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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凯华:绝对历史主义何以可能?——对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同一性难题与罗素悖论的回应

更新时间:2020-11-13 23:18:16
作者: 陆凯华  
即葛兰西口中的“绝对历史主义”如何在批判“历史终结论”的同时,又能秉持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的“理性历史化”原则。

   二、否定的总体性:绝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同一性

   “绝对历史主义”理论同一性难题的核心首先在于,如何在理论上找到一种新的历史与哲学(理论)的统一方式。在黑格尔的语境下,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起体系的“闭环”与“圆圈”,以充当构建历史理论体系的“起点—终点”,进而形成理论的总体性。而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已经获得了一种与黑格尔不同的“否定的总体性”(negative totality),这使得葛兰西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解读路向得以可能。为说明这一点,施密特从马克思晚年思想成熟的标志——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重构了一种“结构的”历史主义理论模型。

   为理解历史维度对马克思本人学说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施密特给出了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三个向度。第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对逻辑与历史之张力的重新确认。第二,马克思认同黑格尔的立场,即在历史理论中逻辑仍具有对历史的“优先性”。马克思与黑格尔都认为,理论自身一旦完备,就必定不再从历史的经验材料出发,而是从理论自身出发构建起一套具有“先验结构”外观的理论(13)。第三,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重新处理了逻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使理论与历史经过“体系的中介”更充分地联系起来,使得理论体系亦能表现为物质利益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说明。

   上述几点都体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辩证关系及其衍生的推论上。施密特指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正是葛兰西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14)。作为一种历史材料的处理方法,“历史编纂学”旨在显现出材料中蕴含的某种普遍性,为真正形成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做理论准备。无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只有“概念”才具备一种思维的“统一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具体”。但在当代许多历史主义者看来,由于“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无法避免研究者因其价值取向所衍生的主观性,因而难以形成具有客观效力的“普遍性”命题。(15)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就认为,历史研究在根本上无法诉诸概念,只能借助个体的直观感受力。显然,马克思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论绝非上述历史主义的子类。虽然他们也承认,仅仅停留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编纂学”是不充分的,但其原因却在于,“历史编纂学”的研究遵循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非概念意义上的叙述逻辑,因而包含了诸多未被甄别的偶然性与主观性因素。但对他们而言,“历史编纂学”仅是理论工作的开始,远非理论体系的建立。如同施密特所言:“马克思是在严格的演绎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论及一个‘体系’,因为‘体系’所发展的资本的这种形式产生它自己的存在条件,并不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16)可见,历史编纂学仅是理论“体系”的预备工作,按照施密特的解读,它在葛兰西那里仅是一种“考虑各个个别事实具体内容的语文学的方法(philological method)”(17),但正因如此,这种研究方法才能保留经验对象的特殊性(18),继而保留为理论所删减的偶然性的(短时性的)、但却与实践问题密切相关的历史要素。

   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批判功能。与政治经济学类似,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中诸多社会现象及其理论表现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赋予了某种“无时间的封闭的确凿性”(19),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自然铁律”及其构成的无时间性的“系统”。而对历史的持续关注使得马克思能够破解一切在当代被认为是普遍规律的虚假意识形态,并避免了自身理论可能产生的新一轮“意识形态化”。通过充分占有历史材料,我们才能意识到,即便是“唯物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法则”,也“并未能直接地或者说广泛地表达出19世纪的各个生产关系”,但它们之所以可能,乃是“通过一部分抽象,以一种中介的方式,即作为一种增强的总体(intensive totality)而达到的”。(20)在历史编纂学的棱镜下,这种“总体”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渊源,还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由资产阶级强加给自己。

   正是上述资产阶级“增强的总体”为马克思提供了所需的叙述起点,并以一种“逻辑优先于历史的”叙述方法完成了历史理论的体系化。马克思正是从政治经济学所给出的“普遍规律”出发(如“商品大量堆积”),将当下资本主义世界把握为一个理论上的“总体”。借助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社会被呈现为一个“共时性”的截面或结构,继而成为了一个可由“从理念自身出发”的体系所把握的整体对象。

   马克思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得了一种临时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无疑在世界史的意义上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历史制高点。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一旦(资本主义)呈现为一个功能系统,它在理论上可作为解释其过去以及未来发展的一条原则”(21)。也因如此,马克思在此处与黑格尔一致,在形式上采取了“逻辑优先于历史的”叙事模式,因为资本主义的当下虽有其历史来源,但其本身却是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不断复制着自己。马克思论述“货币”范畴时,正采用了这种“逻辑优先于历史”的叙述立场:“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22)

