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亚地区历史上就经历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复杂过程。相比较而言，俄罗斯文化进入中亚民族的历史过程要晚得多，但自18世纪俄国开始大规模向中亚地区扩张，到19世纪末，该地区逐渐被纳入沙俄的版图。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人与中亚各族人民有着70余年的共同历史，俄罗斯文化成为中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在中亚民族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均将“去俄罗斯化”作为其独立发展、彰显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加之俄罗斯人从中亚的大量迁出，俄罗斯文化对于中亚民族的影响逐渐弱化。但由于历史、语言、经济及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俄罗斯因素并不会轻易退出，其对中亚民族文化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中亚；民族；伊斯兰教
2008年1月21-22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中部欧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国际学术报告会。会议研讨的主题包括“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中亚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中欧的地区问题”及“中亚与大国政治”等。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八位学者就以上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一位俄罗斯学者在谈及中亚能否形成“一体化”问题时指出，现代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孩子”，没有苏联，不可能有后来的五个加盟共和国，而脱离俄罗斯的中亚很难整合为“一体”；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轻学者则在自己的发言中阐释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划界”并成立五个“民族共和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权且抛开俄罗斯人沉缅在对中亚的“恩惠”不能自拔的情结及来自中亚“精英”阶层“去俄罗斯化”的心理要求，事实上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中亚五个新独立的国家，面对浓重的历史积淀，都很难走出对方。
笔者自1996年至2017年20余年间，有数次在中亚地区调研、学习及工作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来到中亚之时当地人那种让我感动的情绪——对于 “苏联人”身份的眷恋及浓厚的 “俄罗斯情结”在一步步消退：街上俄罗斯人的身影明显减少了；学术会议上更多的学者不再用俄语宣读论文；继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之后，在被公认为“俄化”程度最高的哈萨克斯坦，也决定在2025年全面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使用了多年的西里尔字母；大量苏联时期以俄罗斯人命名的城市、街道，或恢复原名，或以主体民族的英雄人物重新命名，其中所表达的“民族化”路径与“去俄罗斯化”形成鲜明对照……以上种种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恰恰反映了俄罗斯与中亚解不开的社会历史文化关联。毋庸置疑，从俄罗斯到苏联，长期的政治统治及文化渗入，“俄罗斯”的烙印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中亚社会，挥之不去。今天的中亚，俄语仍然是不同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依旧受到欢迎而且拥有广泛的收视率；中亚人选择外出工作、留学时还是会将俄罗斯视为重要选项……所以我们在看到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俄罗斯因素”在减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那其中彼此交织、难解难分的交融。可以说，在中亚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中，俄罗斯的影响仍将存在。
一、从沙俄时期到苏联：俄罗斯进入中亚及对于当地民族社会进程的改变
从18世纪，俄国开始大规模向中亚地区扩张，到19世纪末征服整个中亚地区，中亚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围绕着俄罗斯征服中亚的“性质”问题有诸多讨论。十月革命后初期，苏联史学界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亚地区并入俄国多使用“归并”(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加入(вхождение)或征服(завоевание)等概念，极少提到“自愿归并”(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1但从193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承认沙俄对亚洲的征服是殖民性质的，但开始更多强调俄罗斯对于“解放”中亚民族的进步意义，认为比起英国的侵略和土耳其、伊朗等的封建统治来说，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2至1960年代，随着苏联形势的发展，中亚“自愿”归并于俄国的论点日渐盛行，此后，这一观点就成为苏联史学界的主要观点。3
