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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诊断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

更新时间:2020-11-19 08:35:11
作者: 陆铭 (进入专栏)  
其主体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它的产出取决于技术和资本这两大因素,再除以U,就是人均GDP。相比之下,左边的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其总收入受制于资源因素。如果右边GDP增长快于左边,那么,只有不断减少左边的人口,增加U,才可以保持两边人均收入相等,即“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当然,在等式右边人口增长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成本,比如高房价、拥堵和污染。某些成本会抵消实际收入,比如房价,因此,地区之间的名义收入虽然有差距,但考虑到生活成本,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小了。还有些成本很难被量化,比如拥堵和污染。当存在这些成本的时候,地区之间的“平衡”最终将实现生活质量的均等化。但如果只看名义收入,可能仍然存在差距。

   在上面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框架里,存在着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面的三角悖论。

   1. 国家层面:统一、发展和平衡的三角悖论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指的“平衡”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平衡,即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均匀分布。但是这样就会导致统一、发展和平衡不能同时实现。如果市场是统一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那么劳动力就能自由流动,而发展主要由等式右边的优势地区来推动,特别是由城市和大城市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来保证,这时经济一定是向优势地区集中的。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人口也将向优势地区逐步集中,这时,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就无法实现。如果要追求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那么就只能阻碍劳动力流动,而这时候就牺牲了国家层面的市场统一,也就牺牲了国家层面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

   2.区域层面:均匀、差距和补贴的三角悖论

   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如果追求均匀发展,那么在等式右边的优势地区需要设置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而此时等式两边无法借助人口自由流动来实现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换言之,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存在,一定会带来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如果国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地区间差距,那么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但这样就会出现经济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如果既不想看到地区间差距,又试图去阻碍劳动力流动,那么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大对于劣势地区的补贴。事实上,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曾经追求所谓地区间平衡发展(实际上是均匀发展),又不愿意看到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只有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才能缩小地区间差距。但是,一方面,对地理劣势地区的大量补贴,往往仅提升了当地经济总量,事实上大量投资偏离了当地的比较优势,一旦没有补贴,此类发展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大量补贴的来源其实是转移支付,本质上其来源于优势地区的税收,故又构成优势地区的税收负担,不利于其提高竞争力。

   再来看等式左边的劣势地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讲,等式左边是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当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时候,就会出现等式左边的农业劳动力太多的现象,而农业的规模经营又不足,故导致农产品出现“三高”,即高产量、高库存和高进口。其内在的逻辑是,当等式左边进行农业补贴的时候,在微观层面上,农户的理性决策就是增加产出,但是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结果大量转化为库存。与此同时,在农产品内部结构上,中国首先失去竞争力的是资本更加密集的农产品生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豆,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大量进口大豆。

   3. 城市层面:增长、和谐与宜居的三角悖论

   在城市层面,一段时间以来的城市政策是控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如果把大城市放在整个国家的空间均衡里,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个事实:如果要控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那么城市发展的增长、和谐和宜居三个目标——分别对应着上海2035规划明确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和生态之城——就无法同时实现。如果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了,人口就会持续向等式右边转移。如果要控制人口,那么在增长、和谐和宜居三个目标里,就应当至少放弃一个。从2013年之后的政策走向来看,由于经济增长和生活宜居是本地户籍人口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所以这两个目标不会被放弃。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会带来城市内部存在按照户籍身份进行的歧视,这必然伤害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如果限制城市人口规模,那么劳动力短缺又会伤害大城市的竞争力。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三角关系里,等式右边的地区还需要向等式左边提供一笔财政转移支付,以实现区域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这也构成了优势地区的税收负担。

   (二)中国经济空间错配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相对于“空间均衡”的参照系,如果一些基于短期局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学因素阻碍了经济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那么,就将出现资源的空间错配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应当将结合中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融入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中,从而发展出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在城乡发展方面,笔者两篇论文的分析框架是刘易斯理论加上了政治经济学。城市的人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给农村劳动力设置一个流入城市的障碍。由于在城市里的收入比农村高,农村劳动力还是会去城市工作,而在城市未能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并且城市可以把由此省下的钱作为资本积累投入生产。但是这种行为的代价就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收入差距会产生负外部性,比如犯罪。这个负外部性导致的损失可以抵消资本积累。于是,这就需要权衡,城市不给农民工提供福利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又通过社会负外部性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放慢,因此,在转型过程中需要看哪一个效应更大。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城乡分割主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正效应,所以这个时候经济的资本积累很快,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到晚期,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并且进城的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产生的社会负外部性的效应就超过了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就会出现一个内生的制度转型的转折点。尽管城市居民仍然强势,但他们会意识到,如果再不改革,社会的收入差距带来的负外部性会进一步侵蚀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城市居民也将不利。此时城市会慢慢地放开户籍制度的管制。所以,需要在刘易斯模型里加上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它的扭曲,它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户籍制度的内生变迁问题。

