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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松涛:诉苦与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

更新时间:2020-11-16 09:02:16
作者: 侯松涛  
有两种方法证明是很成功的”,一种是集会游行,另一种便是控诉会,即“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指示并提出“其他地方都可视运动的发展情形分别采用。”(25)随后,毛泽东在1951年1月24日《关于编印学校反美帝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中,又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编入文件,“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26)。这说明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由于其在社会动员方面的高效能,已经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高潮时期,应该说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普及与深入阶段之后。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通告提出“我全国同胞必须继续坚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斗争,努力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那就是,“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召集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控诉日美侵略的罪行以及日美走狗蒋匪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27)在此之后,以1951年“五一”节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中心,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性高潮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据无锡市统计,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个。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28)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29)“为了以血泪的控诉,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本性”,直接受到美军飞机轰炸的东北地区还组织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1951年5月6日参加了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控诉大会,以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揭发和控诉美帝侵华暴行”(30)。诉苦成为抗美援朝运动在经过高潮转入普及与深入阶段后一个至为重要的动员手段。

   三、诉苦:运作模式与运作思路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定位为“人民群众用自己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31),是“运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32)。1950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在这些集会上或由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原来存在亲美、崇美、恐美隐蔽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能打动人心,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觉悟。”(33)同期的《人民日报》也以更为详尽的方式表述了与上述指示相一致的内容。强调在控诉会上,“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的人,进行有系统的讲演;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曾受日寇蹂躏的人,将日寇的荼毒和美帝对比;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34)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实际上又包含着多种运作模式,这些运动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

   (一)回忆与对比式控诉

   回忆与对比式控诉,是抗美援朝运动中最主要的一种诉苦模式。所谓回忆,就是回忆过去“在美、日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反动统治之下”所经受的各种苦难;所谓对比,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拿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与过去在美、日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反动统治之下所过的各种生活的对比……所谓‘没有眼色有比色’‘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35)这种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属于标准式的诉苦模式。

   为什么要进行回忆与对比?因为“群众对十四年的灾难生活记忆犹新,对解放后的生活称作是‘好日子’、‘有希望了’。好坏的对照,历史与现在的切身体验,造成了更加仇视过去,热爱现在……从而也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心和鄙视心,‘美国这样狠毒,比日本鬼子还可恶’。”(36)这样,通过“把这种直觉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就使民众“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特务、土匪的野蛮残暴的阶级根源与阶级本质”(37)。因此,回忆与对比式控诉是紧紧围绕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目标而进行的。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回忆与对比式控诉的一般思路是“向群众讲清目前时事,着重从切身利益谈起,引导大家认识个人与祖国的关系。如将现在的好光景与日伪统治时期的痛苦生活相对比,并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这样就激起了大家热爱祖国的热情,大家知道了,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永远过好日子,就得起来赶跑美帝……‘我们是为了生存,为了孝顺父母,为了保住大伙的好光景而参军;要不,美帝来了大伙都活不成’。”(38)这种回忆与对比的思路运作是很顺理成章的过程,因为,“群众对十四年灾难生活,记忆犹新,自然就发生今昔对比,好坏对比,仇恨过去,热爱现在,反对过去,保卫现在好日子的感想。”(39)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又包含着多种运作思路,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苦引苦,使群众由仇日而仇美”。就是把民众对原来的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引向对美帝的仇恨。这是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对民族情感的重新诱导与激发。根据当时的调查,群众“普遍的对日本仇恨深,而且有许多控诉材料,但对美国认识不清。如有人认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美国很富,不致于到别的国家抢东西’,‘美国以前发救济粮,不坏’”(40)等等;在农村更是如此,“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老俵们知道的还不多,但这一带受日本鬼子的苦,可受的够啦!你随便问哪一个,他都可以告诉你一连串日寇的暴行,村里差不多全是茅棚,从前的瓦屋,都被日本鬼子拆毁了烧光了!”(41)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抗美援朝’讲了很多,有的群众听了漠然,而一提起日本就纷纷诉苦。就是对那些尚未受过抗美援朝一般宣传的群众来说,从日本讲起也使他们容易领会抗美援朝的道理”。(42)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是一项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来说,单单激起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不是诉苦的最终目的)。因为,“群众又容易将仇恨止于日本,甚至错对日本人民”(43),所以,“如何使民众从仇日转向仇美?”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何使民众从仇日转向仇美?第一方面,是通过揭露美帝暴行,说明“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当时有些宣传队“从郊区农民所熟悉的日寇的‘三光政策’,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44)在现实中,“它不但侵略朝鲜,轰炸我国东北,还想阴谋武装日本法西斯;利用日本鬼子来帮凶。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就要分得土地的农民,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苦的农民,用对待日本鬼子同样的仇恨,仇视着今日亚洲和中国和平的侵略者——美帝国主义强盗。”(45)第二方面,是说明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46),即“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后侵略中国的故伎”(47);第三方面,是说明美帝是日本的后台老板。一切苦难与罪恶“原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48)。这样“以苦引苦”,“一直引导群众发生对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敌忾心”(49)。