沙俄占领中亚后，“政府的政策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小”4。随着大量俄罗斯人移民中亚，该地区的民族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俄国人从“教化”的目标出发，在中亚办起了俄语和当地语的双语教学体制，希望借此培养一批当地民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也使得俄语逐渐进入当地人的生活。鉴于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沙俄“进入中亚后，既没有触动当地的伊斯兰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其所保留的伊斯兰生活方式”，5甚至还进一步将自己装扮成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不仅帮助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翻译《古兰经》，而且还从喀山、奥伦堡派出大批伊斯兰教职人员到哈萨克草原传播伊斯兰教。关于这一点，巴布科夫有详细描述：“如果吉尔吉斯人(这里指哈萨克人——作者注)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徒，那他们完全有赖于俄国当局”6。另一方面，作为中亚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也深明依靠沙俄的必要性。1836年，“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的首脑穆夫提阿布·萨里姆·阿布杜拉希莫夫曾颁布告全体穆斯林的“宗教训令”，指出除履行各项宗教义务外，穆斯林还必须服从沙皇，遵守沙皇所颁布的一切现行法令，效忠沙皇和祖国，保卫国家，不得逃避兵役；1893年5月2日，撒马尔罕的卡迪(伊斯兰教法执行官)在“撒马尔罕被占25周年纪念日”以当地各界居民的名义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伊斯兰教毛拉对沙皇制度的“忠贞不渝”。伊斯兰教职人员对沙俄的支持，是沙俄在中亚统治的重要基础。
沙俄时期，中亚地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绝大多数居民从事农牧业生产。其经济是俄罗斯中央地区的附属品，为中央地区提供农产品和其他原料，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沙皇政府在政治上竭力使这些民族停留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在经济上使之处于贫穷境地，由此带来被统治民族的不满，在沙俄统治期间，为反抗歧视与压迫，中亚地区暴发了数次大规模的各民族大起义。
进入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作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各民族社会共同发展的轨道。面对中亚地区相对滞后的发展状况，苏联政府首先致力于积极推动其经济建设。在苏联建国初期财政吃紧情况下，政府对中亚实行明显倾斜政策。“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3年)全苏固定资金增长了289%，中部发达地区为199%，而哈萨克则达549%，中亚其他四国为494%。7从发展中亚地区工业需求出发，自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政府向中亚地区派出大量的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及专家，特别是二战期间，300多个大型企业从中心地区被疏散到作为“大后方”的中亚，其结果直接导致中亚地区的工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亚不再仅仅作为全苏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工业在该地区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苏联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中亚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增加教育拨款，在当地建设各类学校，并特别规定免收中亚本地民族大部分学生的学费，由国家供给穷苦学生的生活费用。此外还吸收大批中亚各民族学生到著名大学学习。鉴于中亚地区人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的现实，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扫盲，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到1939年，中亚五国居民识字率已达77.7%—83.8%，接近全苏87.4%的水平。1976年，完成了普及十年义务教育制。到1981/1982学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五个共和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拥有数分别为172、183、155、125、138人，虽低于全苏197人的平均水平，但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同期美国为98人(1978/1979学年)，英国165人(1977/1978学年)，日本152人(1978/1979学年)。8
关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摆脱“边缘”“落后”进入新社会的话语在苏联背景下具有主导性，虽然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文化精英常常强调这种改变的被动性、强迫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七十年，中亚各民族人民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文化教育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客观角度分析，苏联时期的中亚并没有出现“土著人”灭绝、隔离等现象，虽然有发展中的失误与教训，但总的方向是社会的繁荣昌盛、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及各民族的文化交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为多民族国家发展问题所提供的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贡献。
