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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

更新时间:2020-11-16 08:59:53
作者: 章百家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响入朝第一仗,恰好四个月。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出兵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安全形势

   从新中国建立后的实践经验来看,国家安全形势的好坏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国际环境,它由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组成。国际格局是国际环境的核心,相对稳定;中国在既定格局中的地位,对国家安全具有长期影响。国际形势则时时变动,尤以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最为直接。第二,中国自身的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性等。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第三,中国决策者的水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是否对国家安全形势作出了客观、准确的判断,制定了合理的安全战略;二是他们是否有能力应付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动或周边突发事件引起的危机。对任何国家来说,安全利益都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国家生存有了一定的保障时,其他的国家利益才可能得以实现(注:有关安全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可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二章第二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安全形势无论从国际环境来看,还是从国内环境来看,显然都处在相当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第二是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浪潮。冷战首先把世界发达地区分裂成两部分,这是其迅速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要原因。随后,美、苏又试图扩大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美国更以“遏制苏联扩张”为名竭力控制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冷战因此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和世界其他不发达地区。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的出现,迫使各国不得不把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要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选择一方作为自己的依靠对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首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政权;恢复饱受长期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继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追歼残余国民党军事力量,并准备进军西藏和渡海解放台湾。为争取和平环境,新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同苏联签定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提供了外部的安全保障,并有利于各项国内任务的完成。

   当时,美国是从外部威胁中国的主要势力。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这使得新中国自成立时起就同美国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冷战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这种对立。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期间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仍不愿面对其对华政策失败的事实,不愿承认新中国。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的威胁具有双重含义:既针对中国革命,也针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虽然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美国的武装干涉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们基本的判断是:随着国民党的失败和新中国的建立,美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消退。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是后来的研究所表明,这个判断基本准确。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犹豫、观望和动摇之中,中美关系虽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但并没有发展成直接对抗,经过一段时间双方关系得到缓和的机会还存在。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近代的历史经验表明,朝鲜的安全同中国的安全密切相关。日本的侵略便始自朝鲜半岛,然后向中国大陆扩张。在反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长期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朝鲜的问题与中国关系不大,主要由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朝政策和朝鲜内部的发展所决定。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支援基本是道义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但冷战的出现造成了朝鲜的分裂。朝鲜人民有统一的愿望,是必然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朝鲜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于冷战造成的态势和亚洲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问题之间的冲突。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原先就十分紧张的安全形势立即变得极其严峻,中美关系从对立发展为对抗。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随后,美军又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与此同时,不利于新生政权巩固的国内因素也大大增加。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仅突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感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残留在各地的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的行动不仅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而且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进程,是对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干涉。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和危机,中国政府不能不迅速作出反应。

   二、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过程

   一般地说,当一场危机出现之后,相关国家处理危机的决策过程大致经过四个步骤:(1)作出初步反应,观察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收集有关信息,分析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2)制定对策,估量这场危机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分析影响危机前景的因素,对各种可能的应对方案进行利弊比较,首先采取外交行动,同时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作出准备,协调盟国间的关系;(3)确定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向对手发出警告或威慑信号;(4)作出最后决断,采取军事行动,并明确这一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处理危机的实际过程中,这四个步骤不可能截然分开,往往互相交错。其中,发出警告和威慑信号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危机有可能在这时被成功地制止。如果警告失效,被迫采取军事行动,危机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军事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通常是有限的,战争被控制在局部范围。

   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带有典型的危机处理性质,其过程也大致符合上述一般规律。现简述如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发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这时局势尚未完全明朗。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并派人入朝同金日成保持联系;但他们仍按原计划签署了1950年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的决定(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虽然中国初步反应的重点是反对美国侵略台湾,但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美国要借机实施干涉亚洲事务的一揽子计划。周恩来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尽管朝鲜战场的形势最初看起来是一边倒,但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7月初,周恩来估计: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页。)。为此,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对策,并着手准备。7月7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4页。)。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商讨中国应采取的措施。第二天,毛泽东指示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此后,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不断加深。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推测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注: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载《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8月23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经对朝鲜战局研究,得出同样结论,并认为美军登陆在即。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决定:严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保证随时可以出动:并速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政府和苏联政府(注:《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37页。)。此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强调,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逆转。毛泽东猜想的最坏情况成为现实。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便不断采取外交行动。8月下旬,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要求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同时,就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空军侵犯中国领空提出控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外交行动作用有限,不可能起到缓解危机、制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的作用(注:联合国安理会迟至10月下旬才将中国控诉案列入议程,并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讨论,但此时朝鲜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开赴朝鲜。)。

   9月下旬,中国发出警告信号。21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明确指出:由于联合国不承认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国对联合国也不承担任何义务。几天后,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与潘尼迦的谈话中强调:鉴于美国飞机已经对中国东北进行轰炸,中国决不会忍气吞声,不作出反应。潘尼迦表示,如果中国作出强硬反应,将把中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八年甚至十年。聂荣臻当即回答:“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杀死几百万人,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注:有关聂荣臻谈话的内容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印度政府很快将上述谈话内容通报给英美两国。

   9月29日,在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大会上作报告时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页。)。

   10月1日,中国收到金日成首次向中国提出的紧急出兵援朝的请求;随后,又得知南朝鲜军已越过三八线,美军也准备就绪。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警告说: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66~68页。)。事实上,这是宣布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潘尼迦在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称,中国人的决定是“最终的”,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化(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p.850.)。美国政府很快收到了有关信息。

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的决策进入最后拍板阶段。在毛泽东主持下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究竟是否出兵援朝。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内容是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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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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