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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兵:“告别革命”论与重提革命史——兼论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20-11-19 21:49:53
作者: 常利兵  
也并不像以往人们习惯认为的党员大多为清一色的觉悟者,而是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生成过程。相比之下,杨奎松和黄道炫有关国共两党的革命实践研究以实证见长,注重对革命史实的复原,彰显历史本相。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与“建国史”二书是其积数十年之功从宏观视角深入探讨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作者多年沉浸在革命史领域,就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书写一遍。“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的、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就“革命”四书而言,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以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为考察对象,讨论了俄国革命尤其是苏联等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前者注重革命脉络的宏观政策性梳理与解读,后者则重点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与《西安事变新探》中,着重讨论的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国民党与共产党总体关系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可见,作者讨论的对象集中在上层的精英政治层面,没有关注下层民众对来自上层革命行为的各种应对及影响。这一点在其“建国史”二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书中对中共土改政策变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以及中苏结盟、抗美援朝、新中国对外政策、中苏边界冲突等上层政治内容的梳理和讨论,就反映了作者自上而下地去探讨由中共创建的新中国是在怎样的一种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其政治秩序建构的;同时,在革命的逻辑下,中共又是如何处理新中国的国际外交关系以确立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此种对上层政治精英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历史还原的做法,为我们自下而上地探讨下层社会民众在遭遇上层政治的外部力量并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与思考的问题时,提供了重要参照。正如杨奎松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中提及自己开始研究“建国史”的学术关怀时所指出的:首先,要搞清楚中共到底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对旧中国进行了怎样的破坏与扬弃,新中国有着怎样的“新”与“旧”,即在哪些方面保持了“传统”的东西,在哪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东西,又在哪些方面制造了中国特色。这些“新”、“旧”、“中”、“西”对新中国及当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不同阶层人群从中得到了什么,等等,只有通过研究中共的“建国史”,才可做出准确回答。其次,中国之所以要否定毛时代的许多做法,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自然是因为毛泽东当年许多事情做得不好,但究竟是哪些事情没有做好,做得怎么不好,为什么做不好,原因到底在哪,都需要靠历史学家把当年历史真实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并注意产生一切好坏成败得失的原因所在。与杨奎松的研究相比较而言,黄道炫有关1933~1934年中央苏区的革命研究在集中讨论上层革命实践展演的同时对基层民众在遭遇革命情境中发生的变化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展示了革命在上下层之间的历史画面。首先,在对中共革命源流的论述中,作者通过解读大量苏维埃时期的土地调查材料和中共创建中央苏区的历史过程,认为在赣南、闽西地区土地普遍分散,尤其苏区的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但是革命集中爆发的地区,这种土地占有状况与土地革命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态势,因此,以往人们一般把土地高度集中看作苏维埃革命主要成因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尽管土地集中程度与苏区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作者指出理解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仍具有重要意义。也即是说,在土地革命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然后进行平分,对农民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土地的渴望便成为农民认知革命和走向革命的直接驱动力。再次,除了土地问题之外,中共给农民宣传自由、平等、权利、尊严、身份等理念也是农民投身革命的政治心理原因。这一对农民精神状态变化的关注,对理解在苏维埃时期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高涨的革命政治热情提供了新解释。最后一点是,苏区革命的进行又是以强有力的军事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的。作者认为这一点也是当时苏区革命面临的最现实的考量。就像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一样,即是突出军事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黄道炫对革命源流的四点剖析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和把握。另外,黄著中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关于中共在创建中央苏区后自上而下全面开展的苏区革命建设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叙事路径。主要包括苏区的党政建设、民众教育和文化的宣传活动、革命动员下的社会风俗变革、妇女解放、群众团体组织与改造等方面,展示了中央苏区“燃烧的革命”景象。作者写道:在中共革命的话语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场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因此,对群众宣传革命理念,改变苏区民众教育文化落后状况,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宣传中的标语口号简单直接,明白易懂,视听冲击强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宣传效果好。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尤为中共所擅长,主要有红色歌谣、工农剧社和苏维埃剧团,以及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俱乐部。至于妇女解放,苏区不仅颁布了新婚姻条例,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而且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参加政治经济活动的热情,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妇女参加犁耙、耕种等繁重的生产劳动。但是,在肯定妇女解放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共的妇女政策对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的冲击,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如片面提倡妇女解放导致的性错乱现象直接威胁到了农民家庭的稳定。