二、“新”“旧”嬗替：传统的割裂及对于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亚地区和苏联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进程。苏联以其强大的体制制度框架，使置身其中的中亚地区及各民族经历了“辞旧迎新”式的改变，原有的生计方式、人口结构、语言特点及民族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全面推广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改变了当地的传统社会经济体系，造成各共和国单一经济模式及对“调拨”的过度依赖。1929年，中亚地区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联共(布)要求中亚地区在1932年完成集体化。由于追求集体化的高速度，中亚许多地区出现不顾当地农牧业发展的实际水平，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农牧民加入集体农庄，从而遭到群众的不满，数以百万计的牲畜被群众赶在它们变成集体财产之前屠宰掉了，还有几百万头牲畜因照料不周而死亡。直到1960年，中亚各国的牲畜总头数才恢复到集体化前夕的水平。9农业集体化的过火行为也沉重打击了中亚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从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一度出现大批居民被饿死的现象。为了逃避饥馑，一些人甚至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和阿富汗。尤其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除了饥荒以外，还因受不了集体农庄定居和计算劳动日的管束而逃亡国外。
在中亚地区，苏联政府并没有根据地区特点建立相应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过度强调统一国家内部经济区划和经济分工的需要，在中亚各共和国推行单一经济，其结果使中亚各共和国经济单一化，畸形发展。如1956年，将哈萨克斯坦1万平方公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强行划给乌兹别克斯坦，让哈萨克斯坦只生产粮食，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单一生产棉花的共和国，但其棉纺工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所需必须由国家统一调配。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在经济上所以出现大幅度经济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造成的。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单一的经济结构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靠苏联硬性的物资统一调拨体制来保证。随着中亚五国的独立，统一调拨不复存在，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与独立的主权国家所应具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不是一般的不相称，而是相距甚远，中亚各国之间由于经济的单一化甚至出现如果没有他国的支持，就无法满足水电等之类的基本需要，产生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所以独立后中亚五国都深深感受到畸形经济结构的严重后果，都迫切感受到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甚至重建的必要性。
2.大力推广俄语，降低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沙俄统治中亚时期，将在中亚各非俄罗斯民族中推广俄语视为促使其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的有效手段，但其效果并不是特别显著。十月革命后初期，在民族平等发展的原则下，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采取措施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苏联在语言政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大力提高俄语的作用，要求在教育、宣传及出版等方面强制推行使用俄语，另一方面则把在政府支持下刚刚从阿拉伯字母转为拉丁字母的中亚各民族文字统统改为西里尔文字，其目的是迫使少数民族语言向俄语靠拢。从此以后，俄语逐渐成为中亚各族人民之间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语言，甚至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在城市中)已经不再会讲本民族语言。如果说中亚民族文字由阿拉伯字母转为拉丁字母是因为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结构复杂，且难写难认，那么在中亚民族文字拉丁化不久就进行的向俄文字母的“改革”则完全是以推广俄语为出发点的。俄语、俄文的推广使用，为中亚各民族吸收俄罗斯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中亚各民族语言的作用则逐渐降低，他们同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被人为削弱。
苏联时期中亚地区语言使用特点的变化也与当地俄罗斯移民大量增加有密切关系。苏联时期，从中亚地区需求出发，苏联政府重新恢复了1917年十月革命中一度中止了的向中亚大规模移民的做法，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中亚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分布格局，甚至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的数量超出了该国哈萨克族人口的数量。俄罗斯人的增加，客观上为俄语的推广、普及创造了条件，但也引发了民族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2006—2007年，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访学时，一位出生、成长在哈萨克斯坦但又在苏联解体后移民俄罗斯的俄罗斯族老师讲了这样一段话：
苏联时期在中亚工作的俄罗斯人工人甚至和当地工人在住宿方面都是分开的。当时中亚地区的学校教师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他们用俄语授课，学生根本听不懂。他们强行在中亚推广俄语，当地人若不懂俄语就不能当干部，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主动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许多出生在中亚的俄罗斯人也完全不懂民族语。中亚各国独立后，在任用干部等方面中亚人都提出必须懂当地人的语言，俄罗斯人即使有能力，但满足不了这条标准也不行。这是他们自食的恶果。
