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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

更新时间:2020-11-16 08:42:51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近年来,由于俄国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已经逐步为各国研究者所了解。中国的参战,即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中美之间的战争。同时不能忘记,这也是自冷战爆发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较量。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历次战局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对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行。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在笔者掌握的400余件俄国有关档案中, 这种电报约占90%。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亟须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严重。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 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页。)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注:《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 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注: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1950年12月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515,第35~ 37页。)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 5日,俄S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28,第20~21页。 )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 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注: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17~19页。)苏联政府立即回电, 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注: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 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20~21页。)

   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28,第23~24页。)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 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注:《关于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22页。)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 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注:《关于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给彭德怀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41页。)

   二

   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部队因连续作战而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前线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 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57页。)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3页。)

   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1 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 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 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注: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1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彭德怀年谱》,第465~466 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51年1月15日,俄总统档案馆, 全宗45,目录1,案宗337,第1~3页;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 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注: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 1月26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7,第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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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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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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