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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启元:试论汪伪政权对中等教育的“整顿”

更新时间:2020-11-10 08:22:04
作者: 付启元  

   摘    要:

   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整顿教育事业。汪伪政权在沿袭战前国民政府教育体制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教育方针、整顿教育行政、整合多种教育形式等,在中等教育界建立起一套组织形态,目的是加强中等学校思想控制。汪伪确立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并通过强制规定教育内容、加强教育行政组织控制以及利用多种教育形式予以贯彻实施。如此对中等教育“整顿”自然是为维护其政权合法性服务的,在某些方面具有法西斯教育的特征。一方面,政权的依附性决定了汪伪教育必然会代替行使日本的意志和利益。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汪伪政府也为维护教育的民族化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总的来说,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实施的中等教育实效性有限,其“整顿”教育的努力随着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汪伪政权; 中等教育; 整顿; 教育行政与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为弥补在战场上人力物力的不足,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傀儡组织,并通过伪政权建立殖民教育体系,妄图从思想上来征服中国人民。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傀儡政权。汪伪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中等教育,对其进行了恢复和“整顿”,通过调整教育方针、整顿教育行政、整合各种教育形式来加强教育统制,将意识形态灌输到教育界,试图通过教化增强其政权的向心力与合法性。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教育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总体性研究,即打破地区划分,从整体上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教育问题。1二是地域性研究,即把区域作为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侧重于伪满及华北沦陷区的教育研究。2三是专门性研究,3研究范围主要有女子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目前关于沦陷区教育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性质、教育制度和日伪教育控制等问题。研究者大多从政治或民族主义视角来分析,认为日伪在沦陷区推行的是一种奴化教育。学界对伪满和华北地区的日伪教育问题研究比较充分。而关于汪伪时期华东地区的教育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尤其是中等教育的研究还鲜有人涉及。本文拟采用多维视角对汪伪政府在华东地区推行的中等教育进行初步探讨。

  

   一、教育方针的调整

  

   教育方针政策是教育统制的一部分。汪伪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恢复被日本破坏的教育事业; 另一方面,对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和平反共建国”既是汪伪政权的“国策”,也是其教育宗旨。作为一个外敌入侵占领后扶植起来的政权,汪伪政府在沦陷区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仇视。为此,汪伪政权调整教育方针,并通过教化增强其政权的向心力与合法性。汪伪政权多次以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发布训令,调整教育方针,强制规定教育内容。伪教育部颁行《中学训育方针及实施办法大纲》,以“训练学生反共睦邻思想,指导学生和平建国途径”为训育原则,使学生“养成忠孝仁义信义和平之德性”,实现“和平反共建国”的目标,并要求教师利用一切手段,让学生养成“爱中国爱东亚之观念”。1940年4月20日,伪教育部长赵正平通令各中小学校,每周实行一小时精神训话,促进上述教育内容的落实。1942年9月,汪伪行政院通过《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大纲》,规定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职责是“指导并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使党义教育及新运精神能渗透于学生全部生活之中; 审查学生所阅读刊物及交友种类与平时之言论行动,以便明了其思想及生活,随时设法纠正; 用各种暗示方法,警觉学生以养成其民族意识及爱中国爱东亚之观念。”11943年2月,伪国民政府规定“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领袖言论、新国民运动纲要,为公民教育主要内容”。此外,还推行王道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等儒家著述,灌输“仁爱”、“王道”等传统思想。“选取孟子各章编入初中国文等科,俱以阐扬孔孟学说,提倡吾东方固有道德文化为主旨。”2“王道教育”其实质就在于加强传统伦理道德的灌输,割断与中国已经施行的各种类型或性质教育的联系,建立独立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消除人民的反抗意识和亲共思想。

   教育是国家的公器,教科书是完成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汪伪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教科书,贯彻实施其“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首先,对教科书实行“国定”,由伪教育部直接发行。汪伪加强教材管制,统一教科书,以国定为原则,并由政府拨款印发,供给各校。还筹备组织中国出版配给股份有限公司,加强教科书和出版业的控制。“将来出版业方面,印书需要之纸张,由该公司统行配给,所有该项出版物,亦归该公司一家配发”。在上海设立教科书临时总配给处,负责办理配给事宜,并于各重要地方分设支店或代理店。“所有固定教科书,统由该公司各地支店或代理店负责承销,并由友邦通知各地特务机关,对该公司配给业事务,加以协助。上海宪兵队本部同意发售之初中教科书。”3

   其次,调整中学教学内容,严格审查原有教科书。伪教育部学制及课程标准研究委员会制订规程,规定“中学方面应尽量减少外国语文及抽象数理之教材均添设授大亚洲主义及战时体制下所必需之教材以充实新国民之战时生活案。”4删除教科书中不利于和平与反共的内容。“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反共,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阶级斗争,或有足以引起阶级斗争的一切思想,皆当全部删除”,“又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和平,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民族国家间的仇恨,或足以引起将来的民族国家的仇恨思想,亦当加以适当修正。”5中等学校公民教学主要是让学生“皆明了和平反共建国之意义,肃清依赖英美观念,实行王道精神,与友邦联络,完成东亚和平运动等”。11940年8月,伪教育部公布了对初小、高小、初中等各类教科书审查表,删除所谓妨碍中日邦交的内容。凡有所谓“妨碍中日邦交之点应删除”,如“战地一日”、“抗战受伤的追忆”、“戚继光传”等予以删除。“济南惨案”、“五卅惨案”、“一二·八”等内容加以修正。汪伪集团通过篡改历史教材、国文教材,把对学生思想教育的重点放在“和平救国”以及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上。

