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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义: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

更新时间:2020-11-13 23:10:26
作者: 丰子义  
评价主体既要尊重历史学家个体,又不能限于个体,应当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其学科、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评价主体不能只是个体,同时也是群体,其他史家的评价意见同样值得关注,相互吸收借鉴,以形成比较一致的合理评价。从其广泛的意义来考虑,真正的评价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心向背,是价值评价最好的尺度。违背民意的评价无论如何称不上合理的评价。在这方面,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好评价的个体与民族整体的关系。价值观不仅体现于史家个体,而且体现于民族整体;特定的民族有其特定的价值观。有鉴于此,史家对于价值的阐释和所持的价值判断,不能仅仅是个体性的,同时必须反映和代表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史家个体只是民族价值立场的代言人和阐释者。当个体与民族在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上发生矛盾时,常常会因民族的选择和历史的淘选而得以协调和弥合,最终达到统一。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正如张江教授所言,史家个体在某一时期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因为与民族整体价值取向的错位,必然在时代发展中被遗忘和摒弃。只有那些契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和价值判断,才能得到肯定和留存,汇人历史的传续之流”。(张江,2014年b)

   二是价值评价的利益限定。价值评价与利益直接相关。价值的背后是利益,价值不过是利益的文化表达。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反映的不能仅仅是史家个人的利益或某一群体、某些人的利益,而应是历史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应该成为历史学家价值评价的基本依据。对于这样的评价方式,应当注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一伙关于历史评价观点的驳斥和批判。鲍威尔一伙把思想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是不成功和没有成效的,就在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吸引了群众参与,结果启蒙的普遍人类幸福理想并没有实现,革命最后以市侩的鄙俗的专制而告终。马克思透彻地批判了这种论调,认为“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启蒙思想家关于实现人类普遍幸福的思想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它迎合了群众的利益,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它把资产阶级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期待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然不可能有成效和取得成功。鲍威尔一伙在历史评价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思想与利益的真实联系,以致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对历史作出歪曲的评价。

   三是价值评价的历史限定。这就是在对历史进行评价时,不能仅凭自己的情感、立场主观认定,而是应当看其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体现了社会进步。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如果有助于推进社会进步,就是肯定性评价;如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进步,就是否定性评价。背离历史进步的价值评价绝对不能是合理的价值评价。据此,在评价上应当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如对待奴隶制,从现代的观点看,肯定是要受到诅咒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它也代表着一种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4页)又如对待历史进步的“崇高”与“鄙俗”,也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不可作抽象的理解。马克思曾举例说,财富在古代人那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人那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相比之下,古代的观点比现代的观点“显得崇高得多”。但是,如果不是表面地、抽象地看,而是放到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评价的话,“崇高”与“鄙俗”就需要作新的理解了。“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用一种怀旧的、诗意的“崇高”来看待社会发展,必然会作出似是而非的评价,甚至对社会发展作出严重的误导。因此,价值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进步。

   历史价值评价涉及道德评价,但又不能归于道德评价。仅从道德上来评判历史,不可能真正揭示其“历史正当性”。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就曾谈到关于历史的道德批判问题。针对海因岑把历史和道德对立起来进而用道德来评判历史的观点,马克思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称海因岑为“道德高尚的庸人”,指出他用所谓公平的道德来评价社会历史的做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把发展说成是道德上的背弃不过是庸人之见。“背弃!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固守一种陈旧的道德标准来看待历史,自然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历史阐释的“事实限度”

   历史学不是形而上学,它所依据的是历史事实。但在历史研究和历史阐释中,何谓“历史事实”,却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19世纪,史学界盛行的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把“事实”理解为历史的全部,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收集史料、辨析史料、整理史料。继实证主义史学之后,对“事实”的研究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后现代解释学的冲击,如何看待历史事实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后现代解释学那里,所谓的“历史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历史学家所理解的事实,“存在就是被解释”。这样一来,历史根本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因为历史事实就是存疑的,那么由此建立起来的历史也就很难是确信无疑的。这是对史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如何看待“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历史已经逝去,历史事实不可能直接呈现,它只能借助于阐释、书写“复原”出来。卡尔对历史事实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历史意味着解释。”(卡尔,108页)历史事实确实需要阐释,但这种阐释并不是任意的,同样有一个限度。其基本的限度就在于:被书写的历史事实不是主观认定的,它必须有确凿的根据,包括文献资料的根据、考证学和考古学的根据等。虽然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也可能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核实、辨别,还是能够弄清楚事实真相的。这就是说,历史事实不排除阐释,但无论怎么阐释,都不能否定和推翻客观的事实。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史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可能会有某种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一致的。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所谓“历史史实”,是不足为信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角度的不同并不能取代历史事实的真实、客观。卡尔指出:“不能因为从不同角度去看,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就推论出山在客观上是没有形状或有许多形状。并不能因为解释在建构历史事实中起着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不是完全客观的,就推论出这一解释同另一种解释同样好,就推论出历史事实在原则上没有服从客观解释的义务。”(卡尔,112页)假如没有历史事实,有的只是不同的看法,那么史学的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探讨历史便成了一个“伪问题”;假如没有历史事实,也就没有历史科学,无视事实的科学难以成为科学。

   要尊重事实,还需要对事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按照唯物史观,在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和理解上,应当注意把握这样几点:

   其一,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历史事实。这就是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事实。因为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管中窥豹”,其实连一斑也难以辨认。唯有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待事实,才可能对事实有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列宁在谈到对待事实的态度与方法时就讲过:“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一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对于研究的整体性,法国的年鉴学派也特别重视并有独特的论述。年鉴学派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来阐发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时间分为两极:一极是“瞬时性”,一极是“长时段”;瞬时性指向的是事件以及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而长时段指向的是趋势、周期、结构以及呈现它们的整个社会历史。他们不否认瞬时性,但更强调长时段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并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更好地把握瞬时性即具体历史事件,唯此,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布洛赫,第23页)。

   强调总体性,并不排斥对历史细节的研究。要弄清历史事实,一些细节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和必须的。有时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和来龙去脉,甚至需要非常精细的考证和辨别。这是史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但是,历史事实研究不能混同于历史细节研究。历史细节可能掌握得非常具体,但历史事实不一定弄得很清楚。历史细节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因为历史细节纷繁复杂、有轻有重,并不是所有细节都有助于弄清真相,有些细节还可能掩盖真相。所以,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应当重视的是那些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

   其二,要从过程来把握历史事实。历史发展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内在脉络的连续过程,各种历史事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环节和要素,每一种事实只有放到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看待和清楚的说明。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中世纪研究中割裂历史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就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非历史的观点把中世纪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中断,中世纪的进步完全被忽略和否定,“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不能用后来的偏见割裂历史,不能用割断历史的方法来孤立看待历史事实。

   从过程来把握历史事实,还有另外一重含义,这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从史实来看,历史事实真相的暴露是一个过程,而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和揭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往往迫使历史学家重新修订或改写历史,但每一次修订或改写,都是接近历史的真实。追求历史真实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伴随研究成果的累积,研究也会越来越近于历史真实。即使一些研究成果在后来的史学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充分乃至是错误的,这也不是怀疑历史真实的理由,因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随着条件的改变和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也会逐步提高,历史事实随之会得到越来越清楚的呈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的认识确实具有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并不排斥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在相对确定的范围内,对历史的某种认识就是确实可靠的、客观真实的。不能拿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对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必须谨防由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前者是以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后者恰好是要摧毁这一前提。

其三,要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历史事实。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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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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