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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双重逻辑——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矛盾双重逻辑的创新发展

更新时间:2020-11-19 08:45:32
作者: 关锋  
非但如此,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这一分析视角,《形态》虽然强调它们是分析和理解历史必不可少的起点和基石,但后面在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具体分析时,以及分析未来的共产主义时,它们并没有成为最为重要的理据。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已认识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把握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人类社会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仅仅是历史比较表显的维度。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认真读过兰克的《法国史》。《形态》批评说:“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而具有“反动的性质”,它们脱离了和客观物质利益紧密结合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23)兰克史学在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下,以“如实直书”、还原史实为旗号奠定了科学史学,但他把历史主要归结为政治事件史、人物史。兰克史学是这里所说的“客观的历史编撰学”很重要的指向对象。《形态》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历史学具有深刻的洞悉,《形态》还专门组配了两个新词“历史科学”“真正实证的科学”来指认“新历史观”。“历史科学”德文原文为“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真正实证的科学”原文为“die wirkliche,positive Wissenschaft”。在德语中,“历史”有两个用词,即“Geschichte”和“Historie”,前者意义颇为广泛,意指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后者则指当时已经兴起的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Wissenschaft”意指对知识、学术、学问的系统追求或有根据、有条理的系统知识,较之主流意义上的近代英语词“Science”即实证主义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其意义更为宽泛。马克思用这两个语词,一是凸显历史唯物主义与主流的历史学、一般的实证科学是明显有异的,二是显示了马克思对“实证”的独特看法。

   马克思之所以在此时接受和使用“实证”一词,不仅因为它可以有力驳斥思辨唯心主义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实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事实,真正做到“实证”就是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问题在于,不仅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而且一般的经验主义,都没有做到彻底的、“真正的实证”。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通过大量阅读历史学著作,已经明白了财产关系和政治法律之间有一种无法经验直观到的隐秘的内在联系;而1844年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则强化了这一认识。萨伊提出的“存在着的物体”和“发生着的事件”两种事实之分应该影响了马克思,因为发生着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实践活动造成的,由此会形成“作为关系的事实”,圣西门的实证主义也非常强调事实中的联系。这也是马克思强调劳动和由劳动所型塑的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因;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认识到,关系的事实涉及外显的事实和潜隐的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的事实”),《手稿》为此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24)。“真正的实证”必须注意到这一层事实。

   我们知道,在配第那里,就已开始了对科学抽象的初步运用,而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运用更多。在《手稿》中,由于对黑格尔思辨抽象的拒斥,马克思同样反感古典经济学中的抽象方法,孙伯鍨曾指出:“恰恰是这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导致真正的进步和科学成就的抽象方法,当时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取。”(25)不过,透过文本解析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并运用了一定的抽象思维。当然,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而“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26)“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27)《形态》已用辩证逻辑的方法来把握历史;发掘人类社会历史隐秘的内在联系即客观规律,才能对历史有本质性的把握,这正是《形态》中以“历史科学”“真正实证的科学”为名的新历史观的努力方向。所以,《形态》指出,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但历史观如果仅停留在此是远远不够的,还不是“历史科学”和“真正实证的科学”;马克思还专门批评了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史学范式拘泥于经验实证而成为“抽象的经验主义者”,结果把历史变成了“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8)莱蒙对此评价说: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他的新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因为对他来说,它源于实践的真实事实,而不是固定的或先验的概念。说它是‘科学的’,还因为它能够从这种‘真实的现实’中,提炼出揭示事物间联系的一般‘概念’或主要原则框架——类似于‘科学规律’解释自然的作用”(29)。

   那么,该如何发掘历史中隐秘的内在联系与客观规律呢?一是强调抽象思维的必要性。马克思虽然在此时还没有像《资本论》写作时那样对科学抽象法有明确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是通过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他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它,《形态》不仅承继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概念,还新创了诸如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了社会结构理论(生产力—交往形式—意识形态)。而这些社会结构及其组成要素都不是感性直观、经验实证所能获知的。《形态》为此还强调:“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客观而抽象的社会存在,只能借助于抽象思维来把握,而“真正的实证”必须通达于此。这意味着,在历史分析中经验观察必须和抽象思维互动起来,逻辑和历史必须辩证统一起来。所以,《形态》在坦承新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的同时,强调“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0);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达不到这一点,就难以冠之“历史科学”。恩格斯后来在强调唯物史观是劳动史观时也特意提醒:“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历史的基础”,更具体地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31)如果只局限于从经验事实看历史,就会陷入把历史变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的“抽象经验主义”,结果“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32)

   除了把握静态的社会结构,还必须把握动态的社会运行。历史是结构及其变动的历史,这些变动是怎么形成的?黑格尔辩证法主张,“辩证法是实在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之推动的原则”,其中的关键在于“矛盾是推动世界的原则”(33),“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34)。《形态》则明确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这种矛盾”,“它们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35)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形态变迁是由社会矛盾推动的,而社会矛盾实质上是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之间的矛盾。

   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这个表述被进一步科学化,交往形式这个概念被“生产关系”取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形成了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6)这段话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就是因为它把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简洁明确地表述出来了。西方史学家伊格尔斯说:“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可以分析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概念模式。”(37)

   与此同时,马克思提出,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存在的;《资本论》明确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承担者”(38)。“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现在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39),“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往往通过阶级矛盾对抗的形式体现出来。《共产党宣言》一方面指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40);另一方面又细致阐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深刻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层关联。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两次强调,其基本思想是一方面揭示历史是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历史,一方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详细阐释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同时,也同样强调了它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恩格斯总结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1)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社会的历史表现为阶级(斗争)史,“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42),“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43)。这就是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说。

立足于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及其表现——阶级矛盾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显性和主导逻辑。这种逻辑的主导性之所以特别彰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需要及其满足的历史、劳动及其解放的历史这一逻辑被相对遮蔽,除了这一逻辑更能实现“历史科学”的使命、深入洞察历史的本质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由:第一,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因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44),社会不过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而“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45)。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活动,最终都是由需要驱动的,“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4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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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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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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