3.民族、地区“主观”划界，留下了难以解决的民族、领土问题。中亚地区多民族杂居，十月革命前并没有清晰的民族概念，人们之间的分类更多基于宗教的、地域的、语言的或者部落的划分。俄国征服中亚后，其行政区域内也是多个民族杂居，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同一个民族往往分别散居在各个地域之内。
苏联初期，在缺乏广泛论证、各方协商的前提下，中亚地区进行了民族、边界划分。中亚各共和国的划分是以民族为特征，以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哈萨克五个中亚主要民族在相对地域内占多数为标准组建的，每个共和国都是由多民族构成，即使各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也基本上在其他共和国均有分布。事实证明，苏联以民族为特征组建联邦制国家的做法在强化“民族意识”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许多民族问题。如在每个联邦中规定以“主体”民族为主组建领导班子，从而主体民族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而其他“非主体”民族在干部任用、语言等方面事实上并不能享有真正的平等权利，从而引发不满情绪；而在各共和国内，所谓“主体”民族只是相对人口数量较多，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等综合指数上往往并不占“优势”，所以带有优越感的俄罗斯族对此也有所不满。另一方面，随着各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增强，其“独立”意识也会加强，从而为苏联解体留下隐患。此外，在中亚各共和国划界时更多顾及民族因素，而对于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则考虑不足，从而导致边界地区的经济纠纷及领土争端，进而影响民族关系。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国家间产生摩擦及民族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
4.“改造”中亚：对民族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苏联时期，在“改造旧社会”目标下，中亚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都发生着剧烈变革，越来越多的牧民走进城市，住进了整齐划一的居民社区。在农村，新型的权力组织、集体农庄代替了传统的部落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组了新型的人际、地缘关系，农庄中的中心不再是清真寺，而是俱乐部、村史馆、图书室、文化宫、电影院及学校，二战之后几乎村村修建了英雄纪念碑，墓碑上镌刻着村中为战争牺牲的烈士的名字，这里就成为英雄主义及国家情怀表达的标志场所，婚礼上新人到纪念碑前敬献鲜花成为各民族共有的仪式。随着教育的普及，说好俄语已经成为一个人在这个多民族地区生存的必要条件。学校中的教学语言以俄语为主，各民族人民正式场合交际的主要语言是俄语，而且他们的名字也“俄罗斯化”了，由名、姓和父称三部分组成，而且要加上“夫”“娃”等“俄罗斯式”的后缀。如已故吉尔吉斯族著名语言学家碧碧娜·奥姆尔扎卡夫娜·乌鲁孜巴耶娃(Бюбина Омурзакавна Урузбаева)的名字就是典型的带有“俄罗斯色彩”的中亚女性的名字。
如果说苏联时期在中亚地区的民族识别、民族国家划界更多打破传统部落、地域关系，建立了新的人与人、人与地域的关系，那么苏联对于中亚地区的改造，还集中表现在宗教领域。中亚地区多种宗教并存，但以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为主。然而从总体上讲，伊斯兰教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东正教，因为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的历史更长、信众更多，中亚五个“主体”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而东正教传入中亚的时间只有100余年，它是随着俄罗斯移民而传入中亚的。苏联时期曾经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其结果是中亚地区作为传统文化的伊斯兰教信仰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发生了很大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学者在乌兹别克斯坦4个州的社会学调查显示，88.3%的工人和70.6%的农民都不信仰宗教。10这个数字在当时政治条件下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也能够看到苏联时期中亚居民宗教生活趋于淡化。教职人员在群众生活中地位下降，其中许多人转变成为从事生产建设的普通劳动者。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一些风俗习惯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但在新的环境中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如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城市中，出现了简化当地民族传统节日的现象，而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等，会以更隆重的仪式及更宏大的场面被纪念，在这样场景下所强调的国家立场及英雄主义情结，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当地人的观念中，使他们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
三、中亚五国独立后的“文化复兴”及“去俄罗斯化”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五个原加盟共和国的纷纷独立，各国均迅速掀起以振兴主体民族精神、提高主体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民族复兴运动。从历史上看，中亚各民族真正意识到他们是作为民族共同体而存在是与苏联初期的“民族识别”以及与之相关的中亚五个“共和国”的建立分不开。但也就是以此为起点，中亚民族区域自治实体的主体民族即养成一种习惯和观念，认为以其民族名称命名的自治地方是本民族的“世袭领地”，只有他们才是这块地方的主人，其他民族是“外来人”，但这种心态在当年苏联强权之下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随着中亚五国的独立，五个命名国家的主体民族在独立初期都极力强化主体民族的“主体”地位，并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排斥甚至是压制现象。这种对本国主体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强化是与中亚五国维护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目的分不开的。
