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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20-11-03 23:28:36
作者: 刘瑜 (进入专栏)  
正因为美国政治的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成分,它也招致了许多人对美国“虚伪民主”的批评。达尔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和列文森的《我们不民主的宪法》,都批评美国的宪法不够“民主”,而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起源》干脆将美国宪法看做一个有产者维护其权益的“反革命”文本。

   至于描述美国政治如何被精英和财团操控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从林德布罗姆的《政治与市场》到吉伦斯的《财富与影响》,或是巴特尔斯的《不平等的民主》,都批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影响力不平等。

   尽管在理据上变得越来越艰难,但也不乏为美国政治中精英主义辩护的声音。《民主的反讽》一书认为,精英主义是美国民主得以良好运行和延续的“秘密”,而这正是美国民主的反讽之处。

   作者指出,由于精英往往比大众在政治上更加宽容,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镜像式地反映最主流的民意,而不是“掺入”了很多精英的理念,那么自由式民主或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经济学家Caplan也指出,如果美国的底层民众投票率和中上层一样高(事实是前者低得多),那么美国的经济政策会“不理性得多”。甚至Gilens的研究也可以潜在地推出,如果美国的公共政策更贴近“底层民意”,它会比现在更排外、更不宽容。换言之,尽管自由式民主的实践放大了精英的影响力,但是它增加了美国政治的理性程度,而这种理性是美国政治得以健康运行的“秘密”。

   尽管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有限,它绝非无足轻重。事实上,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不但存在,而且很多时候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

   或许可以将第七任总统杰克逊当做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起点。选举权在杰克逊时代显著扩大——成年白人男子基本上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普选权,“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一词被发明,成为“大众民主”的代名词。

   杰克逊本人从登上美国的全国政治舞台开始,就以一个“反精英建制、代表普通民众”的面目出现。他将自己1824年的落选归结为当时的“精英建制”的“腐败交易”,而他在1828年上台后,力推具有民粹色彩的主张。经济上“反对富有银行家”,极力推翻第二国家银行(1836年成功关闭该银行),并大力倡导贸易保护主义(1828年关税法案为其表现)——此为左翼民粹主义的先声。另一方面,他又推行种族主义政策,“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所谓“血泪之路”的开端)即是其政治成果——此为右翼民粹的影子。他任期开创的政党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即胜选后将数以万计的公职当做战利品向其支持者分配,更是其民粹主义倾向的直接体现。

   19世纪末“人民党”(也称民粹党)的兴起,是美国民粹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重大节点。人民党崛起是美国社会对迅猛工业化的一种政治反应。1880年代,针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歉收以及信贷不足等问题,农场主联盟(Farmer’s Alliance)成立。该组织于1890年代初发展成人民党,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James Weaver,并赢得了约100万张民众选票。人民党和民主党1896年共同推出总统候选人William J.Bryan——被视为当时最叱咤风云的演说家,曾数度参选美国总统,1896年仅以微弱劣势败选。1896年人民党并入民主党。

   总体来说,人民党的议程是左翼议程。他们要求银币的扩张供应(而金融界出于通货膨胀的恐惧而反对)、累进税制、铁路的国有化、参议员的直选等,其不满主要针对“华盛顿精英”“工业资本家”以及“东岸金融家”。Bryan打出的政治纲领也是反对金钱权力、反对大银行和托拉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自由银元以及征收收入税和遗产税等。但是,该党又不乏排外、反移民的右翼议程。Thomas Waston(人民党1896年副总统候选人)极力反对当时大量涌入的意大利、波兰、犹太人移民,将其斥为“旧世界中最危险、最腐败的力量”。

   或许因为主流政党对激进力量议程的吸收能力,或许因为不同时代的“民粹”的定义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并不兴盛。对于右翼来说,无论是老罗斯福的“进步党”,或是小罗斯福的新政,更不用说Huey Long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而对于左翼来说,反共的麦卡锡势力,George Wallace这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更不用说3K党这样的势力,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体现。1990年代的“佩罗旋风”也被视为一次新的民粹主义抬头——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近20%的大众选票,是老罗斯福以来美国第三党所获得的最大成就,而他的政治纲领也以“反精英建制”为其标志。

   从美国民粹主义的简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往往相辅相成、如影随形。这种相辅相成或以直接结合为表现形式,比如杰克逊或者人民党的纲领;或因防御心态相互激发,比如进步主义时代,保守的法院势力激发左翼进步党的兴起,而罗斯福新政后左翼势力的兴起又激发麦卡锡主义。美国历史上,我们很难见到一个时代左翼或者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存在,它们往往相互激发甚至相互恶化。

   第二,民粹主义的政治后果未必一定是负面的。很多历史时刻,虽然民粹主义政治家败选,他们常常能将自己的议程——通常是打折版本——纳入到主流政党的政治议程当中,从而构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比如,人民党虽然最终解散,但是它的许多“进步主义”议程被纳入民主党;同理,佩罗1992年虽然败选,但是他得以将自己的“预算平衡”理念推入两党竞争的议程。很大程度上,民粹主义是一种“信号灯”机制,其闪烁的光亮构成一种政治报警。尽管全盘采纳民粹主义纲领往往是危险的,但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一些温和版本的民粹纲领不但增进政治的代表性,而且可能通过预防革命维持秩序。

