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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涛: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更新时间:2020-11-17 11:24:32
作者: 杨虎涛  
即使它具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特征,也只会对资本积累有利,但不可能达到产业协同和国民收入提升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尽管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典型特征是其创新性,但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高质量经济活动。

   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三重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通过产业协同和技术外溢,使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形成协同增长。但无论是演化发展经济学还是调节学派,都没有强调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特定性。事实上,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协同增长并非是无条件的:只有在特定的行业和产品、特定的规模和结构以及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高质量经济活动才能实现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三者间稳定和持续的协同增长。

   (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具有特定性

   生产率、积累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不仅需要各种制度支持,同时也依赖于这一行业和产品的特性。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导致个体实际工资上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总需求上升?生产率提升在导致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同时是否也导致总产出和利润的增长,从而确保投资的增长?

   技术变迁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和劳动需求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被称为“李嘉图《论机器》一文以来最重要的理论议题之一”(13)。在经济思想史上,库兹涅茨、克拉克和鲍莫尔、帕萨内蒂等人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普遍认为,需求的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价格弹性机制联系起来的。而金德尔伯格则更是将这种弹性引入到部门间的产品需求之间,认为“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很高并与其他部门有着显著联系的活动称为主导部门”。(14)事实上,不仅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而且就业的结构和总量的变动,都对“正反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西指出,技术变迁、需求和就业之间至少存在着三种机制:一是通过生产率增长到更低的产品价格到更高的需求,前提条件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1;二是从生产率增长到实际工资的增长到更高的需求;三是从生产率增长到劳动替代到更高的失业率,最终导致更低的需求。

   但是,多西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三种机制的宏观综合效应,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这三种机制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要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利润的协同增长,从而在资本积累、需求与总产出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的话,需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和补充效应大于其破坏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要大于1。其原因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要使企业要从单位价值量下降的商品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保证下一轮更高的投资进而保障总产出的增长,就必须要求产品的销售量(剩余价值实现)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幅度,也即是产品必须是具有弹性的;另一方面,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创造效应和补充效应小于其破坏效应和替代效应,也不会在总量上导致更多的需求。因此,就业的总量效应和产品的弹性要求是决定生产率、利润和需求之间正反馈能否持续发生的两个关键因素。就业的总量效应取决于观察的时间长短,长期内,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增就业将超过对传统部门就业的替代和破坏,这一点已被历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所证明;而产品弹性对总产出的影响,则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支柱部门(carrier branches)或者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以及“引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的规模和范围密切相关。例如,在芯片、存储器、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这种结构的部门间需求中,上游产业技术进步造成的单位产品价值量下降意味着下游产业更大的需求,也意味着整个行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总产出的进一步增长。

   (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具有特定性

   高质量经济活动是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协同、互为需求的产业活动。孤立的某一个产品不足以支撑起大范围的资本积累、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增长,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系统性特征在大国、大的经济体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较小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即使缺乏足够复杂的产业门类和经济规模,但若能在有限的部门甚至单一的产品上实现突破,形成竞争优势,仍有可能凭此拉动该经济体成为“富国”。例如,韩国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过程中,1973-1987年期间出口结构的最明显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纤维、电子产品和汽车及配件三个产品上,三者占总出口比例达到53%,而在70年代,纤维和汽车及配件出口为零,电子产品出口则从1973年的9.9%上升到1987年的21.5%。(15)韩国经济学家李根也指出,韩国没必要建立飞机制造业。(16)

   高质量经济活动之所以对规模和结构有着特定的要求,是因为:

   第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对生产率优化和实际工资提升的空间和持续时间具有重要影响。生产率改进快的“快”部门在更大规模的需求拉动下会有更强的“需求引致创新”作用,从而进步更快,与此同时这种快的进步反过来也会对生产率提升慢的“慢”部门产生渗透,最终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内起到提升生产率的作用。这种产业间的相互引致需求而拉动的创新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被称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其拉动作用可以通过不同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上的规模系数得以体现,而较高的规模系数和多产业间的协同性往往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之一。金德尔伯格就写道:“穷国的经济学家在判断哪些工业具有最多的联系时无需再为自己国家精心制作和改进一个投入产出表。”(17)而另一方面,国民实际工资的普遍提高也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的从业人员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更有能力去消费劳动生产率进步较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让这些“慢”部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能得到提升。这就需要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在经济体中占到相当的规模,才能让“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生产率—利润—工资增长之间的正反馈的强度和持续程度,取决于高质量活动所占有的份额。

