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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

更新时间:2020-11-08 08:54:05
作者: 叶舟  

   摘    要: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族会便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新型形态。近代族会制度起源于上海,其建立并不是简单地给宗族组织披上民主的“洋装”,而是希望通过援引“合群”思想,让原本分散的家族成员意识到彼此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本着自愿的原则走到一起,结合成为具有参与意识的社会公众,将家族组织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以解决家族组织中面临的族长专权、族产产权“公”“私”不明等诸多矛盾。族会的出现,表明部分宗族面对时代大潮,努力做出相应的调整。族会并不应该视为当时宗族改良的普遍情况,但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宗族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关键词:族会; 近代; 上海; 宗族制度;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宗族组织,大致经历了从贵族的宗子制到民间的族长制的形态变更,1到近代,宗族组织形态又发生新的变化,族会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新型形态。

   所谓“族会”,字面上的意思即宗族的聚会。“族会”一词,并不始于近代,《周礼》便有“族食族燕”之制,中古时一些世家大族间有“宗会法”相传。“族会”成为制度,一般认为源于北宋程颐,他主张祭祀始祖,曾引其师李籲之说,积极倡导族会:“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一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2在他的倡导下,族会渐成风尚。明中后期,许多族规宗约皆可见族会之法。嘉靖时,浙江鄞县张氏族约规定,不仅祭祀祖先之后合族会食,“凡冠以告成人,婚以谨继世故,宗族毕会,燕享所不废矣”。3杨庆堃认为族会有助于让族众“深切感受到一种群体意识”,“通过所有家族成员参与的仪式,家族不断地强化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4

   除了这种宗族内的礼仪性聚会与联谊活动之外,还有一种宗族内部的会社组织也被称为“族会”,即族众内部醵资创办的会,广泛存在于徽州、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活动内容涉及民间信仰、经济活动、祭祀祖先、修谱修祠乃至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代代赓续,相延成俗。明清徽州地区举凡“旧姓世家”,“富庶则各醵钱立会,归于始祖或支祖”。5郑振满在研究明清福建宗族组织时也注意到这一点。6刘淼指出,这是一种宗族内部的祭祀性会社组织,其活动主体是宗族内的继嗣群体,载体则来自宗族系统内的房、派单位,这种“族会”集中了“会”内成员的私人财产,并可以组织从事营利活动,是对宗族功能的补充,由此也突破了宗族“房”“派”系统。7林济认为这种宗族内部的“族会”体现了“血缘宗法族权与宗族公产管理权一定程度的分离”,“可以有效地防止血缘宗法宗族长对宗族公产的侵夺,使宗族公产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凝聚力,这也是徽州宗族强固的一个重要原因”。8

   近代意义上的族会则起源于上海,最早由上海的王氏、朱氏等家族于光绪末年创立,此后影响波及全国,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家族都有建立族会的记录。一般认为,近代的族会与传统社会的族会有很大不同,是以近代社会团体为标准建立起来的组织,其兴起和繁盛与近代思潮进入中国息息相关。冯尔康先生最早对近代族会进行研究,他利用《曹氏族谱》等资料指出,族会虽然仍然是家族组织,然而不同于传统的宗法性家族,它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民主管理原则及办法,是20世纪上半叶民主型家族的标志,这是一种偶见现象,是家族从宗法专制向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开始。9杨桢延续了他的观点,认为族会的出现代表着传统家族组织的一种衰败,同时也是对传统家族组织的一种继承与革新,是传统的宗法性较强的家族组织在新的社会环境冲击下的变异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逐渐向民主性的家族社会团体的性质演变,使传统的家族组织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10汪兵则认为,族会并不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地方民主权力机构,而仍然是中国式的、建立在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父家长集权组织,绝不可能意味着宗族宗法制本质的转变,充其量不过是君主立宪思潮在宗族中的缩影。11杜正贞指出,这种宗族组织民主化的变化,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宗族头面人物受到近代民主观念或西方议会制影响的结果,而是在近代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观念全方位的巨变中,宗族需要寻找“宗法”之外的,新的权威来源,“民主”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成为他们的主要选择。12总体而言,在冯尔康先生之后,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并未能有太多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史料搜集不充分,缺乏细节的描述,导致对族会的起源尚未厘清,对族会建立动机的梳理尚嫌简单,过于关注于思想层面等,除杜正贞的研究外,基本上未将其与近代法律、产权制度的变迁相联系。这其实也是学术界对近代宗族变迁的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缩影。本文便拟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对近代族会的起源、发展变迁及其形式、特点进行讨论,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从事家族立宪”:近代上海族会的源起