1.复兴民族文化，重构历史记忆
复兴民族文化，重塑历史辉煌，其背后的逻辑即是以此削弱俄罗斯、苏联的影响，并强化新独立主权国家的凝聚力，这是中亚各国的共识。面对一边倒的俄文的、俄罗斯(苏联)主导的历史文化书写，中亚各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历史重建。在乌兹别克斯坦建国后新编纂的教科书中，俄罗斯人被描述成殖民者，苏联在中亚发展中的贡献几乎不被提及；在吉尔吉斯斯坦，由于沙俄及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许多传统地名都被改变，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的过程中，修改这些地名成为其复兴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许多乡庄、街道、学校、机构的名称都冠以新的名称。这些名称突出了吉尔吉斯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特别是用一些著名的吉尔吉斯民族历史文化名人的名字取代了苏联时期的人物命名，如比什凯克一条中心街道原来叫作“别林斯基大街”，后改名为“玛纳斯大街”。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及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在吉尔吉斯斯坦公交车及一切醒目位置上到处都写着这样的标语：“我的故乡，我的爱，我的吉尔吉斯斯坦。”1916年中亚民族起义被作为中亚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事件，为此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一系列诸如集会、塑像等纪念活动，当地报纸杂志大量刊载有关文章，这一历史事件苏联时期被禁止谈论，而苏联解体后，中亚民族知识分子将其作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光荣传统而广泛加以宣传。11为了让人们更多了解吉尔吉斯民族的悠久历史，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活动，如“桑吉拉”(Санжыра)，即从部落谱系上追述民族起源、历史的口头传说故事，其讲述者被称为“桑吉拉奇”(Санжырачи)，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经常举办“桑吉拉奇”的竞赛活动，以此宣传吉尔吉斯族历史，增加吉尔吉斯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中亚各国独立后所以要追本溯源、求证民族独立发展的社会进程，就是要通过对于共同历史联系的认同，来增加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是为中亚各新独立国家的存在提供历史论据。
2.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回归”
中亚五国独立后，均把伊斯兰教作为民族文化振兴的重要标志。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各国都需要一种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以此弥补社会转型、信念崩塌所带来的精神真空，而选择伊斯兰文化既符合中亚各国主体民族的传统认知，起到凝聚人心的建设新国家的作用，同时也是苏联时期被“改造”得最彻底的精神领域的回归，树立其摆脱俄罗斯束缚的新形象，并进一步展示其“国际化”走向。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苏联解体后强势进入中亚的外部力量中，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外，还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建立的基础正是基于传统中亚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伊斯兰底色。而刚刚独立的中亚各国也乐于接受外部伊斯兰世界对该地区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为此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还加入了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这一切，都使得中亚五国伊斯兰复兴运动迅猛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中亚出现了大量伊斯兰教育机构、宗教组织及设施，已经近乎消失的宗教节日、活动重新得到“回归”。
可以说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回归”更多反映了中亚社会加强民族认同的强烈愿望。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所说：“伊斯兰教积极化的原因是，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和探索民族自我认同之中所致，是某些宗教取向通常被认为是民族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要素。”12
3.“去俄语化”
中亚各国独立后，其“去俄罗斯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语言上的“去俄语化”。各国独立初期，虽然数量庞大的俄罗斯人失去原有的优越地位，但俄语仍然是中亚地区最“强势”的语言，是中亚多民族社会中名副其实的族际交际语，这是俄罗斯、苏联留给中亚的最直接后果。所以中亚各国独立之初，都将“去俄语化”作为恢复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举措，都急于在宪法中明确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以取代俄语的现实“优势”。土库曼斯坦直接“停止出版和销售俄语文学，以及广播俄罗斯电台和电视频道”13，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其他四国均完成或正在完成变西里尔字母为拉丁字母的过程，有些国家在姓名使用上也逐渐不再使用带有俄语姓氏后缀(如“诺夫”“诺娃”等)的形式而改用本民族语言的结构方式。事实上这样的举措也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近三十年，俄语的使用范围明显减少，甚至在“去俄语化”最严格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不懂俄语。即使在俄语的普及程度高于哈萨克语的哈萨克斯坦也是努力强调英语的地位，以表明其“国际化”的愿望，其反射的也是消除“俄罗斯化”的努力。
