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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的正当性

更新时间:2006-12-25 00:18:00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2000年2月,德国西门子基金会的迈尔(Heinrich Meier)博士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为甚么要政治哲学?"的讲演。同年,迈尔应聘为芝加哥大学Georges Lurcy客座教授,5月到芝大用英文又讲了一次这个题目。《为甚么要政治哲学?》(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就是这篇讲演的内容。有理由断定,《为甚么要政治哲学?》的书名来自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这样一句话:"为甚么要哲学?"

  现代哲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哲学或科学本身的意义悬而未决。只要提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即可了然:曾有一段时间,哲学或科学普遍被认为是、或者能够或者应该是社会行动的最佳指南。眼下十分流行讨论政治神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仅此足以表明哲学或科学的社会重要性已经变得可疑了。我们再度面对"为甚么要哲学?"(Why philosophy?)或"为甚么要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曾是哲学滥觞期的讨论焦点。可以说,柏拉图诸对话的目的无他,昭昭然如是:在全城议庭这个政治共同体面前辨明哲学或科学之正当性,以回答"为甚么要哲学?"或"为甚么要科学?"。究其根本,中世纪哲学同样如此:在律法或律法书的议庭面前辨明哲学或科学之正当性,不得不提出"为甚么要哲学?"或"为甚么要科学?"。哲学的这个最最根本的问题--关乎其自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问题,对现代哲学来说不再是一个问题1。

  凭甚么断定迈尔的《为甚么要政治哲学?》来自施特劳斯的这段话?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本小书是他近20年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结果。了解一下迈尔近20年来的研究,这一问题就清楚了。

  获得博士学位后,迈尔没有像通常的德国学人那样写教授资格论文,然后在大学谋职。1983年,年仅30的迈尔完成了一部"功夫"之作: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论不平等》(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的德文重译本。这个本子由迈尔根据《论不平等》的原版和手稿编辑、翻译(法德语对照)并注释,附有卢梭与该书相关的书信、当年对卢梭的批评以及卢梭的反批评。

  这部功夫之作是施特劳斯教导学生的解读经典的做法,有如贝纳尔德特(Seth Benardete)、布鲁姆(Allan Bloom)、罗森(Stanley Rosen)之于柏拉图或曼菲尔德(Harvey C. Manfield)之于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重新翻译和注释经典文献,看起来像国学界的古籍整理,其实不然。施特劳斯告诉学生们,直到十八世纪,西方哲人的写作都还十分顾及迫害和检控。搞清楚一个哲人如何在迫害和检控的社会处境中写作,不仅关系到恰切理解古典文本,而且关系到为甚么要哲学。迈尔为《论不平等》新译本写了长达近60页的导言《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关于这部著作的修辞和意图的导论性研究》2,就是依据施特劳斯关于"迫害与写作技艺"的观点来解读卢梭3。

  施特劳斯在30年代离开德国去英伦研究霍布斯(Thomas Hobbes),然后流亡美国,一去不返。施特劳斯虽然在流亡前发表过著作,德国学界早已不记得他。1988年,迈尔出版了《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und"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Zu einem Dialog unter Abwesenden)4。这部篇幅不大的论著给德国的施米特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也正是由于这本书,德国学界才记起施特劳斯。施米特早年的一位博士生对迈尔说,早在30年代,施米特就对他说过:施特劳斯是真正的哲学家。1997年,在迈尔指导下,德国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施特劳斯的思想评传(Clemens Kauffmann著,Hamburg/Junius 1997)。通过迈尔,流亡哲人施特劳斯回到了德国。五年前,迈尔主编的六卷本《施特劳斯文集》(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头两卷出版,迄今他还在为文集的后几卷下功夫。

  迈尔的研究从施特劳斯式的哲学史研究路向起步(卢梭译注),然后转向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对比性研究。在随后的《施米特的学说:四论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Die Lehre Carl Schmitts: Vier Kapitel zur Unterscheidung Politischer Theologie und Politischer Philosophie)5一书中,迈尔进一步阐发了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两年后,迈尔发表了《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哲学史与哲人的意图》(Die Denkbewegung von Leo Strauss: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Intention des Philosophen)6,解释施特劳斯的哲学史研究的意图。

  为甚么迈尔要转向研究施米特,而且从施特劳斯在1932年对施米特的一篇短篇评注入手?