   关于族会的起源,冯尔康先生等均依据1925年刊印的《上海曹氏续修族谱》中的《族会缘起》。该文云:“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苏松太道袁树勋准绅士所议,撤南市工程局,设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冬十月,实行地方自治。邑王氏、朱氏仿其意,集族人为族会,从事家族立宪。宣统元年十月,润甫公于宗祠崇孝堂先后两次邀集族众决议仿行,拟具简章。十一月朔冬至,祠祭聚族通过简章,公举职员,正式成立。民国七年七月由临时大会公决,添举契券保管员。十三年六月,复由临时大会修改简章,通过施行规则。添举职员分任诸务,相延至今。”13据此,曹氏族会成立于1909年,而在此之前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王氏、朱氏”仿“地方自治”之意先成立族会,“从事家族立宪”,可知上海最早的族会当由王氏和朱氏家族创立。

   今王氏族会情况限于资料,尚无可考。朱氏族会相关内容则载于1928年刊印的《上海朱氏族谱》中的《族会缘起》一文:

   上海族姓无我朱氏大,祭田、义庄、家庙、坟茔、粲然秩然,亦无我朱氏之详且备者,非先人物力之厚,风义之高,曷以臻此盛轨。乾嘉之际,中国民丰物阜之时也,我朱氏亦号称极盛。道咸以后,族运中衰,驯至生计艰难,丁口衰耗。民不足则不暇治礼义,庙貌荒顿,几同废刹,义庄颓弛,尽饱私囊。凌夷迄于光绪之季,而族运之否极矣。同人等发愤私议曰:“今日文明国民无不视国事如家事,视国人如同胞,我辈视切己之家事,血统亲密之同胞乃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毋乃枉自菲薄,贻祖宗羞与?”乙巳夏,征集同民发起改良族制之议,大会族人于宗祠,演说主旨。虽为舆论所挠,未及果行,而此志固未尝少懈也。荏苒数年,以及戊申之岁,内讧迭起,外侮交侵,稍具天良者,无不言之扼腕。同人等呼祖宗在天之灵,重申前议,创立族会,拟具草章,请于前知县李公批准施行。即于是年十二月有投票法公举经理、议员若干人,邀请邑董监视选举,是为族会成立之始,距发起之岁已四年矣。14

   由上文可知,朱氏族会确实发起于1905年(乙巳夏),但实际当时“为舆论所挠,未及果行”,而“重申前议,创立族会,拟具草章”则是1908年(戊申)末,而由知县批准施行,则已经到了1909年。紧接着曹氏家族在同年一并也创立族会。曹氏和朱氏两个家族渊源颇深,清代便有多次联姻,关系密切,著名学者朱文赤之女便嫁给了曹氏的曹树杏,另外曹鸿焘曾与朱文煜共同创办同仁堂。15朱氏家族以郡望命名其族会为“谯国族会”,曹氏族会同样以郡望命名为“沛国族会”。曹氏族会的创办应该受到了朱氏族会的影响,其相关制度当也有所借鉴。

   如前所述,曹氏族谱曾提及,族会创始是受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地方自治”的影响,才推动了相关家族“发起改良族制之议”。据《上海市自治志》所载,曹氏家族的曹骧(润甫)和朱氏家族的朱树恒(久叙)同为自治公所的第二批议员,曹骧同时还是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议员。可见,受到地方自治的影响,“改良族制”确实是创立族会的直接动因。也正基于此,学者一般都认为,族会是那些较早接触西方思想的先行者受到西方议会制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而成立的。然而仍有必要进一步细究曹氏、朱氏家族创立族会的更深层动机和背景。

