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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民:战时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与华北日军的占领政策

更新时间:2020-11-12 10:35:26
作者: 祁建民  

   摘    要:

   战时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农村的认识和实地调查成果与侵华日军制定的“治安战”政策之间在内容观点上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战时日本学界的有些认识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这影响到日军的政策制定。日本学者从对日本农村研究的经验出发,强调中国农村的自然村性质,日军在华北农村建立“自治自卫”体制,也要利用行政村制度,特别是保甲制来控制农村。近代日本学界从共同体理论延伸出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观点,由此为侵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日军解决中国农村停滞与贫困的所谓主要方法就是由新民会建立合作社。中国农村虽然有宗族组织的影响和家族主义观念,但在进入20世纪以后已经出现了抵制和摆脱旧的伦理和家族制度的动向。日军作为侵略者,其政策目标是要利用华北农村的自治资源为其占领统治服务,其所宣传的华北“建设”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控制与掠夺。日军利用“家族主义”并大肆宣传,企图依靠已经走向衰落的宗族制度和旧伦理意识消除中国人的抵抗。华北日军制定的“治安战”政策只会走向失败。

   关键词:日本对华认识; 华北农村调查; 华北日军; 占领政策;

  

   近代以来特别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与分析研究。近年,作为研究资料,这些调查成果已经为学界广泛重视和使用。但是当年这些农村调查研究与日本侵华政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学界对此则缺乏深究。日本学界虽然有些议论,但看法不尽相同。例如作为当年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组织者的东亚研究所学术部委员长山田三良就说,这项调查并不是为了制定政策,但是调查结果被制定政策时使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曾参与这项调查的另一位研究者福岛正夫则指出山田三良的活动就是配合政府政策的。[1]但是,至今为止,这些调查活动与成果究竟在日本制定侵华政策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却依然缺乏研究,许多内情尚不明晰。另一方面,华北日军在占领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治安战”政策,其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所开展的抗日活动。对于日军的这些占领政策,一般研究都止于对其野蛮残暴与掠夺镇压的揭露上,至于这些政策的形成过程,即日军是基于怎样的华北农村认识来制定这些政策的,则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从战时日本学界及调查机关的华北农村认识与日军占领政策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以上两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初步分析。

  

   一、“自然村”理论与“自治自卫”政策

   战时(1)1日本对于中国农村组织形态的基本认识就是“自然村”理论,认为中国农村内部具有强固的自治资源,村民相互扶助、共同自卫,由此维护了内部秩序和村落安全。(2)2华北日军在制定“治安战”政策时十分重视这一特征,企图利用村落传统秩序规范和自治资源,建立村落“自治自卫”体制,弥补日军兵员的不足,对抗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抗日活动。

   日本学界的“自然村”概念本来出自对于日本农村研究的总结。近代日本研究者根据村落共同体理论对日本农村展开研究,开始时主要分析亚洲村落共同体的普遍特征。人类学学者铃木荣太郎则关注到了日本村落的独自特点,他根据日本村落的实际状况认为其原有的社会构造与近代政府编制的行政村不同。与行政村相对,他称这种传统村落为“自然村”。自然村在“ムラ”(村)的共同性活动范围内有着重叠性的互助和连带关系,例如讲、结、组、水利团体和屋根葺等组织以及丧葬仪式和劳动力交换等。自然村内的人们不但在生产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也存在强烈的共同意识。[2]

   日本的中国农村研究者在对中国农村研究中发现了类似情况。早在昭和初期,日本著名学者根岸佶就提出中国人对于故乡十分留恋,中国村落内农户居住密集,在村落周边常筑有土墙等自卫设施。如果是单姓家族村落便设置祠堂,如果是复姓家族村落则建有村庙。这些地方不仅是村民祭祀和会餐的地点还是村内进行审判与行政办公之所。村落不仅是个租税连带单位,甚至在名誉、荣辱上也都共为一体。[3]其实自然村理论是对前近代社会的一般性概括,由于生产力低下,国家权力不能有效深入到基层社会;以及阶级分化的缓慢,村落成员之间在生产、生活和安全上的互助合作与连带关系普遍存在,日本和中国的传统村落亦有相似性。

   战时日本政府动员大量学者参与对作战对象国家和占领地区的调查研究,提出要集结精英学者,开展官民合作,以“根据科学研究来制定国策”[4]。许多重要学者参与到对中国的调查研究中。日本战时开展的华北农村调查是在近代学界对华学理认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平野义太郎是近代日本研究共同体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战时他对“大东亚共荣圈”和中国农村的研究十分投入。他认为东亚世界的特点就是在亲族邻保的团结互助以及乡党协同组织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伦理,在中国村落生活中,村民与国家的联系并不多,只有警察和租税关系。传统村落与政府划分的行政村以及保甲组织不同,乡村固有的地方自治依然保持独立性。[5]平野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从家族开始的,首先是以家族为单位构成自然村,然后是以集市为中心的部落联合(乡村),再上一层则是农村的小镇,最上一层则是乡土社会的边界即县城。他强调,日本对中国的“再建”也要重视这个乡村自治原理,因为村落是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也是“大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点。[5]

   近代日本学界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的共同体问题,把共同体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所在。[7]许多人将中国村落的自治和连带关系认为是原始共同体的表现或遗存。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中,平野十分关注河北省顺义县(现属北京市顺义区)沙井村的“会首”和“村公会”组织,认为这就是村落共同体的具体表现。1941年,平野发表了《会·会首·村长》一文,认为由会首们举行的聚会与协商组织即村公会就是自然村落的自治机关,这与政府编制的保甲、邻闾等行政组织系统不同。村公会以村庙为中心,拥有自己的财产。这种村公会并不是由政府设立的,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生活形态,这也就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即共同体性质的集团。(1)3平野其后又发表了《作为华北村落基本要素的宗族和村庙》,继续强调中国村落中存在着很强的共同体性质的社会关系。[8]他还发表了《规范中国乡党社会生活的民族道德———以功过格为中心》,强调村落规范意识的同一性,以此证明共同体关系的存在。[9]

