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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十四五稳定经济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更新时间:2020-11-12 22:25:28
作者: 徐林  

   我国正面临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挑战,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挑战因素不断增多,大国间战略利益博弈复杂激烈,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将艰难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将受到新的冲击。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恢复常态困难重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创新形成的新动能。

   国内要素条件趋于恶化,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生态环境、结构失衡等边界约束条件日益收紧,制度性结构矛盾更加突出。

   如何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更好谋划“十四五”发展,需要我们看透基本态势,直面突出挑战和问题,寻找科学合理的出路,实施坚定有效的举措。

  

   一、 合理引导未来增长预期

  

   明确发展目标从来都是国家发展规划面临的头等大事,这是引导未来预期和政策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15%,在上海等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30%以上。由于“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18%。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储蓄率逐渐下降。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6%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还在继续快速下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白重恩教授研究表明,我国资本产出率增速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3.94%下降到了2008年后的年均0.62%),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60岁)平均每年净减少300万人左右,劳动力供求关系因此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不少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因此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产能溢出效应十分明显。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趋势。清华大学白重恩的研究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6.24%下降为2008年后的年均3.18%。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加总构成的。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由于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速在2019年开始出现负增长,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不少汽车企业陷入亏损困境,且可能持续数年。

   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的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比如,网上零售过去五年虽然年均增速达到30%左右,但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从10%左右下降到了只有8%左右。

   服务业增速高于制造业和农业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GDP=C+I+(X-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 X为出口,M为进口。这说明支撑GDP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全球经济衰退和贸易环境、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出口恐难有大的增长作为。

   国内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居民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即便是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稳定,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左右。因此,研究设定“十四五”增长预期目标,可能不得不将预期增长目标,确定在相比"十三五"规划目标而言更低的增长区间。

   从过去的经验看,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对各省区市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出于稳定信心而确定过高的预期增长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最终会影响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二、 稳定经济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左右的区间,如何更好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从目前的基础条件看,由于要素条件的改善并不容易,必须花更大力气采取措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而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来推动并稳定增长速度。

   实际上,我们仍有较大空间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全方位创新,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有效的创新激励,缓解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持续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 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核心是推进全方位创新。

   1.努力稳定并改善劳动力供求关系。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

   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女40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各类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被闲置浪费。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合理,但制度设计过于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并提高利用效率;

   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实施完全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还可视生育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和过低生育率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应该加快教育实质性改革,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化专业设置,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家发展需要以及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而不是行行出官员的专业至上文化,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从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已经是一个全球研发大国,研发经费投入已经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研发投入的总和,年注册专利数已连续多年名列世界第一。

   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我国还远不是研发强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与美国相比有较大差距,国家基础研究能力还有待大幅提高。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注册数量虽然连续多年名列全球第一,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

   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高度依赖进口,受到发达国家制裁和禁运时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总体上处于有利地位。

   但不幸的是,目前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正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保护竞争优势等为借口且带有敌意的高技术封锁禁运和发展遏制。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技术禁运在美国主导下正在进一步强化。

   在外部压力遏制日益强化背景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幻想和依赖的技术和产业政策,可能都显得过于天真,在政治上也难以被接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必须在部分关键领域强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制造业基础性核心技术、数字计算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维护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安全。

因此,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应该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我国在科技领域或许更具备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条件,值得为之加大努力,当前也具有现实紧迫性。这相应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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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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