年的交食题本中就未列朝鲜。

   清入关后, 汤若望于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所上的同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的奏文中, 就各省直食甚时刻分秒, 首列明季两京十三省, 但在末尾特别添入沈阳与高丽二处。④汤氏的动机虽不能从现存清宫档案中看到, 但应和他对清曾定都沈阳且朝鲜已臣服于清的认知大有关系。钦天监当时尚未实测到朝鲜都城的经纬度, 且这一测量直到1713年穆克登为中朝图们江划界出使朝鲜时才完成。⑤但自汤氏这一奏文以降, 朝鲜在钦天监日月食题本里的各省列表、礼部有关日月食救护题本里的各省列表以及宪书内各省列表中, 都同盛京一样开始常态化, 而且在乾隆朝明确将盛京置于列表之首以前, 朝鲜经常位列各省之首。在钦天监和礼部有关宪书或日月交食等满汉合璧的题本中, 满文部分也清楚地界定朝鲜为一个省。如乾隆二十四年, 钦天监监正勒尔森在有关月食的奏报中, 提到了不见月食的“京师、盛京、浙江、江南、山东、朝鲜等六省”。这六省在满文部分明确写为“Gemun hecen, Mukden, Jegiyang, Giyangnan, ?andung, Solho ere ninggun golo”。⑥嘉庆十六年, 管理钦天监事务的绵恩在有关月食的题本中奏报说“盛京、朝鲜二省不见食”, 其对应的满文部分亦写为“Mukden, Solho i juwe golode jetere be saburakū”。⑦清朝虽在公文书中常称朝鲜为“朝鲜国” (满文:Solho gurun或者Coohiyan gurun) , 但在涉及日月交食和宪书内省直列表时用辞不同。①仿照朝鲜之例, 宪书的省直时刻表内于乾隆五十四年添入属国安南 (嘉庆七年改称“越南”) , 嘉庆十四年后增入琉球, 使直省数达到22个。

   琉球添入直省时刻表的经过也很有代表性。嘉庆十四年, 前赴琉球册封琉球国王尚灏的册封正使、工科掌印给事中费锡章, 回京后上奏嘉庆帝:

   该国自我朝定鼎之初, 即秉奉正朔, 与朝鲜、越南等国同隶版图。今每年钦天监颁行时宪书内, 开载各直省暨外藩诸属国太阳出入度数及节气时刻表内, 朝鲜、越南并皆列入, 独遗琉球一处, 似于体制未昭划一。臣查该国分野, 曾于康熙五十八年仰蒙圣祖仁皇帝遣八品官平安前往测量, 与吴越同度, 星躔牛女之次, 俱在丑宫, 则其划度节候, 当与闽浙等省不甚相悬。臣愚昧之见, 可否敕下钦天监详加推算, 将琉球星度节候, 照朝鲜、越南之例, 一体列入表内?似于时宪, 益昭详备。②

   在费氏眼中, 朝鲜、越南、琉球三国都是“同隶版图”的属国, 王化所及, 理应悉数列入宪书。费氏建言获用, 直省时刻表很快增入琉球, 且一如费氏建议, 该国与福建并列一栏。③此后直到清朝覆亡, 琉球均一直留在直省列表内, 并未因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而变更, 而这又恰与清朝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政策相呼应。事实上, 甲午战后, 钦天监和礼部题本中的省份列表中一直列有朝鲜、越南和琉球三个清朝已相继失去的属国。从中可以看到, 明清以降的宗藩关系与天下观念, 并未因近代条约体系的出现与近代主权国家在这一地域的相继成立而彻底消失。

   (二) 蒙古、回部与大小金川土司列表

   康熙朝以降, 宪书时刻表内的地名开始添入清治下的各蒙古、回部和金川土司, 反映了版图的不断扩大和多民族融合日渐增强的历史进程, 更展现了在领土一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由中央垂直管理的时间上的统一。康熙三十二年, 钦天监测算出科尔沁等24处蒙古部落的经纬度之后, 进一步据此测算出各地太阳出入时刻和节气时刻, 然后载入历书, 这是蒙古部落添入宪书之始。在此过程中, 清朝有效使用了耶稣会士引进中国的新式地理测量和舆图绘制技术, 因此时刻表内所列各地实是清朝版图的文字坐标体现。

