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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用成熟的智慧来应对中美关系

更新时间:2020-11-19 14:23:09
作者: ​萧功秦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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