   第三,就总体趋势而言,美国政治当中的平民主义色彩越来越强,而精英主义色彩越来越淡。尽管许多人谴责“美国堕落了”,似乎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更民主的“黄金时代”,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事实是,纵向而言,当代几乎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当然,这是就长线整体趋势而言,不排除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存在着反复和退步。)

   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反映:普选权的扩大化;竞选资金自1970年代以来的逐步规范化(美国对选举资金的系统规范起始于1971年“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此后对个体、组织的政治捐款数额和透明度才有了系统规范。当然,针对这个法案各个条款的斗争,持续至今。);政党提名候选人方式的民主化(初选的出现);议员“深入本选区、走群众路线”的密度显著增加;美国福利制度的稳固化;等等。

   尽管历史上美国曾经兼有过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但左翼留下的政治遗产显然比右翼思潮更有持续性——麦卡锡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臭名昭著”,种族隔离主义者多年以后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两位进步主义罗斯福总统都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制度和政策影响持续至今。这是理解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总体性背景。

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

   当代美国,左翼和右翼两种民粹主义都在强化——至少他们彼此认为对方是民粹主义。就左翼民粹主义而言,很多人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后来的“桑德斯旋风”是其表现。就右翼民粹主义而言,则先有茶党运动,后有川普现象。

   川普的政治崛起是这一政治戏剧的顶峰。他关于构建美墨边境高墙、暂时中止穆斯林移民的政纲,加上他“刺激性”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言人,而他高位的民调支持率,更是令许多人目瞪口呆。人们追问:美国怎么了?

   两种民粹倾向各自的根源并不相同。要理解当代美国右翼民粹的根源,必须从美国左翼民粹说起,因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应对。概括而言,左翼民粹倾向的土壤,在于“权利观念”的不断泛化,而不断上涨的权利预期与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之间的裂缝和张力越来越大。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则很大程度是对美国左翼自由派在长线历史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一种反弹——它之所以演变成民粹主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翼民众认为右翼“建制派”对于左翼的挑战应对无力。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是因为左翼越来越无法容忍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秘密”,而右翼对左翼“节节胜利”的趋势产生强烈的怨恨。

   如前所述,就中长线历史而言,相比保守右翼,自由左翼在美国主流政治中留下了更持久的遗产。无论是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工保护法案、累进税体系,还是约翰逊时代的医保体系、平权法案和扶贫项目,或是1970年代的联邦选举法案以及女性堕胎权,更不用说在联邦制中联邦政府的逐渐坐大,都早已成为美国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无论是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还是镀金时代的经济放任主义,显然处于衰势。

   推动这一变化的,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观念变化。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20世纪的后半叶西方世界出现了一场“权利革命”——无论是黑人、女性、同性恋甚至儿童、动物,其权利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权利观念的扩展不仅仅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也深入经济和社会领域——无论是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还是不断扩大的福利和扶贫项目,都是这种扩展的表现。“福利”逐渐成为一种“权利”。一套越来越细密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也作为这种不断拓展的权利观的衍生物出现——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开始发布“正确用语”指南,其中一份甚至称“美国人”(American)应该成为避免使用的用语(The Real Danger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Washington Post,2015.7.30。当然,由于引发批评,这份指南最后被从校方网站撤销。)。

   尽管里根时代开始的所谓“保守主义回潮”,一定程度上让这种“自由左翼上升、保守右翼衰退”的趋势刹车,小布什政府的八年更是一度让许多人为“新保守主义”的再现惊恐,但这种刹车更像是历史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前进过程中的“退一步”,而不是对历史趋势整体性的逆转。事实上,里根和小布什时代到底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平台期”还是真正的“逆转”,都并不明确。经济上而言,里根时代只是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停止上涨而已,而不是使其真正下降,而小布什政府医疗改革的思路其实合乎“进步主义”。

   有趣的是,不断拓展的权利和福利并没有平抑自由左翼的不满,反而滋养了当代的左翼民粹主义。这一点看似费解,实则并不难理解。现实的变化速度跟不上人们“权利预期”的上涨速度,因而尽管权利和福利总体而言在改进,但是左翼的“相对剥夺感”在强化。这一“相对剥夺感”的后果,是美国政治中持续了数百年的精英主义成分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左翼民粹认为,福利和扶贫措施乃至平权法案还远远不够;对商业和金融精英的管控和税收远远不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令人愤慨(哪怕整个社会总体而言都在变得更加富裕)。而最糟糕的,是“富人”比“穷人”的政治影响力更加显著,似乎“权利平等”必须带来“影响力平等”才合乎正义。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桑德斯现象”的基本背景。

当左翼从其理想主义的权利预期出发,看到的是精英主义劫持了美国的民主;右翼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在他们眼中,美国政治历史是一个“自由左翼节节胜利、保守右翼节节败退”的历程。古典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早在1930年代随着“洛克纳时代”的终结而终结(洛克纳时代是指19世纪末到1930年代,当时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捍卫市场契约自由、反对劳工保护立法”的判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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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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