   第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构的复杂程度对生产率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广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相应部门潜在的生产率提升空间大,但需要相当广泛的支持部门,才能有利于自身的生产率提升,并同时形成范围更大的生产率外溢效应和更强的产业协同效应。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持续度、强度和广泛程度则取决于:(1)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之间的匹配。如果一种产品创新能导致更多部门的过程创新,就能产生范围更大的生产率外溢效应。从技术史的角度看,这就要求主导部门的产品创新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其产品可用于更多行业和更多产品的过程创新之中,如数控机床、新材料或新能源等;(2)过程创新或组织创新的通用性。某种工艺、流程或者生产组织形式,如果可以被用于多个生产部门去提高生产率,就可以实现范围更大、更为直接的生产率提升,如流水线、平台组织等。

   (三)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具有特定性

   1.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特定性。首先,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变化,以及不同国家自身禀赋和基础的差异,曾经在某一时段使某些国家成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对应的行业、产品乃至于政策,未必适用于当下其他的国家。例如,对于何谓高质量经济活动,赖纳特的答案是制造业:“自那些“天然富裕”(naturally wealthy states)的国家——威尼斯、荷兰、没有农业的小城邦——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不需要经历长期的锁定目标(targeting)、对制造业部门进行支持和/或保护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部门的国家”。(18)而在调节学派的分析中,汽车、建筑等耐用品行业是支撑黄金三十年的主要行业。但随着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显然已经无法实现“高质量”的特定要求,制造业占比很高但附加值很低已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同样以韩国和马来西亚为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比基本上都在38%左右,1990-2008年期间,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比还从38%上升到45%左右,但韩国一直在38%左右,而同期两国的平均国民收入则拉开了数倍以上的差距。(19)其次,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上的竞赛性。在特定的技术周期时间节点上,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技术高点具有独占性,即“先到先得”。随着知识产权、产业生态联盟和技术标准重要性的日渐突出,这种时间的竞速赛也更为激烈更为普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特定性意味着,在不同技术革命浪潮时间节点上启动工业化和赶超进程的不同国家,面临的技术和赶超的“机会窗口”也不同,就其实现“富国”目标而言,高质量经济活动对应的具体产品、行业和介入方式也不一样。

   2.高质量经济活动也具有空间特定性。首先,随着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兴起,高质量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被分割,产品间分工和产品间贸易被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所取代,单纯通过逆向工程已无法实现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利润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高质量经济活动更多地集中于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端;其次,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率—利润—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更容易超越一国范围,造成国内循环的脱耦,失去国民共享的意义。如,在原材料和成品市场“两头在外”而缺乏定价权力的加工贸易中,也可以出现生产率提升但利润和工资下降的情形;再如,受限于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能被拥有金融霸权的发达国家所掠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这种空间特定性意味着,对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的争夺、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和产业强度和韧性的争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政策选择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和产品的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对选择、培育和促进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与之相应,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也应有所侧重和突出。

   (一)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特性,致力于特定行业和产品

   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行业特定性和产品特定性。要产生大范围的生产率、利润和积累的协同增长,就需要形成大范围的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产业间需求。在这种需求的耦合循环中,由于部门间需求富有价格弹性,因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位产品价值量的下降不会影响总产出和利润的实现,而由于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部门就业,实际工资的上升也会带来相应的需求增长。

从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成功实现赶超目标国家的经验看,新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初,一国能否成功地捕捉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赶超,在于能否在生产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中取得领先地位;以及能否迅速形成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形成的互为市场。而这取决于技术能力、经济规模和产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回顾技术变革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冶铁、蒸汽机和煤矿业之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石油、内燃机、钢铁和汽车之间,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芯片、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之间,都存在这种类似的循环。而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地方,就在于英国存在着采煤、蒸汽机和冶铁的旺盛需求;(20)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之所以能胜出,也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多样化的产业部门;(21)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之所以领先于日本和欧洲,也与其庞大的军工采购密不可分。(22)虽然中国仍存在着高端核心技术缺乏和基础研究薄弱等短板,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来临之际,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和世界上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生产体系却为我们捕捉这一机遇提供了有利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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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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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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