   二是“从控诉蒋匪、地主阶级的罪恶着手,联系控诉美帝”。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诉苦思路与土改诉苦的具体内容具有重合性。最主要的区别,也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诉苦思路的归因方式。当时的农民说:“一提起日寇、蒋介石,我们的苦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们受蒋介石、日寇、地主阶级压迫的苦,像海一样深,永远也忘不了的”。(50)那么,如何将这种“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像海一样深,永远也忘不了”的苦联系到控诉美帝?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当时的诉苦思路中,包含着这样的归因逻辑:蒋匪、地主阶级是人民苦难的制造者,而“美帝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蒋匪的根基”,“蒋介石是全中国的大恶霸,杜鲁门是全世界的大恶霸”(51),所以,美帝是苦难的最终根源,“苦根直通杜鲁门”。(52)由此,如果不把美帝赶出朝鲜,“恶霸就会死灰复燃,农民就不得安宁”,“要保卫胜利果实,不再受地主压迫,就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帮助蒋打回来。”(53)归根到底,要“保卫我们的好日子”,就必须抗美援朝。

   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效能。据当时反映,这种控诉模式“是最切合群众要求,最能从群众经验说起,最能向中间落后普及的好方式”,(54)因此是“最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最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和热情”的诉苦动员模式。(55)

   (二)直接式控诉

   这种控诉模式,矛头直接指向控诉的最终对象——“美帝国主义”,着重于直接批判与揭露“美帝暴行”。当时不同阶层民众控诉的内容各有侧重。一般民众大多是对“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帝暴行”进行控诉;在学生方面,主要是“结合投考军事干部学校展开自觉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在宗教界方面,主要是“结合宗教革新运动,展开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控诉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美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罪行”;在文化界,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文化电影毒害”的控诉,还有许多地方让曾经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及基督教中的爱国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做报告,或在报刊上写文章,“以揭发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腐败和敌视中国人民的真面目”。(56)由此可见,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的思路虽然简单,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对“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诉,其发展的结果就是直接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憎恨”。在对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的文字记述中,基本上也是带着“愤激”、“仇恨”的语气。如《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控诉报道中写道:“这是一页页血泪史,这是一幕幕的暴行录!假如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奋勇前进,解放上海,上海人民的血泪恐怕到今天还流不尽。今天上海站起来了!我们要深深地记得美蒋匪犯的仇恨!保卫我们的国家,把无穷的仇恨化为力量!假如美帝胆敢发动侵略,上海人民将会站在战斗的前线,用一切力量,把美帝打下海去,和它算一算旧帐。”(57)这就使这种文字记述本身也充满了控诉的感染力。

   由于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直指控诉目标,同时也使“抗美援朝运动和民众自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直接激发起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在诉苦的具体实践中,据当时反映,“控诉美帝暴行,以身受其害者直接控诉美帝最为有效”(58),是“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的极好的方法”(59)。

   (三)自我控诉

这种控诉模式,就是在控诉会上,“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60)。从表面上看,这种当时又被称为“自我思想批判”的方式,与标准式的诉苦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控诉?因为美帝过去和现在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各种苦难,因为美帝过去和现在对中国制造了各种“血腥暴行”,而“我”过去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些,存在着某些“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因此,要进行自我控诉、自我思想批判。由此可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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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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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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