去俄语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在许多领域，如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将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作为必备条件，这使得俄罗斯人在工作生活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加之苏联时期俄罗斯人比较集中的中亚许多大型企业随着中亚地区经济困境的加深而停产，许多俄罗斯人陷入失业。以上原因造成大批俄罗斯人离开中亚返回俄罗斯。如在哈萨克斯坦，仅10年的时间(1989—1999年)，俄罗斯人口总数减少了152.72万人。14特别是许多离开者是拥有较高劳动技能的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离开，对中亚的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四、剪不断理还乱：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不会“烟消云散”
俄罗斯人在中亚地区“造就”的现代意义上的五个民族共同体，由于其独立后都在表达着自己摆脱大国束缚、争取民族独立的声音。也许正因为如此，包括中亚地区学者在内的许多研究，在表达着一种观点，即将中亚五国的独立作为俄罗斯在中亚影响的“终结”。事实是否如此?笔者在阅读文献及通过在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调研及切身体验，认为中亚五国独立后，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确实在减弱，但如果谈“终结”，则不合实际。目前在中亚地区，尽管各种外部力量并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能够超过俄罗斯。其原因如下：
1.历史文化因素 2002年5月23—26日，在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的别洛库里哈市召开了“俄罗斯西西伯利亚—中亚：新的地区同质性、经济与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有些学者认为，解决民族的同质性成为中亚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方向。从历史、民族和政治因素等角度考虑，伊斯兰教不能统一中亚，也没有形成地区唯一性的伊斯兰教同质性。而俄罗斯同质性是在中亚实际存在的，应该研究俄罗斯在中亚文明结构中在支持和加强中亚民族同质性中的作用。
和2002年相比，今天再谈中亚俄罗斯“同质性”问题，会获得更多反对的声音。但不可否认，虽然中亚五国独立后都将伊斯兰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进行倡导，但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中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地区，如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是世界著名的伊斯兰文化中心，但对于游牧的哈萨克族与吉尔吉斯族而言，由于他们与周围定居民联系相对较弱，所以其伊斯兰教发展的过程非常缓慢。“许多过去和现代的学者都认为游牧民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在恪守伊斯兰教礼仪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其宗教组织也相对松散。但这种评价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待正统的伊斯兰教的态度，而对待伊斯兰教苏菲派则不然。”15在1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中亚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但当地的游牧民族仍然保留其传统的习惯法，萨满教的影印痕也依然随处可见。所以说如果特别强调伊斯兰教对中亚的影响应该考察地区的、民族的因素。特别是经过苏联时期自上而下大规模的“无神论”宣传及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逐渐淡化。笔者1996—1997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调研，当时中亚各国刚刚独立，迅速复兴伊斯兰教，但许多地区苦于找不到宗教人士，甚至不得不到国外聘请。不可否认，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回归运动”，伊斯兰教对中亚民族社会的影响力加大，伊斯兰文化作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将长期存在，但却很难左右中亚国家的未来发展走向。毕竟中亚国家政教分离、世俗化道路从苏联就已经开始，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这块世界大国争夺的角斗场上力量还显单薄。
与伊斯兰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是突厥语族民族文化因素。中亚五国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他四个国家的主体民族都是属于突厥语族民族，且在建国过程中均在突出突厥语族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民族语言国语化方面用力很足，甚至有人将“泛突厥主义”作为抑制“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文化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泛突厥主义”对于新独立国家在民族关系、国家主权等方面的消极作用被中亚国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此各国均表达了对于“泛突厥主义”的防范姿态。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一书中明确表示不接受土耳其总统在和中亚各国交往中所表达的“泛突厥主义”的“理想”。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让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16
