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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积明 何威亚:日本与大冶铁矿“煤铁互易”史事考论

更新时间:2020-11-16 08:47:20
作者: 周积明   何威亚  

   摘    要:

   日本与大冶铁矿的“煤铁互易”不仅是汉冶萍公司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代重大的经济事件和外交事件。笔者综合日本所藏汉冶萍档案以及国内汉冶萍档案与历史文献发现,最初向日本官方报告大冶铁矿情报的,不是国内通常认为的西泽公雄,而是日本驻沙市领事;最先提出“煤铁互易”建议的不是伊藤博文,也不是盛宣怀,而是日本大阪煤商,随之,张之洞、盛宣怀积极响应,日本官方主动介入。在整个过程中,日本官方与张(之洞)盛(宣怀)之间,张之洞与盛宣怀之间展开了种种博弈。日冶“煤铁交易”的成功,极大刺激了日本进一步以资本输出方式控制大冶铁矿矿石资源乃至汉冶萍公司的野心,成为日本侵掠汉冶萍公司的第一步。

   关键词:煤铁互易; 大冶铁矿; 张之洞; 盛宣怀; 小田切; 西泽公雄;

  

   日本与大冶铁矿“煤铁互易”是汉冶萍公司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代重大的经济事件和外交事件。关于此问题,国内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但是,笔者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冶萍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综合日本所藏汉冶萍档案以及国内关于汉冶萍的档案与历史文献,发现以往的相关论述存在较多误识和缺环,有必要重新加以讨论并厘清这一事件的脉络。

  

   一、日本是如何“发现”大冶铁矿的

   清光绪元年(1875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在湖北广济办理矿务。开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并开采煤矿。虽然最后广济、兴国的采煤活动以失败告终,但随行的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大冶发现了可供开采数十年的铁矿,“该矿铁质分化极净,净质之内并无硫磺杂质。以之熔化,洵称上等佳铁,足与英美各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1张之洞调任湖北开设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便成为他炼钢的主要原料来源。

   那么,日本是如何得知大冶铁矿的情报的?

   据国内有关论述,日本方面发现大冶铁矿价值并向日本政府报告的第一人是担任清政府实业顾问的西泽公雄。

   《湖北省志·工业志稿·冶金》之“发展概述篇”载:“1897年,日本设立八幡制铁所,但铁矿资源缺乏。其时,西泽公雄任清政府实业顾问,得知大冶蕴藏丰富铁矿以后,即向日本制铁所建议从大冶取得铁矿石。日本政府采纳其建议,并作为国策定下来。”2据此,西泽公雄是日本方面发现大冶铁矿价值并向日本政府报告的第一人。

   自《湖北省志·工业志稿·冶金》出版后,关于“西泽公雄发现大冶铁矿”的叙事就一直延续下来。《湖北省志·人物志稿》、湖北日报社、湖北省档案馆编纂的《档案解密》以及《黄石日报》、《东楚晚报》等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均沿袭是说。3

   但笔者在研究日本藏汉冶萍公司档案的过程中,发现至少有两组材料可以推翻这一说法。

   第一组材料是关于西泽公雄的履历,其间文件有两份。

   一份文件是昭和十一年二月十日(1936年2月10日)日本海军省人事局长小林宗之助将商工大臣上奏的西泽公雄功绩资料转发给赏勋局总裁下条康营,其中记载:“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七日,第一回日清冶铁条约缔结,据此条约西泽氏被任命为制铁所大冶驻在员。明治三十三年六月至汉口,与张之洞、盛宣怀进行诸般交涉。”

   一份文件是昭和十一年二月十日(1936年2月10日)日本商工大臣町田忠治发给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仪电报之附件《西泽公雄履历表》。这份履历表呈现了西泽公雄的生平和足迹,包括历次升等、受俸、受勋,备极详细,可以极大地补充和纠正《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关于西泽公雄的记载。在履历表中,西泽公雄于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1901年9月12日)出任大冶制铁所技师。4