   但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一结构性、共时性的理论结构却是以自我反思为其前提。换言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进入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阶段后,才能被视作为历史理论所需要的叙述起点。虽然“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但这一制高点之所以为人辨识,恰因历史中人已然进入了自我反思的阶段,意识到了自身的否定性与局限性,亦即察觉到了当下时刻的“临时性”。至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找到的这一“临时的”总体性与历史终结论之间的距离。首先,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效力:“(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23)其次,马克思还认定,黑格尔对基督教的论述已经表明,其事后性与回溯性之辩证方法的理论效力并不必然依赖于历史终结意义上的“最后的历史形式”。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一种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辩证法,其体系的“起点—终点”乃是立足于某一精神阶段中所达到的自我批判意识。马克思如此说道:

   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4)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一种“闭合的”历史体系的理论前提乃是一种“否定性总体性”(25)。一方面,这一总体性借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的“自然铁律”为其理论的“起点—终点”,构成理论的“闭环”;另一方面,葛兰西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方法揭示出,资产阶级的“自然铁律”不仅有其历史渊源,更是一种由社会集团强加于自己与他人身上的历史活动的结果。至此,通过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统一,马克思与葛兰西传统的历史主义学说奠定了理论闭合所需的“形式框架”,而理论得以在一种共时性的结构中获得它的“同一性”,并获得它“暂时的”理论完备性。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绝非一种超越历史的终极体系。它在理论上的“同一性”有赖于当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否定的总体性”,因此也在根本上反对理论的彻底总体化。而这也恰是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内涵,即历史唯物主义也必须对自身“再度历史化”:“批判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笔者注)通过确认历史与逻辑的张力,使哲学脱去其思辨的外衣,继而变成了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但如此这般的批判哲学也难免自身的思辨化。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批判是否能重新历史化,重新与社会生活有机地相互联系,避免自己成为新的思辨哲学。”(26)而《葛兰西要素》的作者托马斯将葛兰西此处的“再度历史化”表述为理论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一方面,这种自反性使得理论具备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其不但有能力历史地思考其他思想形式,并且有能力历史地思考其自身的历史结构及潜在活力;另一方面,这种理论的自反性提供了哲学实践的可能性,并使得“一种将哲学的、概念的观点转变为社会关系的领导权组织的用语的理性转译实践能力”成为可能(27)。

   不过,这一“自反的”、“再度历史化”的历史主义是否仍要足够彻底,以至于将自己的理论原则——“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也理解为“暂时的”、“相对的”命题呢?

   三、“真理”的理论条件:历史理论的“社会介入”与“自我指涉”

   毋庸讳言,在纯粹形式的意义上,历史主义的前提——“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似乎陷入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罗素悖论,但我们要追问的恰恰是,坚持这一原则对于“绝对历史主义”而言为何是必要的?

   齐泽克的学说启发了一种新的回应思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所坚持的“历史相对化”的理论原则虽然在形式上构成了一种罗素悖论,但也构成了一种必要的“自我指涉性”,这反而成了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绝对历史主义提供的“历史知识”乃是一种“社会介入性”知识,而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相对主义。

   齐泽克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相对主义”的“历史相对化原则”是不彻底的。它意图在知识与其所在时代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继而论证每一个“知识”都是一个社会现象,是其所在的“时代的产儿”,依赖于它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28)在不少人眼中,这类历史主义可以涵盖几乎所有历史主义的类型,而葛兰西、卢卡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学说也属于这一序列。

   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传统恰恰反对上述历史相对论主义的基本框架,因为它正好是“不够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这类历史相对主义的最典型形式是,将某些被确认为“真知识”的“前形态”,即某种以理论家名字命名的理论,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相对应。以马尔萨斯经济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关系为例:“比如,虽然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是在马尔萨斯经济学的刺激下阐述了他的进化论,但当马尔萨斯的理论已几乎被人忘却时,达尔文主义依然可被我们看作真理。”(29)可见,历史相对主义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套“前知识形态”与其所在时代的对应关系,乃是以某种在当下被接受的“真知识”(如马尔萨斯背后的达尔文进化论)为其“观察点”,继而回溯性地言说所谓“前知识形态与时代”的历史相对性。因此,历史相对主义所采取的知识与时代“对应”的相对论立场只是一种“半吊子”相对主义,它并未将“历史相对化”的立场“绝对化”。齐泽克为此说道:

   历史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于他不够“历史主义”:它仍然假设一个空的外在观察者观点,对于这个点来说,以及从这个点看出去,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历史地相对的。(30)

   我们看到,历史相对主义之所以“不够历史主义”,在于它们都是尚不自知的“高阶历史主义”(黑格尔历史哲学)。因此,这些历史相对主义也避开了历史主义的“罗素悖论”。对于“不够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一悖论也只是暂时的,它只是通向“外在观察点”的自我运动过程中的某一环节。

历史相对主义所预设的“观察点”在黑格尔那里是构建理论所需的“起点—终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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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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