与伊斯兰文化、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相比，俄罗斯文化进入中亚较晚，但自俄国将中亚纳入帝国的版图，俄罗斯人就后来居上，左右了中亚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经济、文化的扩张，带来了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强行改变，中亚成为俄罗斯经济文化圈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相对于发展相对缓慢的中亚地区，俄罗斯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无疑推动了中亚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苏联时期，中亚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教育等与俄罗斯“一体化”的同时，新一代“中亚人”已经将俄罗斯文化内化到思想观念中，并表现在行为方式上。苏联解体及中亚五国独立后，“俄罗斯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中断，但俄罗斯文化作为当地文化重要内容的事实不容低估。当然在中亚五国中，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程度是也有差别的，其中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化”程度是最高的。与其他四国相比，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移民最多。苏联解体后，虽然大量俄罗斯人迁离，但“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族在哈萨克斯坦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改变俄罗斯文化的强势地位，仍需要很长的时间”。17如今中亚各国在各自独立发展的进程中已经走过了近30年，俄罗斯的影响与独立之初相比降低很多，但作为中亚地区重要的文化因素，俄罗斯留下的文化遗产和现代化成果，仍然在中亚各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对于中亚五国讲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2.难以割舍的“俄罗斯情结”与俄语因素 从沙俄到苏联时期，中亚人民长期浸染在以俄罗斯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环境中，加之代际传承等因素，趋同于主流文化逐渐成为一种自然趋势。“苏联人”的身份是更被强调的一种“符号”，而苏联的“发达”和具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文学、艺术享誉世界，成为引以为自豪的精神纽带，由此连接的“俄罗斯情结”，也是俄罗斯带给中亚的十分重要的“烙印”。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统一联盟国家的问题举行公决。中亚五国赞成保留联盟的公民都在90%以上。18中亚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于“苏联”的态度。特别是苏联解体初期中亚各族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进一步诱导了积压在许多人心中的“俄罗斯情结”。
中亚各国独立后，在苏联时期接受教育的民族精英仍然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他们对于俄罗斯及其文化仍然抱有复杂的情感，既有对俄罗斯大民族主义的深刻认识与反感，同时又对俄罗斯文化的历史辉煌有深刻记忆，其自身气质、观念的形成也难以抹去俄罗斯影响的烙印。中亚各国独立后，积极靠拢西方、甚至以欧洲国家自居，除西方科技发达等因素外，“俄罗斯化”的思维模式不可忽略。俄罗斯文化以其“欧亚结合”的地缘特点形成东西并蓄的文化特色，中亚各国总体上仍然保持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如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提出的“欧亚联盟”概念，以及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阿赫玛托夫所讲的：“我们生长在欧亚地区，也必须用欧亚主义的思想来思考。”19
目前，俄罗斯人仍然是中亚继乌兹别克、哈萨克族之后的第三大民族。他们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俄语在中亚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替代不了的，即使中亚国家在教育上基本上转向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且多支持以英语替代俄语作为本国的第二种语言，但这种目标的达成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知识阶层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等方面更习惯使用俄语，俄语仍然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中最常用的语言。“俄语印刷媒体占据中亚印刷媒体市场的重要部分。比如，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印刷媒体的发行量超过了吉尔吉斯语报纸和杂志的发行量。”20“俄罗斯电视频道在中亚很受欢迎，因为该地区很多人一般认为，国语播放节目的质量仍然不是很好(尤其是娱乐节目)。‘欧亚监测’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塔吉克斯坦至少人口的91%人有时会看俄语电视台， 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为90%和78%。”21
除了土库曼斯坦以外，俄罗斯大学的分校存在于所有中亚国家，并在中亚国家的教育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22由于没有语言障碍，直到今天移民俄罗斯或在俄罗斯接受教育仍被中亚居民视为不错的选择，在寻找学术研究伙伴、毕业学生的论文答辩等方面俄罗斯学者往往是重要的选择目标。