从黄道炫的苏区革命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个体时彰显出巨大张力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受到具体历史情境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不可能轻易越过固有的界限而任意所为。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则以安源煤矿为个案,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中国革命的传统建构与利用问题进行了再研究。概言之,一方面,展示了中共革命者在1920年代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和象征符号进行群众动员,在取得革命成功的同时缔造了一套成熟的本土化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则考察分析了1949年后中共领导者如何利用革命传统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最后,则就当下社会中革命传统在国家政权稳定和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裴宜理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关键性概念:“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与“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前者指的是中共在获得国家权力之前的革命过程中使用各种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为中共革命服务;后者则指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主动操控文化资源,乃至各种力量自上而下地利用革命传统资源进行动员,其目的是支持国家力量。实际上,“文化置换”凸显的是中共在群众动员中如何塑造革命传统与权威的问题,而“文化操控”关联的则是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发掘革命传统以形成新的支配力量。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中共革命的展开过程并不是一个只靠阶级斗争论和个人崇拜就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通过安源煤矿的革命史个案研究,揭示出了中共革命在基层组织建设中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应该作为探寻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裴宜理指出,1922年李立三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即是安源革命传统的最重要遗产,它彰显了中共当时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富有理想的年轻革命党人成功地领导了非暴力罢工运动,并且发动了对工人、农民及其家庭的各种教育学习活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共革命实践得到了大量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即是说,中共革命不只是暴力性的夺取政权,它还有一个试图进一步提高无数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权利尊严的理想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长久以来学界关于革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一般性解释。以上主要就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著作进行了剖析,篇幅所限,其他涉及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论著不便一一展开论述。综上所述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与微观的,也有总体与区域的,还有理论与实证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革命史研究都试图重新思考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展演过程及其对当今社会造成的或隐或现的影响。前文中指出,从研究进路上看,可以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革命史概括为前后相继又互有关联的三个阶段,一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二是侧重现代化论的去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三是对前两种史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重构革命史观的架构,近几年来学界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实践即为代表。上文中所讨论的内容反映了学界有关重新书写革命史的最新研究动态,在史料运用和史观架构方面都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视野。


二、“告别革命”:李泽厚的历史观及其争论

在上述有关革命史研究热的讨论中,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大意是说简单的“告别”革命一说并不可取,相反,则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首先去探讨历史是如何发生的,真实再现历史过程才是更加可取的做法。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曾经争议很大至今仍有影响的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再加讨论,以展现“告别革命”的原初含义是什么,以及李泽厚为何要“告别革命”和怎样“告别”革命,乃至所引发的广泛争论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讨论重提革命史对于书写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首先,我们来讨论何谓“告别革命”的问题。自《告别革命》一书1995年在香港初版问世后,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大陆学界表现尤为强烈。除却正常的对话和争论外,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论的简单化倾向甚至是误解、曲解,难免造成了一些混乱现象。因此,仍有必要对其本真的意涵加以讨论。在《告别革命》的开篇序言中,作者就明确指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此新旧世纪之交,许多朋友都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也展望,我们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很显然,这是李泽厚在“告别革命”论中想要表达的主旨所在。从对“告别”群众性的暴力革命界定出发,作者将其理性思考放置在了面对21世纪的期许和担忧中,这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起点。正如作者所再三强调的,中国经过一百年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革,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反省20世纪中国真正的态度和思路就是对所谓的暴力革命有理和阶级斗争的思路提出质疑、否定。他主张以经济为本,提倡阶级合作、阶级调和、多元共存、渐进改良、舆论开放,乃至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等。“中国是一个充满潜力的伟大国家,只要打开思路与眼界,它就会赢得光明的将来;反之,如果还陷入二十世纪的一些基本思路,那么,二十一世纪必将要发生可悲的历史重复。我们所以要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为了使故国人民从百年风浪中吸取经验教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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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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