   明清测绘均以经过北京某点的经线为子午线, 各地经度以此为中而称“东西偏度”, 其纬度以赤道起算, 称“北极高度”。①1693年增入宪书的24处蒙古部落, 按照纬度由高到低排列包括:

   (1) 归化城; (2) 科尔沁; (3) 杜尔伯特; (4) 扎赖特; (5) 郭尔罗斯; (6) 巴林; (7) 奈曼; (8) 敖汉; (9) 阿禄科尔沁; (10) 扎鲁特; (11) 翁牛特; (12) 喀尔喀; (13) 克西克腾; (14) 喀喇沁; (15) 土默特; (16) 乌朱穆沁; (17) 阿霸垓; (18) 苏厄特; (19) 阿霸哈纳尔; (20) 蒿齐忒; (21) 四子部落; (22) 毛明安; (23) 吴喇忒; (24) 鄂尔多斯。②因是以汉字写蒙音, 所以后来一些部落的汉字名与此不尽一致。这些蒙古部落此时添入时宪书, 盖因清军于1690年在乌兰布通大败准噶尔部, 并于1691年设置了土谢图汗部, 封王公贝子等爵号, 在这一地区全面推行扎萨克制度, 使其开始融入清朝行政管理体制。康熙四十三年, 清廷又将“久经内附”的东自野索、西至雅尔坚之间即北纬44度巴尔古河到北纬68度的武定河之间的蒙古诸部, “俱照盛京之例, 增衍列表”, 即宪书内的时刻表。③随着清朝对噶尔丹的军事胜利, 到五十二年, 时刻表内又增入“新向化”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诸部以及哈密等15处地方, 按纬度高低排列包括: (1) 布隆堪布尔嘎苏泰; (2) 厄格塞楞格; (3) 桑金答赖湖; (4) 肯忒山; (5) 克尔伦河巴拉斯城; (6) 图拉河韩山; (7) 喀尔喀河克勒和邵; (8) 鄂尔昆河厄尔得尼招; (9) 空格衣扎布韩河; (10) 推河; (11) 翁机河; (12) 萨克萨图古里克; (13) 固尔班赛堪; (14) 阿兰善山; (15) 哈密城。④

   蒙古地域广袤, 钦天监无力全部派员实测, 故大部分地区的经纬度需要靠地图进行推算。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之法所绘舆图, 地理位置精确度不足, 而耶稣会士带来的经纬度和梯形投影绘图法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自康熙四十七年开始, 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白晋 (Joachim Bouvet) 和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等几位传教士, 连同理藩院的胜住、钦天监的何国柱等人, 开始在康熙帝的支持下展开全国地理测绘工作, 并将测量结果反映到了1718年初步绘成的《皇舆全览图》中。⑤康熙三十二年钦天监添入各蒙古部落时, 仍是根据旧地图进行推算的, 但五十二年添入科尔沁等部之时已有新图可用, 并利用新的测量成果校正了三十二年所添各部的坐标, 所谓“各省及口外经纬度数, 丝毫不爽, 迥非旧图可比”。①与此相关, 《皇舆全览图》中除了各直省和属国朝鲜外, 喀尔喀蒙古等使用新法测算了坐标的地区也都有了明确的边界线。如果说《皇舆全览图》是以直观的图像形式呈现出清代领土的话, 那么时宪书地名列表内各直省和蒙疆部落等政治单元, 可谓此种呈现的文字版本。《清史稿·天文志》录有康熙朝56处实测地方及其经纬度。②

乾隆年间, 由于对准噶尔部的胜利及平定回部和大小金川, 时宪书时刻表内的政治单元再度大幅增加。例如, 在出兵伊犁击败准噶尔之后的乾隆二十二年正月, 和硕庄亲王允禄上奏, 建议趁着“今伊犁一带尽入版图”、并派遣礼部尚书监管钦天监监事何国宗前往测量伊犁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并载入时宪书的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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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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