   简言之,西泽公雄于明治三十三年六月(1900年6月)以制铁所大冶驻在员身份来到湖北,三十四年九月出任大冶制铁所技师。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之前没有到湖北的记载。作为佐证的是,西泽一生多次受勋,每次授勋都有具体的时间和事由。如果西泽公雄曾“建议制铁所从大冶取得铁矿原料,被日本政府采纳,并作为国策定了下来”,那么他必定会因此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重奖。但是,在其履历表与商工大臣上奏的西泽公雄功绩资料中却均无反映。

   第二组材料是日方档案中关于西泽公雄在大冶活动的记载,其间文件亦有两份。

   第一份文件是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2年12月27日)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致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电,电文中说:“该铁矿(即大冶铁矿———笔者注)是颇有希望之矿山,根据前年起驻在该地亲自调查之西泽技师报告,即可明了。”5这里提到了西泽公雄向日本政府报告大冶铁矿的情况,但时间却是“前年起”西泽驻大冶以后,而不是更早。

   第二份文件是昭和四年(1929年)大藏省预金部的特别调查报告。报告提及:“据大冶驻在西泽技师的实地调查,大冶铁山矿量丰富愈见明朗。”6西泽氏被任命为制铁所大冶驻在员是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任技师是三十四年九月,这一时间表与国内相关叙述也不相符合。

   那么,究竟是谁最早向日本政府报告大冶铁矿的呢?据所见档案文献,应该是日本驻沙市领事馆二等领事永泷。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沙市领事馆二等领事永泷致电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电报中,永泷报告说:“湖北省武昌府大冶县下铁山铺的铁山,为该国有名的产铁地区。光绪十七年以来,依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开矿,专供汉阳铁政局制铁原料,现将该地部分情况报告。”报告不仅提供了大冶铁矿的地理位置,开采状况,技师与设备,而且特别强调:“(该矿山)现阶段日开采量九百二十三吨,铁质百分之七十余,满俺(即锰———笔者注)含量亦为鲜有。矿脉起伏相叠”,“其藏量无论怎样开采也是巨大的。”7

   这份报告于明治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1897年9月24日)8发出,十月七日送达,十月十三日通商局长将报告转给农商务省商务局长。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官报》刊载此报告9。也就是说,在西泽还未到中国之时,日本政府及制铁所方面已接到关于大冶铁矿的报告。西泽刚到上海担任上海宝兴矿务公司技师,日本《官报》已在报上刊登此报告。换言之,不待西泽公雄“密报”,日本政府已知大冶铁矿的存在价值了。至于湖北省档案馆编写的《档案解密》所称:“西泽公雄密报日本政府说‘即以近地面之层所蕴藏者计之,已有五万万吨之多。’他建议制铁所从大冶取得铁矿原料,该密函被日本政府采纳,并作为国策定了下来。”10更是张冠李戴。因为,西泽公雄的这一段话出自于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9月)《东方杂志》所刊西泽公雄的《大冶铁矿历史谈》11,而不是他给政府的密报。其次,日本的钢铁国策是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年底确定,而不是西泽公雄来到大冶后。

   当然,前述《冶金志》所持“西泽公雄是最早发现并向日本政府报告大冶铁矿的第一人”之说也绝不会是空穴来风。笔者前往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找寻《冶金志》编纂的原初资料,但已荡然无存。笔者联系2017年重版《汉冶萍公司志》的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希望能与该书主编刘明汉先生联系,寻求这一段记叙的历史依据。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告知,该书原编写者“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早已人员四散,且年代久远,难以有确切回忆。笔者只有从历史资料中寻觅线索,终于在1929年4月29日的《益世报》发现一篇文章《延聘外卿又一覆辙———大冶铁矿不堪回首,日人西泽卖华之自供》,原文如下:

   大阪每日新闻载西泽公雄向充八幡制铁所大冶出张所之所长,为最初发见大冶矿产之人,在大冶矿局任职三十三年,今因退职回国。二十日,由神户赴东京。西泽氏之大冶铁矿怀旧谈,颇可发人深省。据谓予(西泽自称)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蒙清国政府聘充实业顾问,因宁波□银矿著名之产区,派予前往调查银矿。于无意中发见大冶铁矿脉,当即严密调查,据悉该处铁产,蕴藏深厚,矿质极佳,予即将大冶情形,秘密报告于伊藤博文、井上馨、小村寿太郎。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开采此矿,同年八幡制铁所亦随之筹办。翌年即由三菱之饱野丸,将采掘之铁原料,运回1600吨,是为第一次之运输。而八幡制铁所乃得完全成立。所获大冶之利益甚厚……以西泽氏谈话观之,西泽既承吾国聘为顾问,任以技师,乃发见大冶矿脉,即密报日本当局,组成八幡制铁所,以吸收该矿之利益,并私将所采之铁原料运回,历年损失之巨,可以想见,延聘外国技师者可以鉴矣。12

   据此材料,所谓“西泽最初发现大冶矿脉,即密报日本当局”是出自西泽本人自述。但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考证:其一,西泽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之前并未涉足湖北;其二,日本官方文件,包括履历表,功绩表以及他本人的自传《在支三拾年》,都无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其三,日本八幡制铁所成立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绝非是因为发现了大冶铁矿后才组成,“以吸收该矿之利益”,这个描述完全是本末倒置。至于“私将所采之铁原料运回”更是无稽之谈。笔者注意到,这篇文章是依据西泽《大冶怀旧谈》而撰写。据笔者查阅,国内可见西泽自叙文献唯有《大冶历史谈》,发表于宣统二年(1910年)《东方杂志》第17卷第9期,其中并无西泽自称自己是发现大冶煤矿第一人的自述。笔者进一步查阅西泽回日本后数月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并未见有西泽《大冶怀旧谈》的文章发表,故此说仍渺茫无据。

   质疑西泽公雄不是向日本政府报告大冶铁矿的第一人并不意味着他对日本谋取大冶铁矿石毫无贡献。他到大冶后,实地“视察大冶铁山”,并向政府报告“该铁矿是颇有希望之矿山”,“献策于帝国政府,并从中努力斡旋。”13这就是西泽公雄为日本进一步染指大冶铁矿作出的“功绩”。

  

   二、谁最先提出“煤铁互售”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定了对外扩张之策略,并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要制造兵器、军舰,铁钢流水工厂是必要的。”为此成立八幡制铁所。随着八幡制铁所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矿山资源日益呈现供不应求之窘相,对铁矿石有急迫的需要。中国的汉阳铁厂虽然拥有矿产丰富、质地良好的大冶铁矿,但在萍乡煤矿开采前,燃料供给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郑观应一再称:“本厂最要者焦炭。如有矿石而无焦炭,犹之有米而无薪”。14“本厂焦炭为第一要义”。14中日两国钢铁工业的双向需要,遂产生“煤铁互易”的议题。

   问题在于“煤铁互易”议题是如何提出的。

   中方文献的记载,称该议案是伊藤博文来华时提出。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1899年11月22日),盛宣怀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中言:“其国近设制铁所,颇艳鄂中铁石。上年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曾与湖广张督部堂及本大臣面商,以彼煤炭易我铁石,极以重敦交谊,互相利济为说。”15

   《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来,携其国首相松方之子来见。云所办神户船厂能炼煤焦,拟运煤来鄂,而船回时代销大冶铁矿,答以径与盛京堂商之。”16

   当代有关“煤铁互易”的叙事,如《黄石文史资料》、《大冶铁矿志》、《汉冶萍公司志》皆持此说。17

   据日方档案和文献,该议案首先是中国方面提出的。

   明治三十二年三月一日(1899年3月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回顾说:“矿石买卖事件,本系受盛督办之委托,向制铁长官和田谈起者。”18

大正十三年(1924年),汉冶萍公司工程顾问日本人服部渐回忆:“八幡制铁所成立当时所用原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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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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