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曹远征:论深圳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适性

更新时间:2020-11-17 13:45:54
作者: 曹远征 (进入专栏)  
缺乏弹性。

  

   首先,服务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显著高于实物产品,亦即它更多地服从于偏好,更少地依赖基本需求。由此决定,不仅其行业分布广,并在日益分化细化中,而且同种服务产品也有层次之分,品牌时尚都成為影响因素。个性化需求是服务业面对的基本事实,由此决定的服务产品的标准是约定俗成的,并会持续衍生。这有别于实物产品所具有的客观物理标准,从而不能进行以客观物理为依托的大规模制造。相应地,这也使借助于这些客观物理标准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政府行政直接干预产业的手段失据。服务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创造适应服务业发展的氛围即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政府的管理更多是通过专业性监管来发挥作用。简化行政审批,尤其准入审批,规范准入后监管和加强政府全程服务是题中应有之义。深化“放管服”改革,使体制具备弹性化是必然趋势。而立法立规来建立社会和产业的长期预期,依法依规来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形成行业自律和外部专业监管相互支撑的体制机制是体制安排的基本内容。

   其次,由于一般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通常低于制造业,使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造成经济增速的放缓。为避免经济增长的过分减速,就需要推动服务业高端化。国际经验表明,医疗、教育、科研、金融服务等是高端化的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建立并完善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尤为重要。这一迫切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适应创新国家历史要求的产学研一体化上。现在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流程不畅,知识产权资本才刚开始起步,全社会尊重科研劳动成果的氛围仍然淡薄。从国际经验看,对科研人员激励的最有效办法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它是推动创新与转化的关键,不仅需要立法立规,还需要建立持续性司法执法机制。

   再次,服务性产品的提供,需要社会基础设施予以保障。除硬的基础设施外,更多的是需要诸如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养老体系等软硬兼顾,甚至以软为主的基础设施。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基础设施不仅投入不足而且运营不佳,都未形成长效机制。就医难、就业难、养老难就是体现。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政府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创新制度安排,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也是可行的。各国经验表明,这一领域也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却十分欠缺,即使在有大量实践的硬的基础设施领域,政府也通常愿意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而彼此雷同的治理机构,极易使这些项目一味扩张并失去约束,掉入“债务陷阱”。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PPP的核心是利用政府与民间机构迥然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彼此相异的激励机制,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政府社会资本的伙伴关系,实现了激励相容。政府的职责仅是出制度、出监管,并以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提醒我们,建立和完善包括PPP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与运营的体制安排,形成长效机制已刻不容缓。

  

   复次,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服务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构成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2019年金融服务占GDP的比重已达8%强。但是,金融服务不仅仅是服务,它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紧密相联。各国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社会的出现,金融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由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这是因为面对服务型社会的个性化需求,小微企业更有优势,而小微企业因资本少,更难获得间接的如贷款等的债务融资而转向直接融资。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个人财富管理业务会应运发展。由于它是针对家庭的个性化的理财安排,更多地投向资本市场,从而也推动了直接融资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面对服务型社会的个性化直接融资安排主要体现为草根金融服务,是金融的普惠化。这种惠及所有人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仅有赖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更有赖于监管的深化与细化。举例来说,近年来,P2P线上融资活动违约严重,甚至造成了社会问题,凸显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为此,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从产品层次加强合规性的行为监管。这需要监管下沉,在细节上堵住漏洞。地方政府的依法合规的金融监管能力提高成为第一要务。

   综上,面对服务业发展,以及由此预示的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来临,产生了对体制安排的新需求。它不仅反映在经济体制上,还反映在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其他配套体制上。换言之,新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要求已迥然不同于工业化时期。它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深化。

   这一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要求使深圳再一次冲到时代的潮头。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颁布,要求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面对这一历史性要求,深圳经验的精髓再次展现其可贵。在普遍意义上聚焦特殊性,在独特性中寻找其普适性。我们注意到,服务型社会也是技术创新的社会,而技术创新来源于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只有以人为本的产学研体制才能满足技术创新。同样,包括金融服务、流通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本质上也是对人的服务,核心是服务标准,而维持标准的手段是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它既可信赖,也可预期。“用法治规范政府与市场的世界”是其体制创新的基本逻辑。其实,《关于支持深圳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已按此逻辑指出了深圳体制创新的方向。“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的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定,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加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而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

  

   在方向明确的情况下,深圳下一步应以当年“开荒牛”那样抖擞精神,“聚精会神抓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围绕着“用法治规范政府与市场边界”,在探索服务型社会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创新体制。在新时代,以体制的新优势,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引领全国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并在这一深化中,使深圳经验鲜活常青。在这个意义上,“特区还要再特”。

  

   三、明天:使深圳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当深圳经验浸润式地普适于中国,对深圳而言,是“特区不特”。对中国而言,是中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體。对世界而言,则因中国因素的注入,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代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中心—外围”的体系。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中心支配着外围,外围服务于中心。反映在经济关系上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二者形成垂直分工关系。若以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类似于发达国家,即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初级产品。但是换一个角度观察,又会发现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尽管是工业制成品,但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多是资本,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又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上述情况表明,在现有“中心—外围”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已处于半中心半外围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观察,中国是中心,从发达国家角度观察,中国仍还是外围。中国这种半中心半外围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国际社会认知的困难。集中体现为“中国究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构成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更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新因素。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角色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客观上表明,中国按东亚经济传统发展模式,沿出口导向性经济道路前行难以为继。它促使中国重新审视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因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广泛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反思,并在反思中获得新的理解,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新的定位。

   一般认为,过往40年来通过持续性的深化改革,建设了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合乎逻辑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了经济总量一维高速增长。这成为中国故事的基本内容。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面,中国故事的另一面,或许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381元人民币,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至134元人民币。按当年的汇率核算成美元,人均收入分别为120美元和50美元。如果按2011年以不变价人均2300元人民币现价为3000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78年97.5%的中国人口是达不到这一贫困线标准的。2019年中国GDP已达9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按人均收入通常为人均GDP的90%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9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今年脱贫攻坚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脱离绝对贫困,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广阔市场。而这可以从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表现中得到佐证。2010年,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同期增长,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这一态势也未曾改变。今年一季度,在GDP下滑的同时,居民收入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过10%,下降到目前1%以下。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是众多国家出口的目的地。

   在过去十年中,以居民收入增长为依据的市场扩大,使中国成为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这也预示了一种前景,如果将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对外开放,中国将以世界最大市场的全新面貌走进世界舞台,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由此,也揭示了“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更深层次含义。“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所谓“共享”,首先就是将日益扩大的市场为世界共享。这样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的泛滥,而且可以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实现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软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的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會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在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前提,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市场的可持续扩大是结果。只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相促进,中国市场才能为世界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对于要成为新时代先行示范者的深圳而言,既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也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它使深圳曾引以为傲的传统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变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外贸不仅仅是出口,还有扩大进口;引资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重心是服务业;开放不仅仅包括工商业,也包括金融业;国际循环不仅仅是外国企业“走进来”,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简言之,新时代深圳需要在一个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重新定位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569.html
文章来源:开放导报 2020年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