   日本研究者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中还确认了中国村落也是一个税赋连带责任团体。华北地区从清朝直到民国时期,县府将村落作为税收单位,先把一个村的赋税总额告知村长,由村长负责催缴。当有人滞纳时,县府便将村长扣留在县城。滞纳的村民得知村长被扣,便会想方设法凑足粮款,将村长赎回。到了1940年代进行惯行调查时,滦城县政务警察处的警长还说,这种方法十分有效。[10]

   满铁调查部的中国农村研究专家清水盛光在其193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从自然村与行政村的概念延伸出“自律的”自治和“他律的”自治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中国村落的自治来源于村落结合这个纽带。村民的连带关系是基于其共同生活的必要,这是从他们的村落生活中自然产生的,而国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便对这种连带行动加以规制,这是“他律的”自治或“构成的”自治,而前者则是“生成的”自治或“自律的”自治。“他律的”自治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就是保甲制。[11]

   参加了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福岛正夫根据对北京郊区农村的考察发现村民间存在着自发的结合,由村民代表发起、组成村落会议,村落制定有关于自治的规范即村约,内容涉及治安、教育、卫生等方面。如果村内发生了重大问题则交由警察解决。[12]“蒙疆政府产业部”的调查表明,在当时河北省宣化县农村的自卫团中,依然有农民自发组织和县公署命令组织这两种形式,特别是在治安不好的地方,自发组织的自卫团更多。[13]

   以上日本学界关于华北农村自治资源的这些认识即成为了华北日军制定占领政策的重要学理依据。华北日军面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民众动员和游击战争,深感疲于应对,为此日军企图利用中国民间自身的力量对抗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治安战”。日军在《治安强化运动指针》中提出,中国农村是一个相互扶助的自治团体,中国共产党势力进入华北并迅速发展的原因就是趁现在农民自卫力量不足的空虚,通过“巧妙宣传”和“武力威胁”而在山西、冀中、冀南和山东等地扩大势力。日军要强化治安就必须要提高农村的传统自卫能力。[14]日军认为,中国乡村的自卫传统与日本人的保卫家园意识相同,不过日本近代的国家行政机关和警察已经按照法律实现了对国民的保护,但是中国依然没有出现近代性的国家组织和警察制度,所以民众就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农民们自发组织了红枪会、联庄会、大刀会等实行自卫。(2)4为此日军提出,本来农民的这种自卫心理与政治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对于这种单纯的自卫心理不仅要诱导,还要加以政治上的“指导”,给这种自卫加上“剿共”的意义。[14]日军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赤化”就是利用了乡村的自卫心理,所以,日军要打败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研究乡村自卫的具体手段,更要注意在精神上的“指导”,把“剿共”作为乡村自卫的新目标。[14]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统一战线将以农民自卫活动为基础的势力引导到了抗日上[17],为此日军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战,其重点就是把“剿共自卫”作为核心,组织民众。[18]

   华北日军把新民会作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日军认为,华北的自然村是农民传统自治生活的场所,现在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协同性,村民缺乏近代意义的独立性。村落封闭,与外界———不论是与土匪还是与国家行政机关———打交道都是以村落为单位。只要利用这种封闭的协同性就可以掌握广大民众。为此日军指导新民会在各地建立分会,规定新民会分会要以村落为基础,不能忽视村落的传统势力关系,要加以利用,将这种传统势力诱导到“反共”方面。[19]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1941年的《剿共施策要纲》中提出,军、政、民等各机关的所有政策都要集中在强化乡村自卫能力上,把“剿共”作为核心。治安肃正首先要加强乡村自卫,其重点在组织民众,依靠民众自身力量来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特别要指导新民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使其成为民众的核心。[20]形成这种自卫不但要对农民加以组织,还要有建筑防卫设施。1941年2月28日,日军长岭喜一大佐在宪兵和新民会职员会议上指示各部要强化乡村自卫能力,在村子四周修建土墙、挖出壕沟。[21]为配合日军,新民会的所谓“理论家”缪斌在其关于“新民主义”的阐述中专门加上“亲乡”一项,说故乡就是父母兄弟共居之所,乡里最亲,这是地方自治的基础所在,也是民众教化之所。要以此实现醇风民俗,使人民安居,遵守本分。[22]

   除了建立新民会,日军还直接在农村开展宣传活动,组织自卫队。日军在惠民县派遣指导员举办讲习会,并指出要建设“理想农村”,将农村组织化。日军把庄长作为村落代表,规定庄长要绝对服从日军,按时报告情况,还向各庄自卫队提供武器,向未建立起组织的村镇派出密探侦察游击队等。[23]驻蒙军在总结对蔚县占领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以日军为后盾增强村落自身的自卫能力,由此取得了预想外的效果。[24]

   日军为建立“自治自卫”体制,不但要利用村落内部的传统自治资源,还要利用其他横跨村落领域的联庄会和社会结社等民间组织。日军在刚刚侵入华北时就提出华北农村的自卫组织有长久的传统,在战乱中许多组织又有复活,要利用这种自卫组织。例如依靠民团、联庄会等迅速建立起自卫团。[25]日军在关于山东治安肃正调查报告中提出要注意利用已有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山东结社很多,如加以利用便会取得良好效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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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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