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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十四五稳定经济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更新时间:2020-11-12 22:25:28
作者: 徐林  
提高政府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比例,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短板的研发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自由的创新环境。

   在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时,要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激励对科技研发的人、财、物投入,让投资者和科研人员更多分享研发成果商业转化形成的收益。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创造条件更多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创新和研发资源。要形成更具激励性的系统性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发展环境。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必须是更广泛更深入的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今后外部国际环境可能对中国带来诸多挑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看起来是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利益博弈的激化,并可能继续演变为多个领域的矛盾和斗争。

   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是我国与整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所在。这些新挑战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准入开放,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更全面地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接轨,对等开放将成为未来我国参与构建多边、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条件。

   此外,企业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和要素,还需要全方位了解各类海外传媒信息,需要对海外媒体信息的更广泛更及时的获得。这是因为我国自然禀赋的缺陷和已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更多以全球视野配置资源,构建我国的全球利益分布格局,这自然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政府应该为企业和投资者全球化配置资源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撑。但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和做法。

   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这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的开放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并导致贸易扭曲。

   所以,在开放环境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各类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

   又比如,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后,国内投资者要对境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就需要及时掌握海外信息特别是被投企业的足够信息,如果不能从海外媒体获得及时信息,将可能影响投资决策并导致失误,这需要解除对海外媒体和信息的现行封锁。

   在服务领域,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当日益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后,我们传统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是否还适应未来维护全球化国家利益的需要,也值得认真研讨并做出改变。

   5.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5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多一点。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

   我国能源资源条件不允许我们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甚至更多,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0.1万吨,总金额15881.7 亿人民币;天然气9039万吨,2551.8亿元,总价值约3000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3%,且还在进一步上升。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由于战略储备严重不足,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真实的风险敞口特点,在特殊时间极有可能演变成安全危机。

   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

   二是尽快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能够自给的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大对风能、光能相关的材料技术、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等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推广,提高转化效率,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的电气化和电动化,推进分布式清洁能源体系建设和能源互联网建设,实质性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等绿色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这一替代不仅具有绿色低碳和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减排意义,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6.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增强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和恒心。

   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超过了70%。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

   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且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而不是将经营利润更多转化为投资,是这类担忧的一种响应性表现。

   过去,执政党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白猫黑猫”理论,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激励了非公有经济的大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在新时代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

   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五是减少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对资源特别是要素的直接配置,真正让市场对资源和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的作为更多聚焦在公共服务、信息引导、秩序维护、基础设施等领域。

   (二) 以放松管制为重点释放并稳定内外需增长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从需求侧来看,依然需要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但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等刺激需求的政策,功夫实际上依然在供给侧,与供给侧制度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

   1.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国内需求总体上是就业、收入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函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保持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在制度上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

   在中国,尤其要注重发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效应,国内部分城市试图通过赶人的做法控制城市规模,实际上扼杀的是城市内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从企业税费负担来看,我国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导致企业税负偏重,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和公积金负担,并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优化保障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

   从长远财税制度建设和财税制度国际竞争角度看,应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结构,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逐步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过渡,使企业税费负担具有国际竞争力。

   为了使降税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政府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项目,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面子工程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逐步降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特别是竞争性领域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民生福利和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十四五”期间,各级政府要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2.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城乡融合发展主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以及城市化基本稳定后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安排。我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基本稳定,较大的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是推进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2倍后,城市化动力才减弱并趋于稳定。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2.68倍,落后地区城市人均收入与发达地区城市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还十分明显;中国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为1:5.36:4.1,这么大的差距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强劲动力。

   此外,无论是用非农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还是用非农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现有61%左右的城市化率都远远低于上述两个比率(分别为92.8%和73.9%)。这说明我国不仅还远未到逆城市化的阶段,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城市化滞后现象,需要继续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自然发展创造条件。

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和创新的内容,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具有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效应。我国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实际水平,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应该采取措施允许2.7亿进城农民工和近1亿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自主选择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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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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