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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民:战时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与华北日军的占领政策

更新时间:2020-11-12 10:35:26
作者: 祁建民  
保甲制属于行政村编成体制,虽然与自然村性质不同,但是日本学界也主张这是控制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平野义太郎认为保甲制度与自然村不同,属于行政村的性质,但是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保甲制本来是为了辅助官方统治而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划制度,主要负责征税和治安。但是现在“自然村”已经把保甲制的作用吸收进去,并与其融合为一体。[5]根据惯行调查资料统计,1940年,沙井村所在的顺义县实行保甲制后,33个村中有26个村依然保留着会首制。[26]村民说:“现在的保甲长与会首是一样的。”“即使村长变了,会首也不变。”沙井村村长也说,在他当了村长以后,会首的组成“并没有发生变化”[29]。在华北村落,打更是村内冬季自行组织的一种治安协作活动,但到了1940年代,打更被正规化和制度化。先是由村长与会首协商制订了《博夫规章》,详细规定出轮流打更的办法。后来,县政府下令建立保甲自卫团,打更组织及其机能便全被纳入到自卫团之中,由乡政府管理。村落在农闲时还要派人到县里参加训练。

   日军在华北农村建立“自治自卫”体制,也要利用行政村制度,特别是保甲制来控制农村。日本方面认为保甲制很适合“喜欢靠小聪明获得狭隘利益和追求安逸的”中国人的民族性,邻里之间相互扶助和监督不仅与国家的目的一致,而且这种法令简单易行。[30]日军田中要少佐认为保甲制度最适合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民众经常叛乱,但依然延续下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长达3000年的保甲制。现在建立保甲制容易实现“匪民分离”,因为在实施保甲制的村落内有连带责任制,外人不能进入。[31]

   《剿共施策要纲》中还提出,强化保甲制,严格实行连坐。[20]特别是在受到中国共产党百团大战打击之后,日军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要进一步确立保甲制度以从中国居民那里获得情报。[33]日军的第110师团在《肃正建设计划》中提出要迅速在重点地区建立保甲制度,组成保甲自卫团,防止“敌人”潜入开展地下工作和收集情报。日军还提出,在对保甲自卫团的军事训练中要进行彻底的反共亲日教育,使民众养成对“组织”的团结心。[34]

   日军在占领区广泛建立了保甲制。福岛正夫在农村惯行调查中就发现保甲制在日本占领的地区迅速扩充,以前的村长都变成连保长,并由此建立自卫团,但与以前的保卫团性质不同。[12]福岛在华北日军司令部资料课中看到了军方关于保甲、民俗习惯、保卫团和秘密结社的有关调查资料。[12]当时日本学界在进行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时与日军多有交流,如福岛正夫等在华北农村调查时就访问了在北京的兴亚院机关、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还与县公署的日本顾问交换意见。[12]实际上,惯行调查的有些观点也为日军直接采用,例如惯行调查的学术指导末弘严太郎在调查方针中提出,这次调查针对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法律习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渗透能力有限,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是所谓“活着的法”。这种法律习惯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现实生活一起流动变化。[29]而华北方面军的《剿共指针》中就提出,把握中国人的民心时要注意到中国社会相对于成文法,不成文法律才是更重要的。[39]

  

   二、华北农村“停滞论”与经济掠夺

   近代日本学界从共同体理论延伸出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观点,由此为侵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就说:这次日军进入中国“就是依靠皇军的武力将中国社会中那些被称为‘亚细亚的’停滞性政治支柱的军阀统治,从中国广大的地区扫除掉。由此,可以最终克服中国社会那种特有的停滞性”(1)5。正如谷川道雄战后所指出的,按照中国发展停滞的观点“就导致出这样一种理论,即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和领导,中国的近代化是困难的。其结果就使得日本侵略中国得到正当化”[40]。

   日本政府把对华北的侵略政策说成是以华北民众的安宁福利为主旨,要指导建立“更生新支那”势力。[41]日本提出要在华北排斥英美、驱逐国民政府、消灭中国共产党。[42]实际上就是要由其独占。当日军占领华北后,按照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提出了要进行所谓的“建设”,以促使“停滞落后”的华北发展。但是,日军的这些“建设”不但没有改善华北农村的凋敝,反而使之更加困苦。这是因为日军要在华北开展的所谓“建设”只不过是其扩大侵华的借口,“建设”的内容就是对华北实行掠夺。

   战时日本学界关于华北农村经济研究的基本观点就是华北农村发展停滞、落后贫困。日本经济史家柏祐贤在关于华北农村经济的著作中认为,华北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种“零细小农的商业化社会”。华北虽然商业化高度发展,经济活动中可以自由契约,但这是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中国社会自古商业高度发达,不过这只是以贫困小农为对象,没有发展成重商主义,如同西欧那样向外发展、增殖财产,因而这种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大量零细小农的存在是造成停滞的主要原因,而导致零细小农大量存在的根源则是极端的人口过剩和特有的财产均分制度。这些小农完全依赖中间商人,被其剥削。所以这是一种不利于小农的商业社会。由于农民无法获得利益因而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只能越来越零细化。[43]

   平野义太郎分析了中国农村疲敝的原因,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这种体制又与土豪劣绅、地方官吏结为一体,控制整个社会。现在要解决农村的疲敝、救济农村、再建经济就要对乡绅和地主的性质进行改造并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以发展生产。[5]清水盛光提出中国社会是一种环节社会。他说中国政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绝对专制主义”,绝对专制主义的客观基础就是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存在,这种村落共同体构成了迪尔凯姆所说的非近代的“环节社会”。中国村落的这种环节社会依然停顿在非常低级的状态。[11]