  这一研究的转向乃至以后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对比性研究,似乎都是为了逼近眼下这本书的论题:"为甚么要政治哲学?"。这一论题的另一个说法也可以是:何为施特劳斯的哲学史研究的意图。

  施米特将自己看作"政治神学家",或者如他自己说的法学的神学家(Theologen der Jurisprudenz),施特劳斯则把自己看作政治哲学家。去世前一年,施特劳斯自编了一部文集《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有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自编的《路标》(Weg-marken)文集,《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是施特劳斯的"路标"。迈尔的《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一书的副题"隐匿的对话",指的是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对话。把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放在一起来考察,不仅仅因为两人在30年代有过一场思想交往,这场交往深刻影响了两人后来的思想发展。更重要的是:政治神学之于施米特和政治哲学之于施特劳斯,都首先是生活方式,而且,神学与哲学的生活方式无法调和。

  搞清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无法调和,对哲学史研究有甚么意义?即便有意义,是否那么要紧?《为甚么要政治哲学?》回答了这一问题。

  施特劳斯的"路标"文集的书名虽然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但15篇论文中仅有两篇论及柏拉图的对话,看起来不过是西方哲学史论,与柏拉图不大相干。然而,根据这部文集,迈尔把施特劳斯称作"柏拉图式的人"(der Platoniker)7。如果施特劳斯说自己是政治哲学家,这里所谓的"政治哲学"就不是如今学界通常见到的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如伦理学、美学、法哲学--之类的政治哲学,而是柏拉图式的哲学。为甚么要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说是:何为柏拉图式哲学?或者,为甚么柏拉图式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

  《为甚么要政治哲学?》一开始讲的是施特劳斯在芝大退休前一年发表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一书中所讲的故事:阿里斯托芬以城邦敬奉的神的名义羞辱苏格拉底。人们记得的苏格拉底形象,通常是色诺芬、尤其柏拉图作品记叙的苏格拉底--德高望重的哲人形象。但在阿里斯托芬的记叙中,苏格拉底显得像丧家犬。与《申辩篇》中人民法庭的指控不同,阿里斯托芬嘲讽青年苏格拉底对于哲人应该如何与社会相处没有清楚的意识,没有想过哲学探究和哲人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基础、法律、制度、家庭、公民的政治意见和宗教信仰会有甚么影响,也就是说,哲人没有能力证明自己生活的正当性8。

  但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批判,不是"一个敌人的批判"(die Kritik eines Feindes),因为,"阿里斯托芬远不是苏格拉底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9。他表面上嘲讽苏格拉底,其实出于好心,劝诫苏格拉底明白自己面临的政治问题。阿里斯托芬以诗人身份批评哲学,借用了公民的意见--政治神学的现实,诗人懂得人的天性的差异及其精神需要和灵魂(心理)渴求。阿里斯托芬对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的批判,导致了苏格拉底转向政治哲学--"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转向政治哲学的苏格拉底"(die Wendung vom vorsokratischen Sokrate zum Sokrates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与其说柏拉图和色诺芬记叙的是苏格拉底形象,不如说记述的是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10。回答阿里斯托芬的批判,哲学就得成为政治哲学,在柏拉图-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那里,为甚么要政治哲学就成了中心问题。

  已经清楚,所谓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为甚么与当今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含义完全不同。当今的所谓政治哲学,指的是政治意见、方案和信念。这样的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理论是"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现存秩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bestehenden Ordnung),并没有触及哲学和哲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为甚么要哲学11?

  搞清哲学和哲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对于哲学史研究有甚么意义呢?

  施特劳斯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一书序言中提到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尼采哲学是从批判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开始的,《悲剧的诞生》不是美学著作,而是政治神学,因为,尼采采纳了阿里斯托芬的立场来攻击柏拉图的苏格拉底12。尼采把苏格拉底对悲剧精神的拒绝看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导致知性的力量"为个人和民族的实践目的"服务,"在普遍残杀和连续移民之中",人类剩下的最后一点责任感是,"像斐济岛上的蛮族那样子弒父、人相残"13。显然,尼采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批判是政治批判,而"并非仅仅是理论性的,他关心德国的未来或欧洲的未来--人的未来"14。海德格尔推进了尼采的见解,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看作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尾随其后,非杀死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可。如果尼采意味着西方哲人的根本转变--海德格尔、德里达推进了这一转变,哲学和哲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是否也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表面看来是对阿里斯托芬所有喜剧作品的解释,针对的却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为苏格拉底的"政治转向"辩护。"哲学的政治转向"(die politische Wendung der Philosophie)首先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既然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询问正确(Richtige)的生活、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提出这一问题,与哲学相关的崇高、高贵、美和适宜的观念就难免与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意见相冲突,哲学本身就是风险(Risiko)。阿里斯托芬的哲人批判引出的问题是,"哲人生活需要保护和辩护"(Schutz und Verteidigung des philosophischen Lebens)。这不是要寻求哲学在"政治上的清白"(politische Unschuld),而是建立另一种政治行为--与社会及其律法的关系15。

  要搞清楚施特劳斯的意图,还得回到迈尔十多年前研究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问题。

  施特劳斯的位置是政治哲学,这一位置的含义是:维护哲学和哲人生活的正当性,坚持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阿里斯托芬的政治神学的回答。政治神学并非施米特发明的新鲜玩艺。1992年,德国的古代史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写了一本小书《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zwischen ?gypten und Israel),由迈尔主持的西门子基金会(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出版,三年之间印了9,000册。迈尔为这本书写了导言:《甚么是政治神学?》(" Was ist Politische Theologie? " )。迈尔为阿斯曼的小书写前言是要说明,政治神学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它指这样一种"政治理论、政治教义或者政治立场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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