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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相怀:中国道路与人类现代化经验: 基于“使命型政党”视角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11-10 21:44:56
作者: 黄相怀  

   作者简介:黄相怀,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现代化义理又足以对人类现代化经验形成实践性与学理性反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角色定位,是中国的现代化既能吸收西方现代化经验又能反哺乃至校正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关键;而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制度资源与制度力量,则是中国有效推进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以高明策略和科学方法因应潮流,是推进现代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关键词:使命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 现代化 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由此所产生的实践和理论影响都必将是世界性的。纵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同时,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现代化义理,又超出了先前现代化的知识存量和思维认知,足以形成实践性与学理性的反哺,把人类对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功实践,不仅表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而且也超越了许多既有的现成理论,实现了人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新突破”。

  

   中国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先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学习,以及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对于人类现代化经验的丰富与充实,造就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飞跃性事件。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先发国家的影响;又由于中国比较注重学习他国经验,这种影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强烈一些。就此可以说,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与经验,滋养了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过于凸显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独特性,而忽视了中国的学习与模仿,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学习与模仿,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后对欧美和东亚国家的学习与模仿,显然将模糊历史的真相。但同样要看到的是,中国的这种“现代化学习”是一种有选择的学习,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式学习。影响这种“选择性”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治性”,即政治性越强的领域,中国学习的选择性就越强,接受的内容就越少;反之,政治性越弱的领域,中国学习的吸收性就越强,接受的内容越多。所谓“政治性”,主要是指政治理论、政治体制以及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制度安排等。

   由此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对于先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选择性吸收借鉴,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中国推进现代化呢?在大量的西方研究文献看来,答案显然是“不利”。然而深层的研究却发现,中国的这种选择性学习借鉴恰恰是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说,中国在选择性吸收之上所发展出的成功推进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对人类现代化经验的反哺。所以,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及其实现的伟大社会变革,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版”。“它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端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秉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又借鉴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

  

   “使命型政党”定位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经验对于人类现代化经验能够产生重要的增益作用?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要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来寻找。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治国理政的具体作为,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与走向,也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与成效。“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代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直接推动者,是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的规定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何种执政特质使得它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并引领中国走出一条独特而又成功的现代化之路呢?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类型。”从这一定义性描述出发,可以解读出来的是:

   其一,作为使命型政党,由于对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认知,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向着未来理想社会目标行进的一种必要的历史过程,而非历史目的本身。同时,与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即能够避免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指出的种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后果的现代化。由此,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就不会完全重复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是力图超越和升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其二,作为使命型政党,由于牢牢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就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对人类现代化非均衡后果的纠偏: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要锚定这样的执政目标不动摇,就需要执政党具备强大的政治定力,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向,而不受制于一时一地或者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愿望、要求或者压力。

   其三,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为担当使命而英勇奉献的主体责任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治国理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执掌政权,而表现为以自觉积极的态度、通过有效施政而不断达致更高目标的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担负经济社会发展领导者主体责任的根本要求。基于“利益交换”思维而设计的西方政治制度,与基于“使命责任”原则设计出来中国政治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或者说,使命型政党的执政逻辑,是“利益交换”思维完全无法理解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当然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增益和充实人类的现代化经验。

  

   整体性变革为中国现代化作了充分准备

   现代化是任何面向现代世界的国家都绕不开的必修课和主干课。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路径、循着什么样的逻辑推进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裹挟着西方因子的现代化要素不断冲击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使中国局部地呈现了某些现代化的特征。但是,由于缺乏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现代化要素与前现代要素之间的纠葛冲撞,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呈现多重矛盾交织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多数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个分权运动(摧毁传统的政治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集权运动(重建国家主权,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破解中国现代化困局的根本,在于给出一整套彻底变革旧社会的总体性解决方案并予以实现。显而易见,能够担当这重任的历史主体,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方式只能是革命。“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制度与组织,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

   实际上,正是随着一系列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系统性地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等的重构与再造。历史事实证明,这种重构与再造从真正意义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使得从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同于也不能够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及因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种扎实的基础,形成一种根本性的条件,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对世界市场的融入,而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变迁过程。尽管物质性的、经济性的因素如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是现代化的主要体现。但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根本保障作用。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重大历史变革,为中国顺利走向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等先决要素,解决了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从现代化角度看,如果缺少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治性、制度性重大变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两个巨大难题将自初始阶段即横亘于其现代化进程:一个是“动员难题”,即人财物和精神文化等要素难以动员起来全力推进现代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即便具有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意愿,但是由于缺少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权体系和制度资源,面对先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水平上的强势地位,难以聚合起现代化所需要的足够动能。另一个是“承受难题”,主要表现为:即便一些国家在动员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启动并强力推进现代化,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经济社会变迁将对其原有社会结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影响并带来极其严重的问题,比如依附性的政治运行、买办性质的经济结构以及愈益不平等的社会形态和多种文化元素的畸形混合等,许多现代化困境都是由此而来的。

   由此,以社会主义为核心架构的政治社会制度之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性政治社会条件,这就是新中国对于新时期和新时代的奠基性作用所在。现代化要素不断挤入而迎接现代化的准备不足,是解释许多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治理难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中蕴含着对现代化的最根本准备,这是中国现代化刻画出的一条有力的历史逻辑。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顺利推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学习与模仿,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但对于先进经验到底是否有用或者具有多大用处的主要原因的探究,既往的答案往往是:主要决定于后发国家的学习吸收程度。也就是说,学习吸收得越彻底越充分,这些先进经验就越能发挥作用。现代化经验自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传递得越充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就越容易成功;而传递是否充分,主要取决于后发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经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中,必然包含着许多对中国非常有启发的内容。但是也必须辩证地认识到,一方面,它所包含的技术的、管理的等体现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容,对于中国顺利推进现代化是有助益的,是具有启发作用的;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那些不能体现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容,比如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不加鉴别地吸收,则可能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因此,对中国来说,西方现代化经验具有两面性。理想的状况是,将那些有害的因素剔除出去,有益的成分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经验吸收。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但是,实现这种设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实而又棘手的是,两种要素往往同时并存、相互纠结在一起,吸收某一个方面往往意味着必然接受另外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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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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