   日军接受和宣扬这种“华北发展落后贫穷”的观点就是为其占领政策提供借口,也是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寻找根源。日本方面在调查报告中说,现在中国社会的特征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主、官吏和买办资本三位一体,并从属于外国势力,这大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华北社会的特征就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属于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华北农业以零细小农为主,农业技术低下。由于高地租、高利贷,农民深受剥削,加上天灾战祸,农民大量破产,沦为债务奴隶,这就是共产党得以发展的“温床”[17]。有的日军认为,在中国农村中封建高利贷资本、极恶的土豪劣绅、残暴的军阀和不顾地方困苦的“中央集权”共同造成了农民的苦难。这种社会的不合理和矛盾就成了农民接受“赤色”思想的根源。[47]

   日军把自己说成是解决华北贫困的“救星”。日军声称,贪官污吏、奸商劣绅等造成了民众的痛苦,“华北治安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场运动要以“王道为根本”[18]。日军在《剿共方针》中提出通过扫除中国的多年陋习和贪官污吏,革新民政、安定民生,由此就可以达到“剿共”的目的。[39]日军强调维护治安是“建设”华北的第一步,要用武力维护治安,所以开展了“治安战”。日军认为,华北社会停滞的根源是在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顽强保留着封建性,农业生产的剩余利润不能促使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直接造成华北农民的生活困苦。华北农民首先要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免除自己和村落被害,为此就必须依靠武力维护治安。[19]日军提出,新民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组织基础。村落内部的家族矛盾、水灾以及对于租佃关系的调整和债务的整理都需要由新民会解决。[19]日军把经济和金融工作也作为其“剿共”的一部分,强调保证重点区域的民生“安定”。日军提出,鉴于“获得民众”在“剿共”工作上的重要性,要强化合作社金融组织,实行春耕贷款,对于阻碍经济活动的商家予以适当抑制,通过金融经济活动掌握农民。[20]但贷款需要担保,这可以由乡村或邻闾来担保。[23]日军通过新民会这一傀儡组织实行对华北农村的控制和掠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日军解决农村“停滞与贫困”的所谓主要方法就是由新民会建立合作社。日本占领机构认为华北经济没落的原因除了内部的封建经济制度,还有外部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在华榨取超额利润。外国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通过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和银行联合起来压榨民众,而通过合作社实行的生产、信用、供给等就可以避免这些中间盘剥。日军“指导”的“新民合作社中央会”在各地建立分会,计划开展信用贷款并由合作社进行购买和贩卖,还进行技术指导。[54]

   但实际上,新民会合作社不但没有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反而成为日本掠夺的工具。首先,合作社对于会员贷款条件有苛刻规定,对贷款农民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必须是所谓“良民”才行,贷款采取连带制,没有担保无法得到贷款。其次,新民会的贩卖合作社决定收购价格,销售权也被新民会控制。[55]许多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并不成功,例如山西长子县的合作社全部赤字,每社平均亏损额相当于300日元,全县30余社总赤字达1万日元以上。面对此困境,日军宣抚官不得不将其全部解散。[56]刘敬忠就指出,虽然日军在华北设立的合作社达4000余个,会员有14万余人,但是效果不大,并且主要用在掠夺粮棉、盘剥农民方面。例如望都县合作社社员人均贷款额只有8.74元,保定道合作社则成为日本确保战略物资和掠夺农民的机构。[57]其实,日军在华北建立的新民会虽然大量发展会员,但许多并没有开展实质性活动,只是空壳。[58]

   日军对华北的“建设”就是一种急迫的掠夺。有学者指出,日本的华北经济开发政策非常急迫、充满野心,特别是在战争处于长期化以后,为了支持战争而强行开发。[59]日军提出,在“大东亚战争”中作为基地的华北地区其任务就是增产重要资源,强化运输能力。[14]日军在占领地区的所谓经济工作首先是要确保现地日军的“自给自足”[24]。日军宣抚官就承认他们在农村的所谓宣抚工作到后来主要就是以征集粮食为主[62],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农民的困苦。日军对华北农业进行技术指导,比如设立“棉产改进会”,但其指导农民种植棉花的真正目的就是由日军对棉花生产进行严格统制,封锁中共根据地。[63]

  

   三、“家族论”与对农村的控制手段

   “家族论”或“家族主义”是近代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普遍看法,主张传统家族是农村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在这里家父长制度依然保留,孝道伦理为主导意识。华北日军从“家族论”观点出发制定出关于华北农村的组织和宣传策略,将保甲制与家族组织结合起来,通过宣传孝道伦理观念维护日本的占领统治。

   战时日本学界认为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组织依然是家族,家族关系和家父长在农村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水盛光主张中国社会中家父长主义影响重大,儒教道德的根本就是孝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治与家父长权威在原理上一致。中国村落都是以血缘和地缘两种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由同族聚居形成的村落内部宗族组织依然存在。[11]根岸佶提出,中国的村落受聚族同居的影响,像自古以来的“社”那样生活,一族共居,上古的宗族制度依然残存。[3]

   平野义太郎认为家族制度不但是村落而且还是同乡团体和各种帮派的构成基础。他说,中国村落的基础就是家族制度,家族是乡村地缘社会的形成基础,在华北一村一姓的同族村不在少数。以共同的祖先为中心,通过血缘关系实行自治的村落在中国南北方虽然有差异,但都广泛存在。自然部落以家族为单位,其社会结合是从家族协同体和乡土协同意识出发,衍生出乡党观念。各种帮派团体组织也是以同乡为基础。[5]

日本学者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中发现村落的会首与宗族关系密切,宗族血缘组织依然发挥作用。例如在沙井村,当村长指定会首时就要考虑会首必须是宗族代表。在更换会首时,“如果在其同族中有可以胜任的人就一定要由其同族的人接任”[1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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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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