   再次,在中学中添设日语,聘请日籍教师。此举目的是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培养亲日思想。1940年7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汪精卫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为此,汪伪教育部“规定初中以上学校将日语列为必修科”。小学废止英语课目,中学英语科目每周上课时间减少。以“切实纠正以英语为中心之传统”,排斥英美,“肃清依存英美之思想”。当时中学学科非常多,初级中学科目主要有“公民、体育、童子军、卫生、国文、英语、日语、算学、自然、历史、地理劳作、国书、音乐等。”高级中学各学期每周各学科主要有“公民、军训、日语、英语、体育、国文、算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论理、劳作等”。21942年7月,上海特别市决定添设日语并招聘日语教师,通令特区“各中小学于三十一度第一学期起,一律添设日语一科,初中每周四小时,高中二小时,并着各该校将添设情形具报。招聘日籍日语教师分发各校任教。订定招聘日籍日语教师任教暂行办法,规定该项日籍教师须受本会( 上海特别市教育委员会) 之指导与监督,及须服从任教学校校长之命令并遵守学校纪律。薪水由本会负担,暂定中学月给四百元,小学三百元,兼任两校者,不另支薪”。3

   在课外阅读书方面,以儒家著述为主。高中每学期指定课外阅读书籍以两部为原则。一年级注重写实文,如《孟子》、《左传》、《战国策》等书; 二年级注重论辩文,如《史记》、《汉书》、《论衡》等; 三年级注重学术思想及现代思潮,如经、子书及现代名人著作。初中每学期指定课外阅读书籍至少一部。一年级注重记事文如《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 二年级注重说理文,如《孙文学说》、《王阳明学集》、《郑板桥集》等;三年级注重抒情论辩及应用文,如《陆放翁诗词》、《名人尺牍》等书。关于课外阅读之组织方面,由教师分别就学生之志趣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兴趣小组,如读书会、文艺研究会、时事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

   此外,还通过体育、音乐等形式向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汪伪政府对体育极为重视,并把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到体育教学中,制定了详细的中学体育目标: (

   1) 健身目标,分为体格目标和生理目标。( 2)

   教育目标,含优良习惯、人生修养、公民道德三个方面。其人生修养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民族思想、牺牲的精神、勇敢奋斗的精神。公民道德包括自治能力、自信力、公正正直、诚实不欺、守纪律、互助合作等。汪伪教育当局规定每校每一学期内至少要举行体格检查三次。汪伪学校经常组织中日联合运动会,以增进中日“友谊”。“谨中日联合运动会系在京日本体育联盟邀同体育协会中日文化协会体育股等相互约定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藉以联络感情,观磨技术。”4音乐教育方面,1943年起,各中小学设音乐课,经伪教育部同意成立“音乐教育委员会”。各级学校音乐课程一律以“和运歌曲”为教材。伪宣传部编印《和平建国歌曲集》,供各学校使用。1943年之后,为统制音乐宣传,汪伪宣传部下令禁演抗日救亡歌曲二百多首。

   显而易见,汪伪调整教育政策的主旨是对日求和,消除阶级斗争思想,反对共产主义。“以和平反共为教育方针,且力图科学教育之向上,特重道德及科学教育,使青年因道德修养,阐扬我国固有的和平精神、才能,一扫抗战以来的浮嚣错误心理,排除阶级斗争思想,提高社会互助精神,共产主义自不克蔓延猖獗。”5汪伪教育方针或目标的实质就是“反共”、“亲日”,目的是淡化人民的反抗意识和亲共意识。

  

   二、教育行政的整顿

  

   汪伪政权建立后,教育行政系统基本上“仍悉国民党之前规。”汪伪教育部下设大学教育委员会、中小学训育实施委员会等; 各省市政府设教育厅和特别市教育局,行营及行政公署设教育处; 县设教育局,局长以下设县督学、教育委员等,分总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汪伪政权在基本继承的前提下对原国民政府教育行政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加强了教育行政机构组织控制。如伪教育行政机构规定,各级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措施必须要经过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审查;各级私立学校的建立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这种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主要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教育秩序,贯彻“和平反共救国”的教育方针。

第一,严格管理和控制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行政人员任免方面,汪伪政府详细制定了规程,对政治思想( 和平反共建国) 、学历,以及工作经验甚至工资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尤其对私立中学的校长有严格的要求,确保能实施汪伪教育政策。如江苏省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规定: “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以品行端正,尚深刻了解和平反共建国之意义并具有私立中学校长之资格。一、国内外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或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教育职务一年以上卓有成绩者。二、高等师范专修科毕业曾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私立各中等学校校长应由各该私立学校校董会聘任之并呈报县政府或教育局转呈教育厅备案。”汪伪时期的各地学校,往往以主管教育行政长官遇有更迭,校长即被任意撤换,学校教员不免因之连带调动,致使教师“不安心服务,直接影响个人生活,间接关系教育进展。”为保障教育工作者的稳定性,汪伪政府颁布规程,校长不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为进退,教员不随校长的变动而变更。中小学教职工服务保障规程如下: “第一条: 校长不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为进退。新任主管机关长官,在到任一年内,非事先呈准上级机关,不得任意更换校长,但校长为新任主管机关长官到任前三个月内所聘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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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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