   在区域发展方面,笔者有两篇“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文章的逻辑如下。一些发达地区是有“干中学”机制的,欢迎外来人口进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欠发达地区会认为,如果在静态决策里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当前放任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口)往发达地区流动,那么欠发达地区就永远丧失了发展汽车、高科技等产业的机会。所以,欠发达地区会不按比较优势分工,而是先加大新兴产业的投资,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就学会了。这个道理类似国际贸易理论里面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里,欠发达国家不考虑全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每个国家只需考虑自身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如果只考虑本地的动态比较优势,那么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就会遭受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在引用周黎安的理论去证明中国的官员晋升和考核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学者,可能忽略了周老师文章里的一句话。他说:“地方官员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这就是中国地方间竞争的“囚徒困境”。那么问题又来了,官员之间不合作怎么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呢?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员和另外一个地方的官员不合作,两地在进行重复建设,那么,这跟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和竞争力的提高这样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在理论上如何一致呢?

   在理论工作中,我们逐渐把地方政府行为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引入有关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指出了行政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两面性。它既在短期有利于局部的增长,又在长期不利于全局的增长。前些年,我们也对这一组与区域经济有关的研究进行过总结,把它们总结为地理和政策对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其已经具有了这里所提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雏形。其中,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空间经济发展里,集聚和平衡是不矛盾的,效率和平等也是不矛盾的。在空间均衡的概念之下,经济集聚保证了效率,而人口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因此,这是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目标。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根本上转变了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思路。以前是“撒胡椒面”,强调转移支付和中小城市发展,今后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的互助共济,并且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本文认为有效转移支付的意思是:第一,给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是让其去做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事情。第二,转移支付还要促进全国市场一体化。早期的两个理论模型讲述相同道理,即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国内区域间的市场整合。

   对于大国治理来说,最高目标是实现“长期的全局的多目标最优”。以此为参照,可以非常清楚地比较几个与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周黎安的理论刻画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张五常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创造。但是,其实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之下,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是本地短期的GDP增长,在长期、全局、多目标三个维度上都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相比之下,陈钊和徐彤的“为和谐而竞争”的理论讨论了单一指标下的地方间竞争可能存在的扭曲,并且提出,如果采用类似满意度这样的综合指标,那么,可以减少基于单一目标的地方间竞争造成的扭曲。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无法保证实现全社会的长期和全局目标。与上述两个理论相比,陆铭、陈钊、严冀和陆铭、陈钊、杨真真讨论了在地方政府跨期决策下的分工和增长问题,并且指出,在不施加中央政府任何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地方间将出现不分工的结果,将影响全局的长期增长。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发挥协调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让欠发达地区分享地区间分工产生的经济增长成果,那么,就可以实现全局的长期的最优资源配置。但是,这两个模型没有讨论如何实现多目标最优的问题。构建综合长期、全局、多目标最优的理论,将是关于大国治理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三)中国经济的03拐点与空间错配

   有了上述理论准备,就可以来分析中国经济中的空间错配了。

   从2003年开始,出于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考虑,为了追求规模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缓解区域和城乡差距。然而,按照上文所说的道理,真正的平衡发展在于人均GDP的趋同,因此平衡发展应着眼于通过人口流动和区域间分工来实现。遗憾的是,盲目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产生了大量违背当地比较优势的短期经济增长,结果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产生了持续的资源空间错配。

   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份额。伴随着2003-2004年的开发区治理整顿,全国大量开发区被关闭,尤其是沿海省份的开发区。此后,开发区政策被认为可以用于帮助欠发达地区进行发展。伴随着欠发达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园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之后土地开发又催生了大量的新城建设,尤其是在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新城建设成为全国各地拉动增长的一种手段,而大量的新城却建于中西部中小城市,这些地方恰恰是人口流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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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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