3.地缘政治及安全、经济因素 从俄罗斯到苏联，中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而依附于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也出现了“安全真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此机会加强渗入，土耳其、伊朗等周边国家也以伊斯兰文化联系为前提，通过发展周边关系来扩大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及文化渗透。从历史上看，依附周围大国力量存在是中亚地区发展的一个特点，中亚各国独立之初，一方面急于摆脱俄罗斯控制，另一方面各国脆弱的经济基础及不够成熟的国家机制使其又必须寻找外部力量的支持，于是各种外部力量都或强或弱在中亚立住了脚跟。但中亚各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促使其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既取决于其中的历史、经济及文化的难以割舍的联系，也取决于军事政治考量。美国在中亚谋求“反恐基地”的承诺发展为力图以“民主”改造中亚的目的，由此引起中亚政府高层的不安。特别是2003年后连续爆发的“颜色革命”直接威胁到中亚各国执政者的利益，开始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其外交政策也开始向俄罗斯方面倾斜。由于在经济上，从沙俄到苏联，中亚各国形成了不合理的单一化经济结构，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尤为落后，日用消费品主要依赖进口，特别倚重俄罗斯的帮助。俄罗斯仍然是中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对中亚未来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五、结语
俄罗斯与中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这种关系至今是“割不断，理还乱”。虽然俄罗斯曾经试图甩掉中亚包袱以求轻装上阵，中亚各国也通过“去俄罗斯化”来彰显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但共同拥有的“帝国遗产”、难以剥离的历史文化积淀、交织纠缠的现实利益及地缘、政治关系等，使二者都很难轻易走出对方。中亚独立后近3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到，随着各国从建国初期的摸索、徘徊，到逐渐走上国家发展的“正轨”，以及随着各种外部力量的不断介入、俄罗斯国势的相对衰退，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总体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却不会轻易退出。对于中亚各国而言，俄罗斯(苏联)不单单是曾经连为一体的国家，其中承载的价值观、历史记忆，以及从俄罗斯到苏联对于中亚地区现代化发展所积淀的人力、知识、教育资源是不可能放弃的。独立的中亚各国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价值重构、身份重构也不可能完全割离俄罗斯的烙印。事实上我们也能够看到，继承苏联时期已有的现代化、世俗化成果，是中亚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俄罗斯仍然是其前行的重要合作力量，也必将对中亚未来的发展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苏联]С.Д.阿斯芬吉阿罗夫：《哈萨克斯坦史(从远古起)》第1卷，阿拉木图，1935年，第116、123、198页。
2.参见史筑星《沙俄征服中亚史》前言部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
3.中亚五国独立后当地学者所编撰的著作中，这一过程更多使用“征服”“强迫加入”“殖民”等概念(参见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与民族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共同编写《远古至今的哈萨克斯坦史纲》，阿拉木图，1993年)。
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5页。
5.[俄罗斯]Р.Г.兰达：《俄罗斯历史上的伊斯兰教》，莫斯科，1995年，第129页。
6.[俄]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48页。
7.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1981年，第309页。
8.胡延新：《苏联开发中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
9.[美]迈克尔·刘金著，陈尧光译：《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9页。
10.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苏联伊斯兰教》，莫斯科，1983年，第67页。转引自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11.[吉尔吉斯斯坦]A.阿桑卡诺夫：《吉尔吉斯族：民族意识的增长》，比什凯克，1997年，第129—156页。
12.[乌兹别克斯坦]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著，王英杰等译：《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1页。
13.[俄罗斯]Д.Э.列特年科夫：《俄语在后苏联中亚的作用》，载《后苏联空间》，2015年第4期。
14.聂书岭：《哈萨克斯坦人口与移民》，载《当代中亚研究》，中亚区域发展研究中心，1999年，第188—195页，内部发行。
15.[俄罗斯]Е.А.克里韦茨：《中亚伊斯兰教》，莫斯科，1999年，第68页。
16.[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51—152页。
17.常庆：《哈萨克斯坦民族面面观》，载《中国民族》，2004年第11期。
18.《人民日报》1991年3月22日。
19.转引自杨倩《俄罗斯与中亚国际关系研究》，硕士论文。
20.[俄罗斯] A.库钦科：《在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出版物的数量超过了当地媒体的发行量》，http：//m.rg.ru/2012/01/26/smi-site-anons.html
21.[俄罗斯]Д.Э.列特年科夫：《俄语在后苏联中亚的作用》，载《后苏联空间》，2015年第4期。
22.[俄罗斯]К.П.巴力施波列茨：《中亚地区的俄语》，载《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大学公报》，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