  

   二“洋装”背后:改良族制的动机探析

   在清代,曹氏和朱氏俱是上海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曹氏曾经产生了曹垂璨、曹一士、曹锡宝等清代名臣,被称为“江南数望族者,殆罕有其匹”;16朱氏则自称“上海族姓无我朱氏大”,也产生了如朱文赤、朱增沂等学者。同时,朱氏和曹氏家族很早就有较为完善的宗族组织和祠田、族产,并一向积极投身地方公益事业,事迹载入地方志书。试举数例:乾隆时,朱氏家族的朱之淇以贸易发家后,便投身慈善事业,乾隆二十一年(1756)岁饥时倡施糜平籴米,秋大疫时,舍櫘以千计。又慕普济堂善举,储银三千两,命子侄俟有倡者资其事。其弟朱之灏捐修敬业书院,增建育婴堂房舍。朱之淇次子朱朝坤增置义田。17朱文煜承父志母命,倡同仁堂公所。朱文燽于道光七年(1827)独力修葺宗祠,卒后,妻许氏、子朱增楷遂捐置南汇县田千余亩为义庄。18而曹氏家族曹炳曾捐资育婴,夏月施帷帐,晚年与其兄曹炯曾创置义田。曹炳曾子曹培廉于宗祠祭田外增置义田,为族建义冢瘗无后者,岁助育婴堂。19曹树珊赎公产,迁祖坟,葺宗祠,修族谱,皆独任之,又董理同仁堂,合并辅元堂。太平天国时总办团练,留养难民。20

   到了晚清,这两个家族又得风气之先,很早便接触到西方思想。主导朱氏族会创立,撰写《族会缘起》的朱澄叙便是其中代表。朱澄叙(1850—1911),字彝伯,号问渔,族谱对其经历语焉未详,仅称其为本省乡试荐卷生,不过载明他是著名学者蒋敦复的女婿。21蒋敦复与王韬、李善兰相从甚密,有“海天三友”之名,又曾助慕维廉译《大英国志》。22应该借由蒋敦复这一关系,朱澄叙很早便接触到了西方新知。根据相关资料,他早年肄业于格致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李鸿章曾就“中西格致之学异同”论题,考校上海格致书院学生,朱澄叙和钟天纬便列名获得超等奖励的学生名单当中。从朱澄叙留下的答卷中便可知,当时他对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已经非常熟悉,而且能够深入到理论层面。如对培根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便极推崇,认为其“创为新论,谓穷理必溯天地大原”,“必心力与机器互用,方可得其实据”,“而更试验其所行之事,而强识之,辨虚诬而归真实”。对演绎法和归纳法也非常了解,指出“爰是设立二法,曰心机料理(即演绎法),曰天地阐义(即归纳法),一以辅助格致之学,一以研究万物之理”。23族谱又载明,继朱澄叙负责族会族产的其子朱树翘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为青年会总校长。24根据惯例推断,朱树翘应为教徒无疑。

类似情况在曹氏家族中同样存在。曹氏沛国族会的最早倡导者“艺心公”曹基增(1844—1909),字龙山,曾为工部局的绘图员。25另有曹钟秀(1839—1908),族谱称其“精西法绘图”,后“入江南制造局,译出《汽机必以》《化学分原》《器象显真》《轮船布阵》《测地绘图》《兵船炮法》《西艺知新》《井矿工程》《格致启蒙》《电学》《声学》《化学考质》《西药大成》《考工记要》《测绘海图》《法律》《医学》《无线电报》《物理学》等书,载邑志”。26族会首任议长“润甫公”曹骧(1844—1923),早年即入外国人所设蒙塾习中西文,同治初年入英租界工部局任译务,曾著《英字入门》行世,为英文字典之始。光绪初年,被聘任县署译务,光绪十二年(1886)为英法公使刘瑞芬随员。27由此可见,曹氏和朱氏族会的创始人均是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近代西方思想非常熟悉和了解,其创办族会并不是所谓“一个步入十里洋场的乡绅”为了要入乡随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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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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